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析论

“情感结构”是威廉斯讨论最多的核心概念,指一种当下的、现实性的、不断变化的和具有某种建构意义的社会或个人的共同经验,具有总体性、多义性、主体性、建构性的特点。每一代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对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做出反应,并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情感结构”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关键词”。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威廉斯文化哲学的理解和评价及一般文化研究、文化哲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论李清照情感世界的“缺陷”

长期以来在李清照的研究中,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了李清照情感世界的“缺陷”,并由此判定漱玉词社会意义不大。本人以为,不能简单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评判,而要历史地、全方位地考察其“缺陷”的特点和意义。首先应从女性的特点及其时代条件、人生遭际的具体情况出发,探究其“缺陷”的具体内涵,而后在此基础上客观地评说这种“缺陷”在李清照所构建的艺术世界里所起的作用,在成就一代女性艺术大师的过程中所占据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现代作家的家园意识及其民俗呈现——以鲁迅、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老舍等人为例

在现代文学中,民俗叙事和家园意识是作家们通常表现的两个重要主题,前者成为后者的载体,而后者又构成前者的旨归。从"五四"时期的鲁迅、周作人等人,直到2、30年代的废名、沈从文和老舍等人,他们都钟情于对民俗的叙写,以此来寄托他们深厚沉实的家园意识。     

关于“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问题的讨论

“台湾意识”中的“悲情意识”在“台湾意识”的政治转化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的“台湾意识”是排斥“中国意识”的，是某种程度的“独台意识”甚至“独立意识”。“台湾主体意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强力鼓吹、宣传、政策推动塑造的，是人为建构的，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台湾意识”的另一表达，其实也是“台湾国家意识”，其核心是强调台湾的主权独立性与国家性，是排斥与对抗中国的。     

论寻根文学主体的构成及特点

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鲜有人对它的主体进行研究。它的主体包括作为寻根先导的少数老作家、寻根主体部分的知青作家和寻根独特部分的少数民族作家。由于寻根文学作者不同的独特感受和各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审美理想追求,使他们在主体的不同类别里又有区别。老作家的寻根主要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爱好有关,其寻根更多地带有不自觉的特点;而知青作家的寻根是出于身份认同的需要和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合适的接受场,因此担当寻根文学主体重要角色的不是文化底蕴深厚的老作家,而是文化底子薄弱的知青作家。而少数民族作家的寻根既是对长期封闭心理的反拨,也是对民族文化沉落的焦灼,还不免带有跻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急切。     

澎湖民间故事中的艰困意识

民间故事作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的体现其集体意识的文学作品,本身具有传统性,它的内容往往因为流传地自然环境或人文背景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这些变化也会适度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澎湖民间故事体现的是澎湖早期居民对食物缺乏的反映。民间信仰显现的艰苦情境、男性婚配之难和女性婚后生活之苦以及其“小地方出大人物”的心理期盼的艰困意识,也表达了当时人突破困境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艰困意识发挥着提醒澎湖人不忘本,对未来充满期望,努力创造新生活的非凡影响力的作用。     

论编辑的主体意识

编辑主体意识是编辑活动作为一种创造性工作的本质的规定性,是对编辑劳动实践本质和规律的抽象和概括,是通过编辑活动而发展自我的一种自觉的能动的意识。它包括编辑的自主意识、创新意识、权责意识和人格意识。     

魏晋志怪小说中的主体审美意识

志怪小说是魏晋小说的主流形态,它的基本表述手法是记录、写实,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表现出明显的不自觉性。但这不等于说志怪小说中没有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透过小说的具体内容,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深深潜藏在小说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意识就是饱含着魏晋时代气息的情感与愿望,具体表现为对自在自为的生存状态的向往、对长生的希冀以及对大千世界的神往。     

主体意识、"本土化"与文学超越--当代西部小说与西北地域作家群考察之二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西部小说大致经历了从"合唱"到"追赶"再到"沉寂"的过程.随着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西部小说也逐渐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追求.通过对这二十多年中西部小说所走过道路的考察,旨在反映西部作家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于文学"本土化"的自觉追求以及为寻求文学超越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试图深入历史的肌理,通过对于影响文学发展的内部、外部环境的考察,指出西部小说在1990年代之后所表现出的新的创作倾向,并为新世纪西部小说的再度崛起提供新的方向.     

“第二届海峡两岸民间文艺学研讨会”论文三篇：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郑振铎、赵景深及其他俗文学派学者论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出现过许多流派而非一个流派.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是一个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的流派.这一派的确立,以郑著<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为标志.他们的研究对象,除了狭隘的民间文学(如神话、故事、歌谣、谚语、俗语等)外,还包括了历史上曾在民间口头流传后来有了书面文本的戏曲、变文、弹词、鼓词、宝卷等.这一派在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建设上贡献殊大.在研究方法上,早期他们吸收了西方人类学派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如比较研究,类型研究),后来部分地抛弃了或修正了西方的方法,而以文学的比较考证与内容的社会分析为特色.建国后的17年间,在"左"的社会思潮下,俗文学及其研究者受到了冲击,从而使这个学派受到了重创.     

西藏新小说之于寻根文学思潮的意义

西藏新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扎西达娃、色波等少数民族作家为代表的西藏作家创作的一类小说。本文以西藏新小说为研究对象,将它置放在寻根文学背景中,审视西藏新小说关注西藏地域文化、进行形式探索两个突出特点,以此呈现西藏新小说之于寻根文学思潮的意义。     

道德教育与道德主体意识的强化

道德教育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只有道德主体意识不断强化,道德成为行为主体的“自觉”、“自愿”,道德教育的作用才能真正彰显。本文从道德教育中主客体的关系入手,着重论述了强化道德主体意识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