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与李湘同志商榷

李湘同志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一文,牵涉到许多问题,我对他的看法是不同意的。下面提出我的意见,与李湘同志商榷。     

关于常熟“报恩牌坊”问题——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常熟“报恩牌坊”,是1862年建立的,罗尔纲先生认为是常熟人民对李秀成歌功颂德的一块石牌坊.在评价李秀成时,罗先生与一些同志曾用这个牌坊来说明李秀成是“爱民”的,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这个牌坊存在着谁建立的,为什么建立,是什么阶级歌颂李秀成的等问题。下面谈一些看法。     

“后现代主义无助于解决中国问题”吗——与张旭鹏先生商榷

后现代主义思潮既给人文社会各个学科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也在全球范围内散播、生根、发芽与结果.而《后现代主义无助于解决中国问题》一文对这一思想资源的理解陷入了流行的窠臼之中:过度夸大其解构维度,严重忽视其建构维度.以此为基础,该文张冠李戴式地批评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保守.虽然后现代主义不能包治百病,但它确实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借鉴.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与金景芳先生商榷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是:“井田只是公家的俸田,这是土地国有制的骨干”。“井田制是有两层用意的: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计算单位。(《奴隶制时代》第29、31页)。去年《历史研究》第二、三期发表了金景芳先生《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商榷》的文章,不同意郭老关于井田制的上述观点,认为中国的井田制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马尔克”公社;井田制的形式就是孟子的“八家共井”。我并不完全同意郭老的井田说,但尤觉得金先生的     

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兼与刘节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天人关系”問題,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課題。就今天的科学水平来說,这个問題当然不见得怎么复杂,不过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問題而已。但是在古代,事情就不那么簡单:一方面由于科学知識的限制,古人对“天”往往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另方面在阶級社会中,統治者亦往往利用“天”作为維护他們統治的思想工具。因此“天人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就不单純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問題,在这里亦交織着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或者可以說是交織着阶級斗爭的关系。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每一位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看法,都与当时的阶級斗爭有     

关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及其实质——并答复和求教于孔经纬先生

“理论战綫”1960年第5期发表了孔经纬先生的“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经济实质”一文,对我们编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二讲,提出了批评的意见。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清代闭关政策的实质是有启发的。我们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第二讲中关于     

关于“陈风”“月出”篇——与高亨先生商榷

讀了高亨先生对“詩經”中“陈风”“月出”篇的新解和他的几篇答辯文章以后,觉得还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现在就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是否有当,尚望高先生和讀者們不吝賜教。高先生在为答辯王迺揚先生的批評而写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中說:“我理解此詩的主要根据是此詩第二章說:‘佼人(忄刘)兮’。旧說‘(忄刘)好貌’。而陆德明“經典釋文”載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他认为“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于是便从“尔稚”、“尚書、“詩經”、“逸周書”等古籍中找出了“刘、杀也”的古訓,并又根据第三章的“燎”的本义是焚燒,从而便認为第一章的“僚”乃“繚”的借字,于是便構成了“     

岩画的“艺术”问题——兼与石华龙先生商榷

本文基于石华龙先生批判阿纳蒂教授岩画的“艺术”是“早期智人艺术自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并得出“史前岩画并非原始的绘画艺术,它只是生活在史前时期远古人类图式交流的一种文本遗存”,笔者以此为出发点,根据石先生引用的材料、对阿纳蒂的认识和史前“艺术”的理解三个方面给予了论述,认为石华龙先生的有些推论是武断的,并就岩画的“艺术”向石先生求教.     

命题与问题:关于“后文学时代”——兼与黄浩先生商榷

"后文学时代"的提出着眼于信息技术和教育普及所导致的文学对人们新的作用以及人们对文学新的态度,显然有其值得重视的一面。但是这一命题中对"经典文学"的笼统消解又有着对真正经典和真正创造的消解倾向。同时,对一些"后文学"现象的强调也可能遮蔽了这一时代应有的文学精神。     

关于“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与吉敦谕先生商榷

《江汉学报》今年九月号发表了吉敦论先生著《糖和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一文。吉先生说:“我国蔗糖的制造始于汉代,不是始于唐太宗时。”吉先生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下列四部书:一、梁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吉先生所提出的论据中,这点最重要。因其中有“     

关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与史进先生商榷

《关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一文系作者1964年旧作,但所论之五题,均为当前我国民族学界所尚未完全解决之重大学术问题。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也谈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与邬剑同志商榷

邬剑同志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上发表的《民族形成上限问题之再探讨》一文中,提出了他对民族形成上限的新见解。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在原始社会,具体地说,民族的形成“大体上是在氏族形成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即氏族‘继续发展起来’的时期或至其‘全盛时代’,而不会更晚”。我们认为,邬剑同志的看法对于冲破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等传统观念的禁区来说,确实是一重要的探索,但是他的结论似尚有待研究之处,提出以下商榷意见,以利于开展讨论。     

关于“民族考古学”形成的时间与因素诸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85年第4期容观敻同志《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对我于83年春与梁钊韬教授合写的《论“民族考古学”》提出不同的看法,细读《容文》(以下为行文方便、简称《容文》)觉得与之有些根本分歧。“民族考古学“在世界上形成较晚,对我国来说,这也是个新的学科。通过多次地探讨,不同观点进行交锋,无异,对形成和建立我国的民族考古学是有益的。现由我为文,     

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与伍纯武先生商榷

最近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三期读到伍纯武先生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没有可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鸦片战争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社会资金的积累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鸦片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不是原始积累过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是资本的转化和资本的积累,而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总之,伍先生全文的精神在否定中国历史上有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认定“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否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些看法,特提出来和伍先生商讨。     

关于形式逻辑的同一性问题与张世英先生商榷

张世英先生在“形式逻辑的同一性与辩证法的同一性”一文中,对于哲学界一些同志否认对立面的同一与片面强调对立面的同一的两种错误观点所进行的批评,我完全赞同。但是作者在阐发形式逻辑的同一性时,却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混为一谈了,这点我是不能苟同的。本文提出如下意见,以与张世英先生商榷。我们知道,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在历史上曾有着纠缠不清的瓜葛。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式逻辑遭受着形而上学的严重歪曲。在亚里斯多德以后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形式逻辑,实质上就是一种形     

关于孔子思想的几个问题——与杨荣国先生商榷

杨荣国先生的《论孔子思想》一文(见《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的中心论点就是:孔子的思想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奴隶制统治的,是保守反动的。这个中心论点好比一根色彩鲜明的线,贯穿着杨先生论述孔子思想问题的全部著作(从解放前出版的《孔墨的思想》一书、到解放后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再到最近发表的这篇《论孔子思想》一文,其中心论点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改变)。     

与傅庚生先生商榷“情思之本”的问题

一 讀了傅庚生先生解放后出版的“杜甫討論”(以下簡称“詩論”)并参考了先生解放前写的“中国文学欣賞举隅”(以下簡称“举隅”)和“中国文学批評通論”(以下簡称“通論”)等著作,感到这中間存在着一些問題,現在提出来和傅先生商榷。首先傅先生强调“情思之本”是作用着創作的根本性的东西,我們是不能同意的。如他在“詩論”中說: 杜詩之所以达到那样高的境界,由于他出于情思之真而屏絕了人为之伪(217頁。)     

关于戏剧性的构成——与董健先生商榷

董健先生的<戏剧性简论>是近年来戏剧性内涵研究的重要收获,他将戏剧性分成并列关系的"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和"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对后者内涵的揭示存在论述矛盾.这种论述矛盾源于对两种戏剧性关系构成的误认.其实这两种戏剧性之构成关系并不表现为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构成关系.二者间的构成表面呈现为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其内在呈现则表现为"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实质上是"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的舞台实现的关系.只有重新确认两种戏剧性的构成关系,才能使"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内涵得到正确揭示,从而全面理解戏剧性的内涵与本质.在明确这两种戏剧性的确切内涵的基础上,应当用"戏剧性"和"剧场性"定义这两种戏剧性.     

寻租、市场转型与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刘欣先生商榷

刘欣先生于2005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第4期,以下简称《基础》)和《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第5期,以下简称《制度》)两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新颖而独到的解释——“权力衍生论”,并根据2003年取自武汉的抽样调查资料对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笔者在细细品味两篇论文之后,认为“权力衍生论”的某些论证环节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在此希望就以下几个问题与刘先生商榷。1.寻租行为在社会分层机制中的作用:是“获利…     

关于“阴山”、“敕勒川”的地望——同周建奇先生商榷

周建奇先生对学术界公认的关于北朝民歌《敕勒歌》中“敕勒川”、“阴山”的地望提出了异议。考之于有关史料和旁证材料,“敕勒川”、“阴山”根本不可能在位于新疆“隶属于北庭都护府的叱勒州”,其地望也不会是“在准噶尔盆地南沿、天山北麓”的不毛之地。而考辨突厥语“ l”和吉尔吉斯语“ l”等词语并联系相关民族迁徙史,都证明周先生对“敕勒川”和“阴山”的地望的异议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