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平衡隐私保护与价值挖掘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隐私保护的法律设计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需统筹考虑我国数字产业的未来发展,平衡好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合理设计法律和政策尺度.借鉴隐私保护视角下,在数据治理中,美国、欧盟、新加坡的做法,提出完善我国隐私保护立法的基本原则与具体建议.     

隐私权过时了吗——数字社会隐私保护的困境与应对

隐私权乃维系人类文明之基石,然而数字时代的科技革命全面打破了隐私权功能赖以发挥的传统社会场景与制度规范,深刻瓦解了隐私权的功效,致使隐私保护问题在数字社会成为全球性的公共问题。面对愈演愈烈的隐私危机以及基本失效的隐私权,欧盟与美国分别另行建构风格迥异的个人数据/信息保护体系,将其作为隐私保护的先导机制。我国采取与欧美类似路径,淡化隐私权的作用,另辟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承接数字社会隐私保护的重任,虽有巨大的时代进步性,但仍需重点关注现存的法律体系结构混乱、碎片化立法等问题。     

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以公共数据为主要内容的电子政务建设,日益成为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向现代化政府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电子政务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差强人意,主要体现在政府不当收集、管理、公开公民的个人信息。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半空白状态,是政府信息权力与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之间呈现失衡状态的重要原因。我国应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做好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实现政府信息权力与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之间的良性互补与动态平衡。特别是要从源头规范、机构管理、机制评估方面入手,构建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     

隐私信息类型、隐私采集主体与个体隐私风险感知的交互作用研究

智能社会隐私关注与数据挖掘之间的博弈值得关注,而目前尚未厘清隐私类型、隐私采集主体和个人隐私关注之间的关系。通过一项针对160名大学生的4（个人信息类型：数字足迹信息、数字生活信息、人口统计信息和自我披露信息）×2（主体类型：人类和人工智能）混合实验发现,受试者最为关注个人数字生活信息隐私,对人口统计信息隐私风险的关注最弱。此外,受试者更信任向人工智能主体而非人类主体披露个人隐私信息。根据研究结果,从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宣教、督促企业履行法律和伦理义务、应用联邦学习和区块链隐私保护技术,以及建立隐私侵犯事后救济等方面提出建议。     

欧美隐私盾协议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欧美隐私盾协议为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提供更多的救济途径,加大了企业和美国政府的义务,对美国政府的数据获取进行了限制.该协议贯彻了欧盟网络安全战略,平衡了欧美数据保护政策,促进了欧美间跨境数据流动,有助于加快跨大西洋商贸往来.我国应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机构;完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监管制度和机制;出台跨境数据流动行业标准,加强行业自律;加强国际合作,构建中欧数据安全对话机制,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     

法秩序统一视野下“个人信息”的认定——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切入

个人信息已成为21世纪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不断涌现，成为当前刑事治理的重点领域。在司法实践中，混用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现象屡屡发生，影响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也关系着刑罚的处罚边界。“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对象，是刑民规范聚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应当尝试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价值指引下解读“个人信息”概念：在形式上，以《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基础，采取狭义的个人信息认定方式，将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隐私进行明确区分；在实质上，深刻把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内核，个人信息作为本罪的行为对象应当充分体现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法益本质，从而为实现信息主体的选择权和决定权提供坚实基础。     

隐私计算的行政法规制

隐私计算具有推动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功能,能够满足数据价值运用与数据安全保护兼顾的需求。然而,隐私计算也潜藏着数据合规风险、数据泄漏风险、歧视放大风险、数据群岛风险、信任瓦解风险,亟须通过法律进行规制。我国现行法律针对隐私计算风险的治理存在立法不完善、标准不统一、监管不全面、救济不平衡、引导不及时五大问题。行政法规制可以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治理,具有及时、灵活、系统等优点。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构建统一标准、巩固信任体系、强化监管力度、引导合规意识五大措施,可有效为隐私计算的发展系上“安全带”。     

美国健康信息隐私保护特点及其启示

美国通过建立完善的健康隐私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和健全的健康隐私信息保护机构与组织来保护个人健康隐私信息,形成了其健康信息隐私保护特点,对我国个人健康隐私信息保护立法、健康隐私信息保护机构与组织的建立以及完善大数据条件下个人健康信息的采集、传输和使用规则等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对策的思考

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数量迅猛增长,其经济价值显现的同时也面临被侵犯甚至引发犯罪的风险。面对当前公民个人信息受侵害的现实性与严峻性,以及相关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局限性,为了避免因侵害公民个人信息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刑事立法对其进行了规定。但在实践中,刑法在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时,存在对公民个人信息界定困难、犯罪主观层面设置不合理、犯罪行为类型概括不全面和对“情节严重”认定粗糙等问题,导致部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难以得到刑法规制,影响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为了进一步完善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有必要明确界定公民个人信息范围、拓展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观层面、延伸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类型、对“情节严重”标准予以明确。     

传播隐私管理视阈下社会化 媒体个人信息分享的边际困境

社会化媒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共享的虚拟仪式互动空间;人们被自我表露与交流的便捷性所驱动而参与到个人信息分享的传播行为当中,对风险的误判与感知钝化使得个人信息管理面临隐私悖论。传播隐私管理理论指出,信息传播形式的分散与人际交往圈层的模糊让个人信息分享的边际处于隐匿而变动的失调状态,对传播契约规则的商讨与对隐私保护体系及意识的强化有利于协调这种边际困境。     

中外移动APP用户隐私保护文本比较研究

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各类移动APP层出不穷,用户个人信息成为移动互联网多个参与主体抢夺的目标,个人信息保护成为网络时代的研究热点。一些国家尝试通过立法,保障网络上的个人信息。本文通过调研55个中文移动APP和20个英文移动APP的"用户隐私声明"文本内容,发现中文APP明显存在"用户隐私声明"文本框架不完整、服务商收集和使用用户信息的告知义务不规范等现象。     

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自律与监督

对个人信息利益、个人信息流转的调整可分为国家层面与社会层面,国家层面包括个人信息相关立法,专门、专业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监管,通过法的适用对侵害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社会层面包括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的个人信息契约行为,组织内部建立个人信息保护专员制度,相关行业制定行业自律规范,个人信息保护协会等社会组织、媒体舆论、社会公众的监督等。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行业自律机制是一种基于市场机制、基于市民社会内部的自觉自发、自下而上的机制,具有专业性、经济性、相对灵活性等优点。行政部门对个人信息流转的监管体现在对个人信息处理的事前审查与事后救济两方面,包括预先通知与预先审查制度、登记备案与许可制度、申诉与救济制度等。     

隐私政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研究

理论上,隐私政策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网站信息实践的通知,基于该通知,用户可以根据其个人隐私偏好,选择是否使用网站或在线服务,在极大赋予个人信息自主决策权的同时,有效地维护个人信息。然而在我国实践中,隐私政策作为一种公平的信息实践,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其本身因为存在诸多桎梏,导致用户的个人信息并没有得到预期的保护,例如隐私政策语言描述含糊不清、可执行性存在争议以及因为版本前后的不一致而导致的效力问题等等。隐私政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当以满足用户的合理隐私期待为目标,并结合我国相关规定构建起本土化的具体实现路径,从而推动和加强我国互联网的安全治理。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基础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2021年8月20日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将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并围绕其具体构建个人信息处理制度.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事由不仅包括知情同意,还可涵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敏感个人信息一经泄露或非法使用即会产生侵害权利的高度风险,其处理应受到严格限制.应在解释论上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处理制度,构建知情同意的动态信息披露机制,完善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事由,确立"原则禁止、法定允许"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原则,从而奠定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基础.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基础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2021年8月20日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将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并围绕其具体构建个人信息处理制度.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事由不仅包括知情同意,还可涵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敏感个人信息一经泄露或非法使用即会产生侵害权利的高度风险,其处理应受到严格限制.应在解释论上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处理制度,构建知情同意的动态信息披露机制,完善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事由,确立"原则禁止、法定允许"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原则,从而奠定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基础.     

数据隐私保护反垄断规制必要性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隐私保护成为质量竞争的重要维度,事关消费者切身利益,因而为现代反垄断法的多元立法目的所涵盖.构筑在"知情—同意"规则基础上的数据隐私保护机制在数字经济垄断市场结构下面临有效性危机且救济迟滞,而反垄断规制数据隐私保护具有监管效率上的差异性优势.数据隐私保护反垄断规制虽实属必要,却也面临理论与分析工具革新的难题、法律适用冲突以及价值平衡困境.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亟须以平台、数据、算法三元融合分析为基础进行重构,利用"共票"平衡数据隐私保护与利用流动背后的利益关系.在监管科技理念引导下,政府需要以大数据、区块链技术赋能竞争规制机构,构建敏捷型反垄断智慧动态监管.     

电子监控与公民隐私权保护

现代社会中,电子监控系统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它和公民隐私权有着紧密联系。政府机关、有关组织等不适当的使用电子监控会对公民隐私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和侵害;健全对电子监控系统治理方面的立法,规范对所获取信息的使用和管理,是保护电子监控下公民隐私的有效措施。     

互联网时代公民被遗忘权及其法制保障

在互联网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屡屡遭致侵犯,频发个人信息泄露现象,公民信息自主权受到了挑战.被遗忘权本质上是个人信息的自主权,是对个人生活与未来的塑造权利.为此欧盟和美国在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都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基本建立起来了完善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体系.我国应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将被遗忘权法定化;规定被遗忘权的权利义务主体、客体;规范行使被遗忘权的条件与例外;完善政府与市场合作的互联网数据监管,对公民行使被遗忘权时受阻做出法律救济.     

数据治理的行为法经济学转向：助推理论实现个人信息保护

虽然以“知情—同意”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下来,但“知情—同意”制度的实践效果一直备受非议,由此引发了对整个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有效性的质疑。“知情—同意”设计的最初目的是为人们的理性选择提供制度保障,但在现实的数据协商中却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行为,由此引发了对传统法律经济学视野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困境的思考。行为法经济学理论可以对人们在数据协商中的非理性选择作出合理解释,结论是选择框架的变化使人们偏离了最佳选择。对此,可以利用助推手段,通过优化选择框架的方式促使人们作出最佳选择。建议在中国的数据治理中融入助推理念,通过增加默认数据设置规定、禁止不合理助推、构建数据隐私标准评价体系等措施促进中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动员信用担保及其风险防范

在分析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融资困境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在此基础上从建立担保机构内控制度和外部监管制度,完善担保市场体系,鼓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代偿后综合运用有限介入公司治理、出售、置换、拍卖、资产重组、企业重组、债转股、证券化等方法进行资产运营,支持内生于市场发展中的企业间互助性担保机构和商业性担保机构,规范政府行为等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