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治理理念下农村幼儿园“镇村一体化”发展困境及路径

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既是国家人才战略的重要决策,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仍然薄弱。“镇村一体化”是以教育公平为出发点,以促进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为根本目标的教育发展战略,有助于消除园所之间保教质量的差异,加强对农村学前教育的管理。多元治理理念下“镇村一体化”发展存在四个方面的困境：治理主体角色困境、治理过程中的协调困境、各主体间认知能力失衡困境、持续互动的技术困境。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镇村一体化”的治理路径：做好镇村一体化治理组织建设、创新一体化治理制度、提高弱势治理主体的认知能力及积极主动性、创新治理技术、统筹县域内学前教育资源配置。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和推进路径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转变,决策权力如何在政府、高校、市场和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合理分配,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鉴于高等教育的多重属性,从理念、制度和能力三个维度对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构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高等教育权力格局,才能切实应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困境。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树立依法治理的治理理念,逐步完善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构建有序运行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提升高校自主管理能力;发挥多元主体智慧,提升多元共治的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多元主体评估模式：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发展方向

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由政府、利益相关者和第三方等主体构成的多元主体评估模式是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它对增强稳评主体的独立性、实现稳评过程的民主化、提高稳评结果的科学性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多元主体评估模式在实践中还面临着政府自闭性与其他主体稳评意识不强、多元主体稳评能力不足、制度保障缺乏等现实障碍。通过重塑政府治理理念和强化其他主体的稳评意识、提高多元主体参与稳评的能力、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稳评的制度体系,可以有效构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多元主体评估模式。     

组织引领与多元推进: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以广东省顺德区为例

文章从广东省顺德区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出发,从理论层面厘清基层治理的基本内涵和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参与现状与普遍困境;结合顺德发展实际,探讨地方社会背景下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成效与困境,尤其关注女性组织———妇联对于女性参与治理的凝聚与引领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对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促进与推动。以组织引领和多元推进作为两个方向,讨论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     

英国时间银行发展的特点及其政策构建

本文以英国时间银行的培育者和最具代表性的组织——Timebanking UK为研究对象,围绕其组织管理运营体系、政策保障体系开展了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英国时间银行以完善的制度体系保障发展,以多元主体参与体系促进发展,以现代化手段创新发展。结合上述研究,本文对我国发展时间银行的建议：一是推动时间银行制度化与标准化建设,二是推动时间银行多元主体参与体系构建,三是推动时间银行全国信息软件平台开发。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论析——以福州市为例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环境整治行为。以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实践为样本,分析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在初步探索阶段、试点示范阶段、重点推进阶段的不同推进情况,发现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存在主体困境、手段困境、资金困境、技术困境,影响了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构筑新时代垃圾分类协同共治新模式,能够化解垃圾分类治理碎片化困境,有助于实现不同主体与系统间的良性互动。各级政府需要从治理主体的责任划分、治理手段的灵活运用、治理资金的多元筹措、治理技术的协同共振等方面入手,因地制宜地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协同共治模式。     

食品浪费治理的国外经验和中国路径

食物供给事关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而世界范围内的食物浪费问题已严重影响各国经济的绿色发展。文章首先总结了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治理经验和策略，如推进政府间跨部门合作治理与食品产业链条中各主体合作治理的有机结合、改革食品标签制度、通过大数据构建食品浪费信息数据库、积极引导激励食品捐赠与食物银行建设等；然后分析了我国食品浪费现状与治理困境；最后提出依法治理、协同治理、多元治理以及激励治理相结合的治理路径，以充分发挥各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动性及各主体的多元参与性、增强食品生产和消费行为引导的有效性、推进法律激励因素的治理功能性，从而推进我国食品浪费治理的本土实践。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问题审视与路径优化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要求多元化主体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治理依据,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能够弥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其他主体的不足,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增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法律依据薄弱、治理中立性不足、治理作用发挥受限等困境,需要以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保持治理行为中立性、推动其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等方式作为破解之道。中国应当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发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及其政策纾解

责任困境正成为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难题,剖析其生成过程以及理性应对,有助于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价值,提升智能社会的政府治理效能,推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责任困境是一种程序化与过程化的问题,需从动态过程来分析,基于“信息—解释—结果”的分析框架,从避责、问责、追责的全过程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通过推进算法透明度技术创新,构建责任清晰的政府治理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智能时代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建立公共治理演练数据库,加强智能时代行政文化建设等举措,确保智能治理与公共伦理同步发展。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及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治理主体在功能定位、职责权限、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宗族组织、民营组织以及乡村草根组织等社会力量、组织的兴起与参与,又因价值取向、文化水平、自身利益等催化了乡村治理失衡.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以其显著的乡土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多元主体提供了主体认同;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功用,内化民众的思想,促进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和自治调控;以其独特的秩序意义助推乡村社会矛盾整合、多元主体价值观趋同以及各阶层利益归一,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以乡土文化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和公德意识,通过"文化+产业"模式推动经济、文化双赢,实现乡土社会的良性共治.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适应行政民主化潮流和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而协同学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形成机制应着力于从主体互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惩罚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构建,并从理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系统设计,即通过培育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理念,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和全面推进多元主体环境信息公开共享等路径来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成为农村治理的必然趋势。基层政府、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广大村民都成为农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由于我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次不彻底的改革,在农村治理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致使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遭遇到了种种困境。针对此,笔者从改革农村治理主体、完善多元合作治理体制两方面探寻实现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路径,这本身也是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路径进行探求。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后乡土社会视域下农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农村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迅速的解构,已由传统乡土社会逐步进入“后乡土社会”发展模式.后乡土社会视域下农村存在农民自我意识强化与传统治理模式矛盾、农村政治精英角色多重化影响其决策行动的公正性两大治理困境.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主动性、推动广大村民群体主动参与农村治理,同时建立完善的农村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以及农村文化建设及法制建设是化解以上困境的对策.     

论自动化行政中算法决策应用风险及其防范路径

自动化行政中算法决策应用仅限"三大类别",但仍无可避及与正当程序、行政公正等原则相背离之风险,甚至因不当或滥用而削弱行政裁量的能动性,最终影响行政决策的准确性而导致行政相对人权益损害等风险。算法决策"黑箱"性特征、数据质量瑕疵与相关制度规范缺失等是风险产生的客观成因,而行政主体对算法决策的不当操作与过度依赖是重要的主观成因。为防范该等风险、促进算法决策在自动化行政中的良性发展,在建构因应性的专门法律框架下,至少可从地位厘定、立法明定和程序控制等切入,以重申并坚定行政机关的主体地位、明确算法决策的工具属性,并明晰界定自动化行政中算法决策的具体应用场景,且须以比例原则先行完成系统预审,同时还须切实贯彻正当程序控制,在督进行政主体算法解释责任的同时,尽速完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     

农村公共危机事件的多元治理主体行为及参与困境分析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对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对农村地区公共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各个参与主体行为及参与困境进行分析,认为通过提高危机治理意识、加强主体间沟通、明确权责等措施完善公共危机应对的多元治理机制,形成各个主体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共同参与危机事件的治理。     

性别视角下算法权力异化的治理路径

凭借对强大的数据资源的占有,算法技术逐渐披上了“权力的外衣”,随之而来也打破了原有的“权利”制约“权力”的平衡,出现算法权力异化问题。算法权力异化背景下,看似中立的算法技术,通过自动化决策与自动化评分等方式,将传统社会固有的性别歧视隐蔽式放大,使得劳动就业领域的法律保护机制失灵,算法权力与劳动权利的互动失衡。为此,应搭建用于劳动的自动化决策的第三方对话机制,从多领域实现对算法性别歧视规范体系的结构性扩容,确立算法治理中人的主体地位,以避免算法权力异化带来的劳动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协商民主：村民自治过程中廉政治理的生长点

近年来,在多元利益分化、中国协商民主体系化、村民民主自治困境等现实逻辑下生长出的农村协商民主,有效推进了农村公共事务解决,拓展了农村治理新空间,但协商民主制约监督村级权力运行、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价值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事实上,协商民主这一价值体现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补充民主选举,规范权力生成方式;融入民主管理和决策,制约权力运行;推动民主监督,完善村级权力监督体系,因而可成为廉政治理新的生长点。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廉政治理中,还需加强协商民主自身建设：衔接高层协商与基层协商,创新协商民主具体路径;改善农村政治贫困,培育协商主体公共理性;构建协商民主制度,规范村民参与程序;准确定位参与主体,保证协商民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