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汽车道德归责困境及其消解

自动驾驶汽车道德归责困境主要体现为责任主体层面的“责任空缺”、责任承担层面的“惩罚空缺”以及责任分配层面的“多手问题”与“多物问题”。道德归责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自动驾驶系统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和人—物协同性，难以运用传统道德责任观进行归责。道德归责困境消解的关键在于拓展传统的道德责任观。要实现对传统的道德责任观的拓展，一种可行的尝试方案是设立“AV法人”,以此实施人—物集体担责，关注责任受体，进行责任前瞻。     

无人驾驶汽车的伦理困境及法律规制

结合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在实践领域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聚焦伦理难题在应用领域的法律问题投射,总结无人驾驶汽车领域现存的法律缺位。基于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关联性与递进性,从伦理和法律两个角度对无人驾驶汽车引发的问题进行诠释。建立机器学习规则框架下合理的伦理规约,提出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制的建议,即完善与现行法律的衔接、构建风险防控机制、加强立法与专业技术的结合、保证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以期推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法律规制的完善。     

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期待"问题意识的革命",其要义是由精神世界中"道德的独舞",进入对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的哲学诊断及其精神形态的追究。三次持续调查的海量数据显示,当今中国社会呈现"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群体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问题轨迹"的精神节点。人的精神世界中逻辑与历史地内在分裂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伦"的两极;"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的"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人格的两极。一旦现实条件具备,可能便转化为现实。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不是西方式的伦理形态或道德形态,而是伦理与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伦理—道德形态",它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中国形态"。在伦理上两极分化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背景下,必须将"道德问题意识"推进为"伦理问题意识",建立"伦理—道德问题意识",达到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建构。     

德—法整合的法哲学原理

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方法论和价值观难题 ,只有在以有机性、整体性为方法论 ,以社会文明的生态合理性为价值观的法哲学的辩证体系中 ,才可能获得理论解决。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由此展开为“必须”—“应当”合一的逻辑结构、“家”—“国”一体的历史结构、伦理—政治生态的现实结构。三者的统一 ,就是法哲学的辩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道德与法律 ,德治与法治 ,得到了逻辑、历史、现实的整合。     

信息伦理道德物化研究的实现逻辑与道德价值构建——以ChatGPT为例

在信息伦理中,保持人的主体独特性、自由性是首要问题。技术哲学内在转向的代表性思想道德物化理论可为信息伦理研究提供“主体性”和“内在视角”两个主要启示。道德物化理论主体性研究为信息伦理本体研究提供解释学路径,技术伴随观点为信息伦理实践研究提供内在视角。但道德物化存在的“技治主义”风险、可能引起的对“去道德化”的质疑等,本质上是实践落点并未获得一致性结果所导致。文章提出道德价值作为信息伦理道德物化研究落点。道德价值满足道德物化研究的两个基本条件,同时贯穿于道德行为全过程。信息伦理需要构建一种道德价值,以阐述信息道德与信息交互之间的和谐关系。根据信息伦理规范范畴、道德目的层次以及对应主体道德行为能力,文章采用道德价值推断法对道德价值进行推导,以ChatGPT为例建构了信息伦理道德价值系统。     

隐性采访边界辨析

本文简述了隐性采访的相关概念及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举例体现隐性采访的现实意义及存在的道德与法律问题,后运用“人道主义伦理学五原则”“绝对律令原则”“效益原则”等伦理学知识以及相关法律分析了隐性采访在新闻伦理与法律边界上的困境,最后总结了当前学界对于约束隐性采访的几点认识,并创造性地提出探索隐性采访的伦理与法律边界要靠积极向记者“追责”达成目的。     

欧美社会治理中算法应用的伦理风险与规制路径研究

聚焦社会治理领域的算法应用伦理问题，以欧美社会治理中的智能算法应用为例，通过案例分析和归纳演绎相结合的方法，阐释智能算法嵌入社会治理面临的应用伦理风险，即算法“黑箱”与社会信任危机、算法歧视与社会不平等、隐私泄露与社会监视。基于此，从技术、伦理准则与法律、媒体三个层面提出欧美社会治理算法应用伦理的规制路径：一是优化算法技术，提升算法准确性和安全性；二是完善算法伦理准则和法律，构建智能算法善治体系；三是加强算法伦理的媒体监督，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路径。本研究能够为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提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工程伦理实践困境的成因分析

工程伦理作为工程活动的道德评价与规约体系,是防范工程风险的第一道精神防线。不过在具体的工程活动中,工程伦理实践却面临诸多困境。本文系统分析了工程伦理实践困境的内外成因,认为工程活动本身蕴含的利益矛盾与道德冲突、工程运行层面的技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以及哲学层面某些工程活动蕴含的真与善的矛盾是造成工程伦理实践困境的内在根源。从外在根源看,一些社会因素,如不合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价值观念等也会影响和限制工程伦理的实现。     

境遇伦理的形态分析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伦理学理论的形态分为伦理形态、道德形态和伦理-道德形态三种。通过"伦理-道德形态"及其特征、境遇伦理与其关联性、境遇伦理与相关伦理学理论之形态比较,说明境遇伦理具备"伦理-道德形态"的特征,以便为人们把握境遇伦理从而更好地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道德选择奠定基础。     

公共行政过程中的责任冲突及消解

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由于传统行政模式下的“道德困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二元分离以及行政人员作为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动等原因，使得他们经常面临着各种形式的责任冲突。必须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实际，从官僚机构、行政人员、制度建设等方面，消解行政责任冲突的困境。     

道德类型学及其文化比较视境──兼及现代伦理问题与罗尔斯和麦金太尔对话

道德类型学是现代伦理学研究中日益突显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本文从当代美国两位最著名的伦理学家罗尔斯和麦金太尔关于“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的争论切入，在系统地梳理中西伦理学中有关道德类型学概念的基本思路之基础上，解析了罗尔斯与麦金太尔在这一课题上的理论得失。进而从文化和哲学层面阐释作者自己的道德类型学概念、并力图以此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伦理问题作出原则性解释，提出“多元互补、分层贯通、共同分享”的综合性道德类型学主张。     

大地伦理“休谟问题”之辩

大地伦理学在生态学规律基础上提出将对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作为生态伦理规则的致思之路被认为遭遇“休谟问题”困境。凯利考特等人从休谟的道德情感基础论的角度出发，通过说明大地伦理学的道德基础是情感，生态学规律的改变是道德情感作用对象的认识而非道德情感本身对大地伦理辩护。超越困境与否争论的途径是消解休谟问题和伦理科学主义思路，有着重视伦理的实践意义。     

传媒工作者的伦理困境

传媒工作者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伦理困境，得在新闻职责和作为公共伦理的社会道德之间、知情与隐私之间、传播先进文化与商业化运作之间、遵循客观公正原则与有偿虚假新闻之间作出选择。     

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

伦理实体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并充分阐发的重要概念。在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中,伦理实体是由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诸形态构成的辩证发展的体系。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是过渡的和否定性的伦理实体;国家是复归的和否定之否定的伦理实体。在伦理实体的这三个结构中,都存在着由“伦理的实体”蜕变为“不道德的个体”的可能与危险。伦理实体的概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伦理—道德悖论,要求进行道德哲学的转向,由对个体伦理、个体道德的关注,进展到对实体伦理、实体道德的追究,建立以个体伦理—实体伦理为二维坐标的道德哲学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     

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

今天 ,全球治理的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不仅包括已有着充分讨论的“白搭车”、相对收益等问题 ,还包括卢梭所论说的“猎鹿困境”。对全球治理而言 ,卢梭“猎鹿困境”暗示了在缺乏有约束力的中央权威下 ,集体协议遭到不受制裁的违背的极大可能 ,其伦理原因在于“自我保存伦理”与“自我超越伦理”的根本冲突。在走向全球治理的过程中 ,无论是高政治还是低政治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猎鹿困境” ,个别国家对绝对安全的追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环境保护努力受挫等仅是冰山一角。因而 ,要超越“猎鹿困境”、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 ,伦理上需要确立自我超越伦理的首要地位 ,而在制度上则需实现由等级式治理向网络式治理的转变     

论记者之“优”的道德评价标准

［摘要］记者之“优”的道德评价标准，应经由高低不同层次范畴“法—道德”、“道德”、“道德—伦理”及“伦理”逐层考量。优秀与否的判断尺度，需从是非标准比较清晰的较低层次的自制要求，到强调职业价值社会共享的高层次的人性关爱与价值自审，逐层度量，越能恪守属“伦理”范畴而非“道德”范畴中的评价标准，才越接近“优秀”。评价标准体系应该辨明作为高层次范畴的伦理抉择、道义自律、准则恪守，与作为合格记者应具备的底线道德，在“优秀”品质内涵中占有的不同权重。     

高科技企业衍生创业的伦理困境研究

创业伦理困境影响创业者及其组织的道德认知，干扰创业决策并最终决定企业发展。高科技企业衍生创业是高科技成果商品化中不同要素主体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涉及包括母体企业在内的多个利益相关者，“创业”“衍生”“高科技”等特征使新企业更容易遭遇独特的伦理困境。在衍生创业实践中，以“创业向善”理念为导向，从创业者个人、创业企业组织和制度系统层面寻找伦理困境的对策，有助于促进高科技衍生企业走出伦理困境实现持续成长。     

国内法律伦理研究综述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加快以及在实践中法治困境的凸现,许多学者对诸如法律的道德基础、法律与道德的本质关系、司法实践中法与道德的冲突、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等法律伦理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研究,现将这方面的研究综述如下:一、有关法律伦理的研究对象、学科归属国内最早提出法律伦理概念并对之进行初步研究的是何勤华先生,他在80年代的《文汇报》上首先提出了“法学伦理”这一概念,后来又进一步规范为法律伦理,有的学者则把法律伦理称之为法伦理。目前,学者们对法律伦理的研究对象尚未获得一致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伦理是以…     

市场经济的伦理奠基与信任拓展 --超越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文章试图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框架,研究中国转型时期的伦理困境和道德秩序建构。综合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宗教学的相关理论,系统阐述道德生成与演进的“多元自发秩序观”,同时,着眼于中国由传统的乡土社会向市场化的契约社会的演变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中市场半径和交易范围的扩展,并探讨这个过程中诚信作为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可能出现的“道德失序”状态。最后分析了贫困化、社会分层和选择机会的严重不均衡对转型时期社会成员伦理行为的深刻影响。     

“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