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戏剧中“做哲学”：儿童哲学和教育戏剧的整体性耦合与实践进路

教育戏剧作为一种有创意的儿童哲学探索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校教育实践的青睐。为超越“儿童”与“哲学”的二元对立， 儿童哲学经历了从强调哲学性的“教哲学”，到复归儿童性的“有哲学”，再到强调实践性的“做哲学”的迭代发展。儿童哲学与 教育戏剧在“做哲学”中实现了价值诉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样态的整体性耦合。在教育戏剧中，儿童通过隐喻嵌入的“对话”穿 梭于“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通过身体嵌入的“游戏”穿梭于“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最终打开儿童“爱智慧”的哲学世界。     

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社会学意义

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借助于语言游戏这一概念,为语言言说活动寻找到在社会活动大背景下展开的规则。语言活动的规则让语言在使用中显露出其自身的意义,用语言来研究语言,最后形成的只能是语言游戏;语言游戏为语言活动可能犯的错误做了一次全面的尝试,这种尝试是成功的,它改变了社会思考的方向,而这就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社会学意义。语言游戏为社会创建提供语言的内容和原则更新的动力,提供开口讲话这一动作持续进行下去的动力,提供开口讲话的原初动力,这三种动力是社会在创建中每时每刻都需要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语言游戏说的作用,在于治理语言堤坝中的蚁穴,他是加固语言堤坝的人,以免语言这一长堤形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结局。     

海德格尔:语言的言说与物的分延

语言言说还是人言说 ?是语言在言说中开辟出人还是人宰制语言并使语言沦为工具 ?这是理解海德格尔运思尺度的关键要素之一。在海德格尔看来 ,言说的语言是原在的家 ,在家里住着虔诚守护原在的基本语词的人 ,语词中断的地方 ,思物也一同消退。语言既不同于科学中的语言学 ,也不同于哲学中的语言哲学 ,它是科学分际的聚拢者 ,也是如此这般的哲学话语权的给予者、同意者、让予者。语言言说正是这一广阔让予的形迹。语词中断处 ,无物存在。思想的任务之一 ,就是保护言说的基本语词免遭平庸见解的损害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论古希腊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

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经历了一场转变,哲学研究从对宇宙自然的关注转变到对社会人生的关注。这个时期城邦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化的结果是“公共领域”的兴起。“公共领域”是希腊人展开政治论辩的场所,哲学涉入“公共领域”产生了所谓“哲学的公共表达问题”。这个背景之下,哲学的发展受到了城邦政治实践的制约,哲学涉入“公共领域”的过程就是哲学自我辩护与自我确证的过程。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必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思想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这场哲学转变的性质和方向。希腊哲学的这场转变不是历史上一度存在的事件,而是一直伴随着哲学思想成长的原动力。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我们当前在哲学理论研究上之所以缺乏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误解而引起的。本文引入类型理论，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所以，它不是唯一的。实际上不应提“哲学基本问题”，而应提“某某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所以它与近代西方哲学（知识论哲学的典型形式）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不是知识论哲学，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所以它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这一基本问题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重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将使我们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获得许多新的成果。     

道德·伦理·市场与诗

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问题 ,是目前中国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和元伦理学派虽然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假定中推导不出“守道德是理性的” ,但他们却否定不了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不可言说”的伦理之存在。牟宗三说 :“穷知见德” ,说明了那不可言说的道德深而可见。道德是既内在于人的“行” (包括“言”)之中、又显现于人的“行”之外的人的此在品格 ,因而是人“行”中的实存 ,“言”中的含蕴。从语言哲学来看道德哲学 ,就会发现 ,人的语言 (如许诺 )有约束力 ,就在于在最深的层面上 ,人作为人有遵从 (康德哲学的 )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因而语言哲学和道德哲学实际上是一根滕上的两只瓜。人遵从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 ,即为内在于市场“外在规则” (如法律、产权和契约等等 )之中的“内在规则”。这“内在规则” ,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     

列宁是怎样论述和实践哲学的党性原则的?——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心得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列宁明确提出了哲学的党性原则。近来国内外对这个原则有种种非议,甚至将它比做“棍子”和“帽子”,声称应当予以突破。应当承认,无论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还是我国过去受“左”的思潮干扰的一段时期内,确实对这个原则存在着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带来了消极后果。但是,能不能将以往认识上的误解和工作中     

没有“儿童”的儿童哲学：兼论朱熹的“小学”与“大学”观

与马修斯强调的儿童哲学相比，朱熹的儿童哲学偏重于“成人哲学”与“家庭哲学”。因此，如果以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作比较，朱熹的儿童哲学是一种“没有儿童”的儿童哲学。这里的“没有儿童”，是指朱熹将儿童视为成人教育的前期阶段，表现为他的“小学”与“大学”的同构性。同时，朱熹在讨论儿童哲学时，主要是以成人与家庭的视角进行探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南宋儿童观在哲学语境的兴起还处在萌芽阶段；二是中国传统呈现为家国天下一体，儿童是在家庭中得以体现。基于此，儿童无法形成马修斯主张的完全“主体性”，父母也不存在为儿童“释放权利”的要求。因此，朱熹希望通过父母和师长的干预使儿童形成上达“天理”的伦理目标。在这一点上，父母和师长构成儿童上达天理的中介。但是，儿童对父母与师长的干预不是消极的“服从”，父母与师长对儿童的干预必须在道德本心的前提下才有教育的有效性，即对儿童而言，“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这达到成人与儿童互相限制的教育情景。     

“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历史考察

近几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与“中国哲学合法与否”的论争颇为热闹,论者机杼各出,时有高论妙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并不试图对这两个问题本身作出回答,而是打算从历史的纬度重点考察问题的由来,以及先贤为解决此问题所做的努力及其存在的困难。实际上,无论认定中国“有”哲学或者还是“没有”哲学,我们都无法不以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系,这就是我们当下言说中国有没有“哲学”逃脱不了的“宿命”。     

儿童读经”与“儿童哲学”大不同——从伦理教育理念看儿童读经与儿童哲学

“儿童读经”与语言教育、文化教育、伦理教育各有某种关连，后三者之间亦两两互有关连但是却呈现不同内涵。在一般意义上，“儿童哲学”可以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然而在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针对儿童的哲学训练。本文重点专注于从伦理教育理念来阐明：“儿童读经”或“儿童哲学”是否是一个好的或有效的伦理教育方式？且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何差异？基本结论是：“儿童读经”与伦理教育的关联不大，儿童哲学由于强调思考与讨论，在伦理教育方面主要能提供伦理思考的面向，协助伦理教育知、情、意、行之“知”的培育部分。     

论中国哲学中的"不言说"与"言说"

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的一个回答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哲学以"不言说"的实践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西方哲学则以"言说"的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言说",但其"言说的"的价值最终要由这"不言说"的实践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哲学对于用以"言说"的文字就不甚重视,往往有"得意忘言"的情结。中国哲学因其以"不言说"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表现为一种非逻辑的心灵体验哲学或实践学。     

论冯契的哲学观

冯契一生的哲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系统的总结归纳了这三个时期冯契的元哲学思想,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何为哲学”,“哲学为何”,“如何哲学”等这些元哲学理论的具体回答,在比较分析中评价了冯契元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中的地位。     

《逻辑哲学论》的沉默与孤寂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一部影响广泛而又颇有争议之作.除了它的复杂性和不做论证之外,更多的争论源于对其性质的理解.与言说及沉默的分界相对应,隐身于沉默中的伦理和宗教品质,也许比其所言说的逻辑和语言部分更为重要.因此,重要的不是言说什么,而是如何言说;后者构成维特根斯坦风格和启示的一部分.<逻辑哲学论>在言说与否的意义上呈现为沉默,背后则是孤寂.     

回归身体与情感:教育戏剧融入幼儿园儿童哲学的路径探索

随着儿童哲学在幼儿园的深入推广,其与幼儿园中常用教学策略的结合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儿童哲学传统中单纯强调“对话”的“探究团体”面临着难以持续吸引幼儿参与、忽视幼儿的情感及忽视幼儿除口头语言之外的多种表征等问题。因此,为解决儿童哲学在幼儿园应用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笔者结合幼儿园教师在实践中常用到的戏剧教学策略,将教育戏剧引入儿童哲学中,通过论述教育戏剧与儿童哲学在理论基础、教学法属性(目标、内容、教师与幼儿的角色)方面的天然联结,及教育戏剧融入儿童哲学的五方面意义:扩展幼儿表现自我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儿童哲学活动的规则、为参与者营造安全的氛围、更好地处理讨论中出现的突发情况、实现从“认知”到“实践”的转变,进而提出教育戏剧融入儿童哲学的两条路径:“肢体与声音的表达”在儿童哲学中的应用及“戏剧策略”在儿童哲学中的应用,最后阐述了教育戏剧在儿童哲学中应用的局限与展望。     

言说的逻辑：庄子关于语言与教育关系的界说

在先秦思想家的语言哲学系统中,庄子对于语言问题的探讨富有深意。庄子以“道”能否言说为起点,对于教育世界中能否言说以及如何言说等问题有着独特阐述。在分析先秦时期关于“道”能否言说的两种思路基础上,指出庄子思想中存在着关于言说的相反相成的奇特逻辑,庄子既反对言教,又对言说持开放的态度。庄子一方面对言说可能造成局限性进行了深入剖析,使得言说在教育中趋于消隐;另一方面通过重新厘定道言关系使言说在教育场域中回归,回归之后的言说指向了真实而自由的生命存在。     

"言不尽意"与文学艺术的审美空间

文学言说的意义重在表达人类丰富而生动的精神体验,而语言将为之带来阻力和困难,产生言意矛盾。 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言不尽意”论,却指向着一种人与语言更具融合关系的言说方式,以有限的言说传递出无限生 动、丰富的审美空间。西方现当代的哲学在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之后,与“言不尽意”的言说方式有了共同点。中 西古今的对话将给传统文论赋予新意。     

语言学的哲学境界

语言学与哲学的渊源已久,两者不能完全割裂开来。一方面,语言学为哲学服务,另一方面,哲学思想推动语言研究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泛语言哲学的研究态势。尽管“语言哲学”这个术语包含着不同的含义,但还是应分为“语言学哲学”和“哲学语言学”两大类。哲学需要研究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语言学同样需要进行哲学性思考,两者互为影响并促进各自的发展。随着语言学家对语言哲学思考的逐步加深,哲学语言学正在使语言学进入前所未有的哲学境界。     

论古希腊哲学的天性与分析哲学的人性

古希腊哲学在探索“天”这一最高存在者时,注意到“天”的两个属性:“空”及居高临下的普遍性(即天“盖”)。古希腊哲学的这种探索精神,给后来的哲学遗留下对“人”给予关注的更大的空间。分析哲学的独特贡献正是在于其所诠释的人的存在状况富有时代特色,这是一种生活在世俗世界并同时拥有语言能力的人。     

中西语言哲学的不同特征——兼论先秦语言哲学的盛行

哲学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在中西方哲学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在西方哲学中,古代的本体论中心、近代的认识论中心以及现代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垒均未对语言予以特别关注,到了现当代哲学转向才开始关注语言问题,致使语言成为“显学”.在中国哲学中,早在初始阶段——先秦时期,语言就引起了诸子百家的特别关注,先秦语言哲学极其发达,汉代董仲舒的“深察名号”和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是对先秦哲学的继承,也是中国语言哲学的余音。因为南北朝之后直到近代,语言淡出了哲学的视野。如果说先秦是语言哲学的辉煌期、魏晋是先秦的余音的话,那么,宋明时期直到近代,语占反而淡出了哲学的视线。中西哲学与语言的关系形成了强烈对比：中国是由盛至衰,西方是由隐而显。这种差异展示了中西两种哲学、两种文化不同的特质,也凸显了中国语言哲学的人文特征和伦理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