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与“不安伦理学”——重新思考晚期福柯的主体观念

在福柯生命晚期,他曾以“说真话”为主题探讨了古希腊哲学的主体与真理模式。本文通过回应三个问题来推进当前对该话题的讨论：第一,福柯是怎么讨论“说真话”的？第二,如何在福柯总体思想框架里理解“说真话”问题？第三,“说真话”问题反映了福柯怎样的主体伦理学？对此,本文的论点是：第一,福柯对直言的讨论侧重伦理维度,特别是以苏格拉底式直言和犬儒主义直言为典型的伦理直言,突出了对伦理区分原则的关注;第二,“说真话”问题是福柯思想脉络在晚期的一个延续性发展,是其思想焦点的一次调整而非断裂;第三,“说真话”问题是福柯一以贯之发展的“不安伦理学”的一个体现,反映了他批判的、拒绝的、反抗的、违犯的主体观念。     

重释批判传统与启蒙精神：福柯晚期直言哲学的两个维度

“直言”概念是考察福柯晚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古希腊语中“直言”一词本意指民主政治下的“说真话”实践,福柯借助康德的启蒙论说将“直言”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福柯哲学立足于康德启蒙观所开启的现实性面向,批判现代技术化社会及其治理模式,揭露现代知识—权力所导致的人之主体性的丧失,而后以“直言”作为哲学话语的真理形态与运作方式,让哲学真理不再是储存在记忆中的现成知识或有待主体去服从的先验律令,而是具备某种实践品质和批判精神,并通过“肉身化”的方式转化为主体自身的伦理品性或人格气质,使主体具备勇气与智慧,将生活展现为一场自我考验,从而实现从康德启蒙观中的知识主体向伦理主体的转向,以及治理实践从权力的宰制性控制模式向自我实践的介入模式跨越。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体哲学”？——张再林教授访谈录

一、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需要一种“范式”的转型 李重（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李”）：张教授．您好!近年来您一直在进行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研究,并且自2005年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诸如《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胡适的实用主义解释学

本文所使用的“解释学”一词,是在西方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的。早在古希腊,“解释学”一词就已有对神谕、文献（包括在神学与修辞学、诗学等方面）进行考证与诠释的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解释学进一步从对文本文字的诠释发展为对《圣经》内容的解释与阐发,直到近现代发展为关于主体的解释活动与文本、传统及意义的关系的哲学理论。相比而言,中国古代关于文献的考据与诠释的活动应当说是更为兴盛的。仅就中国古代的哲学文献而言,其基本形式是对经典进行诠释。因此,中国哲学似乎更应当有自己的     

从权力/知识观点看当代西方哲学的一种知识观

20世纪中期以来,当代西方哲学思想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变。其中之一就是在文化意义的背景下对知识、言谈、真理和权力关系的独特而全新的探讨。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用来增强人的能力的,它能够带来人类的幸福和进步。进而培根提出了一个响彻世界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命题在当代哲学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解释。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指出,知识是权力的工具,因此知识随权力的增长而增长。福柯则进一步否定了知识、真理的“客观性”、“纯洁性”,认为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蕴含的。权力不是知识的障碍,权力产生知识。同样地,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从而为知识／权力观的当代反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诗思互镜与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语法——以屈原、荷尔德林诗歌诠释中几组意象的再诠释为例

“诗思互镜”是人类几个主要文明共同体共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可以被称为一种“普通语法”。以屈原作品的诠释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歌的诠释为例,可以看出这种“普遍语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与德国现代诗歌诠释过程中的应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刘勰、王夫之、戴震三人对屈原作品的诠释和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诠释,都是从哲学与诗意相互诠释的路径展开的。这种“诗思互镜”的诠释路径,一方面让诗意与关于人类生存的深沉哲思结合起来,于是哲学之思照亮了诗意的深渊,使诗与人的存在关联性变得清澈;另一方面也让哲学与人的感性生活、情感意向结合起来,于是诗意的情感介质让哲学之光展现出■缊之气,从而具有了生动可感之质。“诗思互镜”可以让文明交流互鉴既保有一种理性的清澈之思,又能呈现出精神现象的感性光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种普通语法。     

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福柯权力理论新探

权力理论是福柯思想的核心,福柯对于疯癫、监狱、性、身体、惩罚、真理与知识等问题的研究并非只是单个问题的研究,而是通过对这些看似边缘问题的深入研究来揭露现代规训社会的本质。在现代规训社会,统治阶级运用规训权力对身体进行监视与规训,针对身体的微观物理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福柯认为,现代权力体制的运作离不开性,性是所有的权力都规训、监视的目标。权力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权力生产知识、生产真理,知识、真理又为权力效力,知识与权力的结盟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     

规训化的身体：思想根源、社会建构与管制技术

人通过身体来理解自我存在,身体标明了人生命的时空范围,铭刻了社会文化书写意义,展演了权力的管制效用。人类救赎史表现为灵肉分离并战胜身体的人性净化史,在西方哲学“身心二元论”的建构中,在理性知识的制裁中,身体基本处于灵魂、真理、道德所宰制的卑贱地位,身体成为规训化的身体。经由文明教化与社会建构,身体转变成了标示许多主流价值符号并具自我控制的理性化身体。福柯的身体政治技术学,让我们看到一个以规训身体为特征的规训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正是在对身体的规训过程中,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然若揭。     

“身体”:批判的抑或审美的,消费的抑或生产的?——兼论当代西方“身体美学”的理论面向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理论界对“身体”日益重视,“身体”日益取代“意识”而成为哲学讨论的核心话题.西方哲学界的这种“翻身”运动大致呈现为两个路向,一是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一是福柯、德勒兹为代表的结构—解构主义.这两个路向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结合,集成式地发展为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身体美学的兴盛,固然有感性解放的功用,但亦应避免让“身体”成为新的思想宰制.     

萧■父和中国启蒙哲学研究

本文阐述了著名学者萧(?)父先生力求以中国启蒙哲学专题研究作为解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契入点和路径,揭示“以古代文化长期积累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内在根据和环节,不仅对启蒙哲学的概念作了新诠释,而且对中国启蒙哲学的阶段历程及中国启蒙哲学精神作出了新概括和新探索.萧(?)父先生的这一专题研究,是他数十年学术人生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接合点的“再思索”与“新开发”.     

黑格尔"实践"反思--理论自身传承的必然

从理论自身传承的角度对黑格尔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重新读解和诠释 ,认为理论自身的发展使得黑格尔哲学只能以实践唯心主义的方式反映时代精神。并且黑格尔为自由而自由 ,为真理而真理的“实践反思”哲学为马克思现代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理论前提     

“太极”义演变视域中的张栻太极观

“太极”是中国古代易学史和哲学史上一个有着核心地位的重要范畴。先秦时期的“太极”当是空间义,而汉唐时期诠释“太极”的主流观念是物质构成与宇宙演化意义上的“元气”论。到了宋代,对“太极”的诠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具体的“气”转变为从形而上的义理和本体上来对其予以诠释。太极“元气”论,逐渐被太极“性”论、“理”论等扬弃甚至消解。在这个过程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消解了太极“元气”论,而且将其转化为太极“性”论,对朱熹的太极“理”论有重要启示意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形上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米歇尔·福柯“话语分析”方法对主体理性主义的解构

“话语分析”是福柯语言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在对话语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福柯深入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话语实践之中,分析知识与真理在权力话语中的建构过程。具体来说,福柯以话语实践的知识谱系建构来解构理性主义对非理性主义的压制,并在知识谱系建构中解构主体叙事结构。福柯的主体理性主义解构在消解主体—客体二元对立、重构人的完整性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与此同时,福柯的话语分析也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他虽然反对宏大叙事所追求的永恒规律,却在论述权力关系结构对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也承认其叙事结构中的规律,这恰恰是福柯思想中的矛盾之处。     

作为行动系统的身体：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吉登斯身体观解析

与福柯身体观不同,吉登斯认为身体具有情境空间性,具备现代性的反思性,不但是一个互动、占用与再占用的场所,而且还是自我认同的携带者,直接参与自我的建构过程,充当自我的政治代言人。沿着浪漫之爱一融会之爱一情感民主一对话民主的逻辑线索,吉登斯从关系中的身体即“身体之间”开辟出一条崭新的政治哲学路径。     

衣冠之殇：晚清民初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汉衣冠”

在辛亥革命和民初之时,尤其是帝制复辟发生之前,古代汉族的文化传统被视为“国粹”,得到整个主流话语的赞颂。在辛亥革命前后,要求自由与宪政的呼吁被视为与重建汉族古典传统并行不悖的事实。反映在作为一种身体符号延伸的服装观念上,重新恢复古代“汉衣冠”的运动与建立自由宪政的实践交织在一起。但随着民初帝制事件的发生,古代传统与宪政实践开始分离,包括了“汉衣冠”在内的所有传统符号,都被视为建设现代政体的负面遗产,重建“汉衣冠”的自发运动最终随着新文化批判的出现而销声匿迹。     

当福柯的伦理学遭遇中国修身工夫论——从福柯晚期思想看中国哲学语境的现代重构

福柯晚期思想转向伦理学,还原了古典哲学原本内涵的修身目的。现代西方思想中求真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内在张力,导致现代性中修身工夫维度的缺失,因而他试图以重建伦理主体来纠偏。这一思路对中国哲学话语之现代重构的启示在于,面对中国思想的汉宋之争,传统思想呈现为重伦理道德而轻求真意识的偏颇,五四学人以启蒙理性的求真意识予以矫正。以福柯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思潮已开始反思过度的求真,在为启蒙之理性求真矫正之时,中国哲学语境的重构就陷入二难之中:一是继续深化中国现代化对启蒙理性之求真意识的内在需求,它尚未完成;二是需要反思西方对启蒙理性的反思而转向修身工夫的现实根源,它为时尚早。福柯的启示是,此尚未完成的真理和为时尚早的工夫必须与当下现实整合起来,作为中国哲学语境重构之奠基。此即福柯所说的一种当下现实的本体论。     

关于真理定义的讨论(综述)

多年来,我国学者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或编著的哲学教科书及《辞海》中,给真理下的定义,一般都是:”真理就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很多同志发表文章,对传统的真理定义提出质疑,并提出了不同看法。 有的同志认为,传统真理定义逻辑地包含着对“正确的感性认识也是真理”的肯定,这     

未来哲学的主题与新世纪哲学范式

20世纪初 ,当哲学家开始“重估一切价值”、“反叛黑格尔”或“拒斥形而上学”时 ,哲学通过对传统哲学范式的颠覆进入塑造自身基本特性。在百年嬗变中 ,这种对传统哲学范式的反叛和消解自始至终构成了 2 0世纪哲学的主旋。从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摧毁”、罗蒂“哲学的终结”、福柯“人之死”、德里达“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到博德里拉和福山“历史的终结”、列维纳“超验的毁灭” ,2 0世纪哲学对传统哲学范式的排拒和消解在解构思潮“嘲弄哲学”、“终结哲学”然而却是“真正的哲学”之思中达到了顶点。回顾 2 0世纪哲学 ,我们不难看到 ,这…     

论文化哲学的历史发展

文化哲学萌芽于古代社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本主义是文化哲学形成的标志;二十世纪初以后,文化哲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文化哲学逐步演变为世界哲学的主流。“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同西方现代文化哲学的斗争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中国化。     

冯友兰“照着讲”对“宋学”的当代发展——基于诠释论视阈的考察

冯友兰对中国传统哲学有所谓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态度。就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同质性言,都关涉到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现代诠释这一根本问题;而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在冯友兰这里主要表现为哲学史的整理与哲学理论体系创作即不同研究任务上的差别。从哲学诠释论的视阈看,冯友兰的照着讲并非只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简单整理与使之系统化,在积极继承中国传统注经汉学、宋学的基础上,其创造性地引入近代西方的逻辑分析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等现代诠释理论,提升和发展了汉学,尤其是宋学的诠释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