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兴桐城与倡洋务之间的联系

曾国藩借桐城文章倡导洋务 ,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 ,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 ,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其围绕洋务运动的需要对桐城文理论进行的一系列改造 ,不仅从文统、道统两个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 ,而且力图改变桐城文风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     

从师友关系看曾国藩理学信仰的形成

本文从家学渊源,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唐鉴、吴廷栋、倭仁的启发等角度,分析了曾国藩在“师友夹持”下接受理学并最终成为晚清理学领军人物的心路历程。     

孝俭立德人我和谐——和谐视域下的曾国藩家庭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石,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延伸,主要涉及孝悌伦理、勤俭伦理、教化伦理和睦邻伦理四个方面.他大力倡导的以尊老爱幼、勤俭持家、道德教化、扶贫济困、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为现代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曾国藩“治家八宝”对梅山家庭文化的影响——兼议我国当代农村家庭道德建设

曾国藩的家训内涵丰富,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由于曾国藩及其统领湘军的特定因素,使它对梅山文化影响深远．可以借鉴它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家庭服务。     

试论湘军人物对传统友道之践履——以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的友谊为例

儒家传统友道是维系湘军集团的一个重要纽带。湘军元老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三人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将这一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湘军集团能够在错综复杂的近代史上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承往古衰朽之续 开近代风气之先——论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

曾国藩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钻研义理之学、镇压太平天国和开创洋务运动。而这三件事,都与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分不开。特别是他所做的后两件事,都是学以致用的结果。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泄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道德基础的追问——从康德谈起

道德基础追问的过程,也就是道德奠基的过程.道德奠基有两种基本的思路:一是先验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解决的是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一是经验的历史生成的奠基,解决的是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思路中,道德奠基于人的实践理性的善良意志基础上;在历史生成的思路中,道德法则的原始发生源于人们的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需要,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渐生成的.两种奠基方式又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从高秀昌博士的研究谈起

高秀昌博士撰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系统、全面、深入阐释评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具有自觉重构与创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散性地使我们揭明: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可以和能够运用并包容多种多样的方法、模式和视角,不同方法(范式)的创新、探索和建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多样性进展的重要条件。     

浅析米塞斯的经济学贡献——从《人的行为》谈起

长期以来,对奥地利经济学派思想的研究深受极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国内普通读者对这一学派的了解大都停留在教科书的科普级别,对其经典文献和著作的解读少之又少。本文出于对奥地利学派经典著作的解读,来介绍作为该学派第三代传人米塞斯的思想,以期引起国内学者对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深入思考。全文从五个方面总结其思想：（1）个人主观主义的行为学方法论,（2）货币价值的边际效用解释,（3）商业周期理论,（4）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5）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过程。     

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从分工与“现实的人不是人”谈起

在马克思那里,分工是透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重要视角和方法。"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命题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分工条件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无论是人的愚钝、无知,抑或人的物化、手段化,都与这种分工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分工使"现实的人"变成了"片面的人"、"畸形的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现实的人不是人"不仅体现在人的身体的片面化、畸形化发展,而且还与人的精神方面的片面化、畸形化发展密切相关,如人的商品化、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金钱化、人的尊严的丧失。     

在科学抽象与具体历史之间:方法论的视角——从曼德尔、艾伦·伍德等人的方法论缺陷谈起

随着反本质主义思潮在西方学界的兴起,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曼德尔、艾伦·伍德等人试图通过引进"中间环节"范畴来发展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论。但由于无法摆脱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在艾伦.伍德那里作为"中间环节"而存在的"经历"范畴,成了她抛开"抽象"而全面转向"具体"的工具;而曼德尔的"自主变量"范畴实际上也只是他把经验主义地解释现实与教条式地批判现实简单嫁接在一起的"桥梁"。     

试论土地保障功能的法律制度完善——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谈起

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农村中只存在以土地保障为核心的非正式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九亿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既是经济发展的进一步需要,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本文认为,在未来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应将土地的保障功能置于重要地位,并通过完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来提升土地的保障功能.     

周边地区对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从河南古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谈起

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同时也是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融合的过程,文化的融合性是贯穿于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主旋律。河南古玉文化从不发达到走向繁荣,是接受来自东方、南方和北方玉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在文明化进程中受到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中原文明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之一。     

人即信息:传播学的新生之路——从传播学的困境谈起

当前传播学面临困境:在理论建构上,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缺乏一个明晰的研究核心以及相应的核心理论来整合建构理论大厦;作为一门人学,它却恰恰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轴心--人;在方法论建设上,它缺乏一个具有内在包容性的理论平台来承担方法论的整合,而这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具有统摄整合作用的研究核心及相应的核心理论的缺席.而这种种困境实际上也提示了建构传播学,使其重获新生的方向:明确"人即信息",以人的信息属性为研究核心,发展出相应的人性界说作为核心理论整合建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这种建构思路有望推动传播学获得新生,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人文社会科学主干学科.     

“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当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由此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些失误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苏共亡党的原因谈起

马克思不但强调"存在的决定作用",而且也非常重视"意识的反作用";马克思虽然坚信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并不否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马克思当然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可是他从来也不轻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与马克思并无本质上的分歧,可是有人总要把毛泽东与马克思对立起来,企图用毛泽东来否定"存在决定意识",为历史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辩护。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误读,而且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互联网生活的异化与重构——从互联网时代人的生存状态谈起

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活方式。然而,在当前的互联网生活中,人的符号化,人际关系的虚拟化,人被互联网支配,以及人受制于信息环境等现象无不显示着互联网生活具有多面性,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创造互联网的初衷是为了实现自由,自由是互联网生活的真谛。人们想要享受真正的互联网生活,实现网络自由,必须消除互联网生活的异化,重构互联网生活,回归互联网的真谛,构建合理的互联网规范。引导人们实现网络自律是人类实现网络自由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