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形象"与席勒的政治美学

康德的原则是席勒美学的出发点。在康德哲学中,“休谟问题”是重要的思想契机: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在康德哲学中,以“自然”与“自由”,或曰“是”与“应当”的分裂而出现。“判断力批判”则是康德弥合分裂的桥梁。美学问题之中隐含着深刻的哲学问题。对于席勒,康德的“休谟问题”已经成为思想的背景,而康德本身也成为了问题,这就是席勒的“康德危机”[1]。更重要的是,席勒焦虑的问题是现实政治的危机,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粗野暴戾的自然暴力,一方面是上层统治阶级腐朽专横的道德法律,一个是“野”,一个是“蛮”,自然的法则与道德的法则所构建…     

休谟政治哲学的基础

休谟哲学中蕴含着大量宝贵的政治哲学思想。笔者认为,《人性论》中的真-伪哲学的＂二分论＂可以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因为休谟将这一＂二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对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革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一＂二分论＂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休谟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     

论休谟式随附之为一种强制阐释

形而上学家试图对于这个世界是什么以及之为何提供一种“形而上学解释”，在力求其理论和经典物理学相拟合的同时，也会援引科学实践与科学结论来作为自己的预设或者佐证自己的立场。哲学家大卫·刘易斯的休谟式随附工程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在强制阐释的框架内来审视，休谟式随附是一种强制（动机）阐释，其错误根源在于认为一种好的理论必须是“还原”的。通过因果功能主义径路的指引，人们可以探寻哲学研究的另一种可能。     

“二律背反思想”——从休谟到康德的桥梁

众所周知,“二律背反”是由于康德而驰名于世的,但是,“二律背反”学说的基本思想渊源于休谟这一点,却鲜为人知。关于康德与休谟之间的理论联系,康德本人这样说过:“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前首先打破了我独断论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那么,“休谟的提示”究竟是指什么呢?传统的观点认为,“休谟的提示”是指休谟在考察因果概念时提出的经验论的责难:单纯的经验归纳得不到普遍必然的因果知识。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理性不及"观念

“理性不及”观念在哈耶克的整个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就揭示理性的局限性而论,其一方面继承以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又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这无疑会对当代政治哲学采取实践哲学的研究理路产生重要启示。     

从休谟问题到休谟定律的思考

休谟站在经验论的立场上,对传统的唯理论进行了反驳,对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范围提出了怀疑,被哲学家们称为休谟问题。休谟问题是后世哲学尚不能绕过的一个问题,从而促使众多学者试图解决它,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方案被公认为是对休谟问题的合理解决。笔者从这一现象出发,认为休谟问题正确揭示了人类认识能力的特征,可以称之为休谟定律。在现在的认知背景下,休谟问题是不可解的,试图去解决它是不可行的。     

试论哲学和法学的结合──《法哲学经纬》读后

前不久，参加“上海首届法哲学研讨会”，会上发了一本倪正茂著的《法哲学经纬》（以下简称《经纬》）。这部著作引发我对哲学和法学的结合作了如下思考。一、从哲学的本性看哲学和法学的结合。如《经纬》所指出的，关于法哲学的界定，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即法哲学是哲学和法学结合的产物。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不少旨在建立哲学和某一具体学科相结合的学科，如教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管理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等，但都不成气候。其原因之一，是哲学界对此缺乏热情。哲学界认为真正的哲学所关注的，应当是形…     

试论康德“不可知论”的历史作用

一种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并不单纯地取决于它是否正确。这是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事实。科学的发展证明,古代哲学把宇宙归结为水和火等等是幼稚的、错误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它是当时人类对世界本原这一哲学问题的积极探索。同样地,仅仅指出“不可知论”这一“哲学怪论”是荒谬的还不足以具体地展示它在哲学史上的实际作用。恩格斯认为,休谟和康德“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而经过休谟这个环节形成的康德的“不可知论”却并不是“批判哲学”的个别的、局部的思想观点。那么这一观点在哲学发展上的具体作用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不可知论”在康德哲学中的意义,说明这一否定性的哲学理论是近代西方哲学思潮内在矛盾的暴露,它予示着这一哲学必然走向衰落的最后结局和可能奉献给人类的积极成果。     

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及其规范意义

"休谟问题"不是一个有关推理有效性的逻辑学问题,而是理性与规范之间关系的元哲学问题,是指涉社会规范体系合法性的依据和源泉问题。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取消了对价值进行理性判断的可能性,波普尔以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为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对事实与价值关系一元论的逻辑批判,阐述了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规范关系的二元论,为自由传统奠基。历史决定论根本性逻辑错误就是坚持了事实与价值一元论,把"是"与"应当"混为一谈;休谟和波普尔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对20世纪西方伦理学、政治哲学甚至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均产生重大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批判与休谟走的是同一条路,它坚持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批判和拒斥事实与价值关系一元论的理性主义,对同一性哲学采取批判立场,倡导非同一性、差异性、多样性,以此捍卫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守护基于启蒙精神的现代性也不成功。后现代主义试图摆脱"现代性"对人的压迫与控制的消解意义应该肯定。但在思想文化和价值领域陷入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导致崇高与意义的彻底失落。     

课题的提出与方法的转换——从《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看康德与休谟关系

一、休谟对康德的启发 休谟对康德的启发集中表现在康德的如下自述中:“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论休谟正义理论的法治精神

休谟的正义理论不仅是一种德性论或财产权理论,也是一种法治理论。但是这种法治理论所蕴含的法治精神尚未得到充分发掘。从休谟有关正义的起源、正义的对象和正义的施行的论述中,可以分析出他的正义理论所具有的丰富法治精神。其中,正义起源于人为的协议,这体现了以立法的程序协调自利的经济行为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正义以财产权为对象,这体现了以守法的义务规范排他的经济行为中"你的"和"我的"的占有关系。正义靠政府去施行,这体现了以执法的权威调解投机的经济行为中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康德对财产权和国家的证明

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 ,对财产权的辩护是其核心的内容。在康德看来 ,财产权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完全得到满足 ,财产权和国家之间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关系。本文对康德政治哲学的这一基本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阐发     

休谟哲学和形而上学

休谟从极端经验论原则出发对形而上学（指前体谟的形而上学）所作的批判闻名于西方哲学史，但是休谟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却不止于此。本文试图以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为核心，更全面地探讨休谟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一要以休谟的因果性理论为核心来探讨体谟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第一，形而上学的追求目标问题。形而上学以超越经验的、比现象事物更实在更有价值的实体为研究对象。在形而上学家看来，形而上学的对象（实体或最高实体）是至真至善的对象，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运用理性演绎的逻辑方法和道德信…     

休谟问题是知识接受问题

休谟问题被学界以很不同的方式解读着。大多数人从逻辑的角度把休谟问题看作是归纳的合理性问题;有人把休谟问题看作是因果问题;甚至还有人从道德哲学的向度把它解读为“是”与“应该”问题。但历史脉络告诉我们:前休谟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归纳的怀疑是基于归纳结论不是可靠的知识。休谟所处的学术情境使他不能不研究知识的来源和标准问题。休谟问题的论证语脉及表述语言也向我们提示:休谟问题是知识接受问题。这种知识论解读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能整合甚至解决科学假说选择与确证等哲学问题,对三大归纳悖论的解决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把贝耶斯型的概率归纳逻辑与当代知识论直接关联起来,甚至有望在这两者的交叉研究中在知识接受层面上洗刷休谟问题这一“哲学耻辱”。     

洛克、休谟和康德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

鉴于分析判断、综合判断在近代认识论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洛克、休谟和康德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论及这个问题。本文试图就洛克、休谟和康德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做一初步的梳理。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哲学)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解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一种现实性维度的政治哲学、一种基于实践哲学理路的政治哲学。应当依靠实践智慧,建立一种复合正义论的政治哲学,强调各种价值原则的折中与复合。吴晓明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揭示的“社会现实”的过程中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给予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启示。张盾指出,马克思给现代政治理论带来的重大变革在于,将…     

追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从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迄今为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分裂为道德主义与非道德主义两大阵营。马克思否定道德的独立性以及从意识形态维度所作的伦理学批判,使得从伦理学角度寻求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境,但另一方面,这一困境并不相反地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以非规范的事实为基础。从元伦理学而非规范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道德原则的批判以及围绕着资本批判所形成的各类政治哲学讨论,展现了事实维度与规范性维度的相互缠绕,呼应了元伦理学对“是”与“应当”关系问题的探索。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借助实践原则超出了事实与规范的二元论,所以,其政治哲学不是建立在道德实在论或道德非实在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超越事实与规范二分的元伦理学的基础之上。     

不可言说的言说——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由设定”问题

在“康德与自由主义基本理念”这一理论视域内,康德的道德—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一自律”议题（涵纳《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与第二批判中的“理性事实”讨论）引起“物自身”化的论证策略而备受争议。本文从这些争议所引发的理论洞见出发,在探讨康德论证的独特理论意涵的同时,揭示这一理论话语体系背后的西方式的“启蒙”预设,并对这一问题架构做出批判性的回应。     

论休谟怀疑主义的历史地位

<正> 休谟的怀疑主义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在近代哲学史上首次提出了感觉经验如何上升到理性概念这一重要的认识论课题,从而推动了近代哲学的发展。承认这个事实,对于客观地评价休谟怀疑主义的历史地位,对于总结和发现近代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休谟究竟怀疑什么? 为了同皮浪主义划清界限,休谟自称他的哲学为“缓和的怀疑主义”。不言而喻,休谟并不怀疑一切。康德曾经指出:休谟主要是从形而上学的一个单一的然而是很重要的概念,即因果连结概念出发的。休谟从没有怀疑过因果概念是否正确、有用,以及对整个自然知识说来是否必不可少,他所怀疑的仅仅是这个概念的根源。     

休谟论政治义务与政治权威

休谟认为,社会起源于财产权规则的确定,政府起源于战争,政治权威建立在它所提供的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政治义务的根据在于公民的服从行为对于维系政府之存续的必要性;政治义务以政府能否提供公共利益为条件,但不要轻易去反抗一个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有多种来源。休谟的思想在社会的起源、政治义务的根据和限度、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等问题上都存在着诸多混乱和值得质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