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价值与理性重建

价值理性是目的或价值的理性化，工具理性是工具理性化和理性工具化的统一。价值理性离开工具理性往往会异化嬗变为工具非理性。而工具理性也会异化造成价值非理性，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理性异化，促进人类自由的发展，必须确立价值相对性的理性新境界。     

论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

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工具理性行为的普及，但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是围绕着价值理性行为建立的，工具在行为领域缺乏系统的道德规范，完整的道德体系应包括工具理性道德和价值理性道德，二者的区分反映了道德的多元住、层次性和道德人格的多面性，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来讲，建立工具理性道德是更为紧迫的任务，这一道德的建立应认同在“自利”、“无害”、“守约”三个基点上。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框架下农村留守家庭问题治理研究——基于会村的调研

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出发,基于个案,探讨在农村留守家庭问题治理中治理主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选择的原则和效果。研究发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选择的错位是农村留守家庭问题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要实现终止留守,农民能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既要改变制度供给方式,又要重视乡村价值,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思辨:经济学教学中价值理性的回归之道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对人类社会活动合理性分析的经典注解,为探讨经济学教学的价值取向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学教学担负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的双重任务,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的量化评价固然重要,学生价值修养的提升则是更加不容忽视的课题。经济学教学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关系倒挂必然要求两者的有效耦合。由此,衡量的基准点关键在人,而促使价值理性回归的方式则是"思辨"。     

生命伦理学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机械论的片面性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使得人类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是解决当前人类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当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医学应用使这种融合成为可能,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是二者融合的表现之一.坚持以价值理性规范工具理性、以工具理性支撑价值理性来进行生命伦理学研究,就要坚持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具体应用中分析其应该遵循的规范和价值标准,用归纳出的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来引领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以生命伦理学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模式为其他学科领域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工具理性的膨胀与价值理性的缺失--关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哲学审视

指出由于工具理性的膨胀,价值理性的缺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工具理性主义日益紧密结合,从而产生了国际霸权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在张扬工具理性中的必然选择;认为所谓的全球化,其实质是美国霸权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进一步扩张;指出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存,就必须进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充分整合.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克隆人技术应用的“能做”与“应做”

本文基于哲学的维度 ,以对人的解读为切入点 ,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中 ,分析克隆人技术应用的“能做”与“应做”,反思并祛魅工具理性 ,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笔者认为 :在严格的意义上人是不可被复制的 ,克隆人技术至多只是开辟了人类繁衍、自身生命再生产的一个新途径 ;工具理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性与社会问题 ;试图在基因层次上确定“完人”终极标准的努力既不现实 ,又十分危险 ;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作为一种工具理性 ,必须有其目的性价值 ;在对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采取理性谨慎态度的同时 ,应当对探究科学未知活动给予社会宽容。     

环境治理的价值取向探析——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为视角

环境治理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单靠制度建构和数量监控难以取得深层次的效果,当前环境治理中普遍存在漠视人文价值的倾向,缺乏对价值观的深入剖析。为此,本文从人类理性的两大维度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入手,分别论述了环境治理的工具理性取向和价值理性取向,提出划定价值理性最低限度和工具理性最高限度的原则,探析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实现环境治理价值跃迁的路径。     

从排斥到包容公众：参与式政府算法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算法技术日益广泛嵌入政府治理过程，依算法而治理正在成为政府治理的新途径。然而，在技治主义和工具理性双重逻辑驱动下的政府算法治理日益体现出封闭和排斥公众参与的特征，损失了政府算法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公众是否应当参与政府算法治理当中，公众又应当以何种方式有效参与等议题展开的理论分析表明：算法技术引入公共领域应进行技术的公共性重构，而公众参与是平衡其价值理性缺失的有效途径，其重塑的路径是通过创设算法公开、公众调查、听证、治理专家参与、共同生产等公众算法参与工具，并有机嵌入算法制度设计、议程决策、算料供给、算法训练、算法应用的全过程，构建公众算法影响机制。     

政府合同治理的风险分析：委托一代理理论视角

作为一种融入了更多市场精神的治理工具，合同制被当代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广泛运用，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然而，政府合同治理并非万能。由于存在着信息非对称、信息不完全、机会主义和合同内在不完备等因素，以及合同的市场化逻辑与政府的公共属性之间存在必然冲突，政府合同治理将产生一系列委托代理风险问题。理性思考如何应对政府合同治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对于提高政府治理的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     

浅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野与整合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能在古希腊找到其源头,但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崛起,出现了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衰微的趋势,使原本和谐的两者关系出现了分野与嬗变。工具理性逐渐摆脱了价值理性的制约,且这种关系越来越显示出其缺陷。如何使两者的关系相协调、相融合、相统一、相和谐,处理好人与自然、科技与人文、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继发展战略的关系至关重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人工智能时代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舆论表达成为常态，网络成为主流媒体强化正面宣传、引导舆论走向、进行舆情治理、传播主流价值的核心阵地。人工智能驱动网络舆论生态中舆论主体、客体、环境及规则的全面变革，引发了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的逻辑转向，即引导理念上从“用户本位”到“场景为王”,运作机制上从内容生产到“内容+关系”的双向融合，技术路径上从协同引导到智能化治理体系的建构，效果评价上从工具理性到工具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及其方法论意义——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二分法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成为一种理论事实并承担起重要的解释和载体功能应归功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研究。分析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二分法及其内在含义,考察其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社会学应用,无论对于方法论的发展还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下诗意地栖居——谈工具理性与人文修养

人类自＂启蒙＂之后,＂自我＂得以充分挖掘,科技得以迅猛发展。人类便不自觉地沉浸于欲望极度张扬和膨胀之中,这造成了工具理性成为一切价值评估的标准,而人文（价值理性）这个价值评估的重要维度被越来越边缘化。自20世纪以降,工具理性与人文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工具理性在人类和自然上的消极影响日益突显。所以,重塑道德在价值领域的判准地位,人类社会与自然才有可能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互联网＋”助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

实现“互联网＋政务”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之一。针对当前“互联网 ＋”推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存在的思维观念滞后、信息技术水平及其配套设施建设不平衡、部 门信息壁垒，共享度不高、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互联网＋”助推政府治理能力 提升的对策建议———树立互联网思维，制定智慧施政计划，技术创新与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实 现数据共享与网络安全防范同行，促进复合型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抓紧有关信息立法的法制 建设。     

对韦伯官僚制中“理性”的思考——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官僚制行政理论，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曾对当时的企业和政府组织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工具理性之僵化、刻板、缺乏弹性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价值理性的“返魅”被提上了日程。将二者统一起来，对社会的有序运行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