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特色

诗学是关于诗(广义的文艺、美学)的理论阐释与批评。"诗本于心性"可以说是诗学的一个纲领性话题。从"诗言志"开始,到"吟咏情性"、"言,心声也"、"诗原乎心者也"、"天下无心外之物",千年承传,"心"成了诗学的精髓和探讨的中心。从而使中国古代诗学具有了"心学"性质。从本体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有与西方诗学迥异的看法。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最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在修养与审美心理作用。对于创作过程,古代诗学更是深情关注,警语妙论,精彩纷呈,不少命题至今仍使人感到深刻新鲜而耐人寻味。     

他人学问,自家性情——由“不俗”论看陈衍诗学观念的现代转型趋向

陈衍以"不俗论"为中心的诗学观念在时代环境作用下相对于道、咸时期宋诗派发生了重要的现代性新变。陈衍以诗话、诗选的形式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诗学批评体系,将宏观诗论与具体诗评相结合,对于如何应用"人与文一"的理念指导诗歌创作与批评、诗人之言与学人之言之间的深层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而微的探讨,进而将诗学定义为承载士人文化生命、真实细致地摹写个人生命体验的艺术活动,赋予了诗学可与经济、义理、考据等"外学"并驾齐驱的独立价值。诸种观念对日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明代诗学的诗性化

: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诗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功利色彩较重 ,如汉代诗学的经学化、宋代诗学的理性化等 ,而从文学本身发展规律方面来研讨“诗何以为诗”尚嫌不足。明代诗学家们在继承前代诗学成果的基础上 ,从诗调、诗格、诗神、诗道等方面对“诗何以为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完成了对诗之诗性的全面把握     

以禅喻诗的学理依据

诗与禅的关系是中国诗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自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以降,已有若干种研究专著问世。关于禅在诗歌创作中的意义,饶宗颐先生曾精当地概括为：“以妙悟孕育其诗心,以活句培养其诗法,以最上乘致其诗品之高,以透澈玲珑构其诗境之瓊。”①而从诗学的角度说,则禅与诗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以禅喻诗的批评传统上。有的学者已将这一传统的起源追溯到孟浩然《本　黎新亭作》（《全唐诗》卷一六○）②,但“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只是一般佛教话头而已,实在还不能说是以禅喻诗,明确的表述似应是齐…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论刘声木对桐城诗派的接受、提振及其意义

晚近学人刘声木是桐城派研究的先驱,其诗学观步踪桐城诗学,倡导儒者之诗。在晚清诗坛以宗法宋诗为主的背景下,刘声木规模姚鼐诗学,提倡以明七子为学诗对象,推崇唐人诗风,批评以考据入诗,折射出民国宗唐诗论对宗宋诗风的反拨。晚清民国是桐城诗派研究的草创期,桐城诗派之名多为桐城文派的书写与建构所遮蔽,对此,刘声木率先以传统著述方式,梳理桐城诗派发展谱系,意在关照桐城诗派之全壁,提振桐城诗派地位。后继则有钱基博、钱锺书等学者对桐城诗派概念与源流的论断,刘声木的发覆意义可以从桐城诗派学术史、现代学术建构史及地域文学流派研究史三方面予以肯认。     

本体话语与问题诗学--王光明的诗歌批评之旅

伴随着文化转型期对知识分子的事业格式和角色认同的审慎反思,王光明的文学批评有一个从“中心”意识向“边缘”立场、从“批评”到“学术”的转向,确立了发现“问题”、深化“问题”、开放“历史”的诗学方法。王光明的诗歌批评实践,从诗的本体之思出发,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走过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轨迹:“本体之思→现代经验→现代汉语→‘现代汉诗’(诗之本体形态的命名)”。     

论"点将录"的"一作"与"留白"

"一作"与"留白"本来只是古籍校勘常用的一种注记形式和中国书画的一种传统艺术手法,"点将录"撰者创造性地将其引入诗学批评体系,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一个时代内既经严格遴选又相对更为丰富的诗人群体总量;而且,还可以由此考察同时代诗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人生经历、诗学取径、地域风格之异同;同时也使得这样一种颇具民族特色的诗学批评形式获得了更大的内涵包容性和体系开放性。开放的"点将录"批评体系,不仅为品评诗家诗作、地域流派等营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为我们研究撰述者诗学思想的发展和当时政治、学术环境的演变提供了方便。作为出现较晚而兼具众长的一种文学批评形式,"点将录"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都值得引起进一步关注。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明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李贺论

中唐诗人李贺在明代诗学批评中受到广泛的关注，表现为：一，人们结合历史时期诗学趣尚，从正变理论的角度对其予以了考察；二，对北宋以来以“鬼才”贬抑李贺之论着意进行了辨驳；三，由对其作诗用语、诗法、创意等的单向度抑扬发展为作较辩证深入的见析。明代诗学批评李贺论的空间被极大地展衍了开来，这为后世李贺论的全面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说"美刺"--兼谈鲁、齐、韩、毛四家诗之异同

古代儒家成系统的诗论 ,出自对《诗经》的解读 ,较早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四家说诗互有异同 ,但无论是讲诗言志 ,或是以比兴言诗 ,还是谈风雅正变 ,都以“美刺”为一贯之宗旨。这成为汉代诗学思想体系最显著的特征 ,奠定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批评的政教纲领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韩婴诗学的宗孟倾向——论《韩诗外传》对孟子诗学的接受

《韩诗外传》与孟子诗学存在承传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韩婴的诗学传承谱系中,孟子被置于一个仅次于孔子的重要环节;在诗学观念上,韩婴接受了孟子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观,并将这一观念应用到诗学实践;在用《诗》方式上,韩婴继承了孟子的"引《诗》证事"特点,使得《韩诗外传》在传《诗》方式上,颇"殊"于齐、鲁两家诗。     

德本还是情本?——关于中国诗学批评一个基本理念的辨析

情本是笔者针对于德本而提出的一个中国诗学批评观念,建构于道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上的德本诗学观,是传统诗学批评的核心理念.但抒情性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诗歌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情为本,有关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根本体认,关涉新时期诗学批评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视角,意义重大.我们认为:诗本根于情性,性情、情志本为一体.原典儒学就有“道始于情”观念,故情实质上是处于一个本根的地位.     

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

因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存故国之思",又选录了一部分朝鲜诗歌,且其中的主要诗学思想也得到朝鲜诗家的认同,所以当其传到朝鲜半岛后,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与批评。朝鲜诗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辩证的目光接受了《列朝诗集》的文本,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列朝诗集》选录、考证方面的瑕疵,并进行了修正,还对其中的诗学思想及诗论给予了肯定或指责。这种接受与批评既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案例,也是两国诗歌、诗学交流的有力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