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所得税减免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了吗？

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政府税收减免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规模的作用,并证明了小型企业具有潜在的“研发操纵”动机。另外,政府的最低研发投入门槛会影响大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规模和小企业的“研发操纵”动机。同时本文还利用2015—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发现：（1）所得税减免显著地促进了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值的增长。（2）分企业规模发现,所得税减免对大型企业新产品产值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以后也得到一致结论。（3）研发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政府可以适当调节不同规模下的最低研发投入强度来激励企业将研发维持在最佳区间。     

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时空效应分析

通过分析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时空效应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研究研发补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等创新激励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研发投入的时空效应后发现,研发补贴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短期和长期激励作用,而忽视时空效应会高估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短期激励作用并低估长期激励作用。创新激励政策的时空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长期激励作用最高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为此,建议从区域一体化的高度协调地方政府制定创新政策,确保创新激励政策的扶持链与企业的创新链相一致,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等。     

企业人力资本、R&D与自主创新——基于高新技术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人力资本是企业形成和保持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资源,以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人力资本、R&D投入对自主创新的不同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员工受教育程度、高管技术背景、高管工作经验、高管平均年龄等企业人力资本与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研发资金与企业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并且人力资本驱动创新产出的有效性大于研发投入的作用;(2)非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R&D驱动自主创新的有效性比国有企业更有影响力;(3)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存在1-2年的滞后效应。     

税收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研究——基于对95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问卷调查

税收政策对研究开发(R&D)投入具有重大影响.基于对95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我国现行R&D税收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现行R&D税收政策与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具有相关性,但不显著.因此,必须针对我国现行R&D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深入探讨完善我国R&D税收政策的思路.     

产业集聚视角下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利用Super-SBM模型和区位商方法测算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及产业集聚度,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不高,高技术产业集聚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二者均存在东高西低现象;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强度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存在着基于产业集聚度的单门槛效应,当产业集聚度跨越门槛值后,研发投入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因此,应当引导高技术企业研发资金投向节能减排等绿色创新活动,同时积极培育高技术产业集群,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要结合自身工业基础,鼓励有特色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式发展。     

企业规模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

使用2012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以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中国高技术产业分年度、分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通过固定效应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企业规模及其他因素与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负向分段函数关系.当企业平均规模小于1.94亿元时,规模对创新效率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超过这一门槛时,规模扩张将对创新效率产生显著负效应,影响强度也随之增大.此外,行业开放度、国有企业占比的提高对创新效率有正向作用,而研发经费投入结构、人力资本密集度、政府经费支出则存在消极影响.未来,高技术产业应保持合理的企业规模,避免盲目扩张,重视内部结构调整,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资金投入与人才培养、政府扶持与市场竞争这三类关系,不断提升创新效率和产业竞争力.     

政府引导基金能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吗?

政府引导基金是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有效补充,其凭借支持国家战略的制度逻辑,能够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通过手工搜集2007—2020年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数据,结合PSM方法,实证分析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与作用机理：认为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该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为显著;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引导基金对民营企业的绿色驱动效应更为突出,并且高管激励对该驱动效应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本研究厘清了政府引导基金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与作用机制,揭示了地区发展水平、产权性质与高管激励对绿色创新驱动效应的调节作用,为政府引导基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地区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优于东部地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甚微。政府应当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     

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的机制分析

基于吸收能力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文章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探讨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检验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的机制作用。研究发现：从总量上看,并购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同时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但是对企业创新投入有负向影响作用。从结构上看,横向并购与纵向并购均能够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和创新效率,其中纵向并购创新效应更加显著;但是纵向并购对创新投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横向并购对创新投入影响不显著。从机制上看,并购通过提高企业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其中,实际吸收能力机制作用更加显著。     

生命周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研发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论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75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生命周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同时分析研发创新在其中是否发挥了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当企业处于初创期和衰退期时,其风险承担水平较高;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时,其风险承担水平较低;在生命周期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中,证实了研发创新中介效应的存在性。进一步地,从产业层面检验上述关系,发现:生命周期对不同产业内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研发创新的中介效应呈现出较显著的非对称性。基于上述结论,政府可通过合理引导初创期和衰退期企业加强研发创新,发挥技术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也可充分利用第二产业研发创新的中介效应,鼓励企业重视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

以261家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了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机制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效应。研究显示:政府支持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政府支持对国企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民企,政府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激励效应大于传统企业;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企业创新绩效对政府支持具有激励效应;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提升效应,企业创新绩效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促进效应;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交互效应;政府支持和商业模式创新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大于传统企业,政府支持和商业模式创新对国企创新绩效的提高效应大于民营企业。     

高管税负晋升激励、机构投资者与企业价值——来自地方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3—2014年沪深A股地方国有企业为样本,考察国有企业高管税负晋升激励效应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机构持股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企业的税负承担与高管晋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存在地方国有企业高管税负晋升激励效应;地方国有企业高管通过承担较多税负来获得政治晋升有损于企业价值,即地方国有企业高管税负晋升激励效应损害了企业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内部治理机制会弱化地方国有企业高管晋升激励与企业价值的负相关关系。     

地方政府研发支出、策略互动行为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空间效应和门槛特征的研究

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离不开政府研发支出的积极引导。运用2000—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地方政府研发支出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用于补贴企业的直接支出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政府资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间接支出。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间的研发支出策略互动也将对本地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影响,其中直接支出的空间互动将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而间接支出的空间互动则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两者的差异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不同的策略互动行为所产生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直接研发支出的空间互动存在着显著的"门槛特征",即随着周边地方政府直接研发支出的增加,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也随之增强。     

营商环境、税收负担与企业绩效——基于国有企业制造业的经验数据

为实现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解决国有企业税负过重的问题。本文选择沪深A股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9年的样本数据,基于国有企业外部环境的视角,实证分析营商环境、税收负担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优化有效降低了国有企业税收负担;同时,改善营商环境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绩效水平;通过进一步验证,税收负担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因此,为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应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完善税收监管机制,优化企业营商环境,降低国有企业税收负担。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动机——基于企业税收负担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探究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及其作用边界,在科学评估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减税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以2001-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税收负担会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而且税收负担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检验发现：较高的金融资产与实体资产收益率差距、企业处于较弱的市场权力地位均会增强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放大效应。上述研究从税收负担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视角科学评估了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减税降费等精准施策以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政府采购、腐败治理与企业双元创新

政府的公共资源配置与公共治理能力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考察政府采购作为一种兼具公共性与市场性的政府行为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采购对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更大;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2)政府采购对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3)腐败治理正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4)政府采购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在大企业及市场化环境差的企业更为显著。政府应重新审视政府采购对具有不同创新导向企业的影响,加强腐败治理制度建设,基于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企业的双元创新。     

科技创新政策绩效为何被扭曲:基于企业迎合的实证解释——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一手数据,基于迎合理论,对企业在R&D补贴申请中的迎合行为进行了识别,并实证分析了迎合行为对R&D补贴政策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存在策略性增加非发明专利投入、对标政府科技专项设立研发项目等行为,以向政府发送虚假的研发能力信息,迎合科技创新政策筛选标准;企业迎合行为会削弱科技创新政策的正向引导作用;政府R&D补贴目标导向的短期性和企业研发投入长期性间的冲突是诱发企业迎合行为的主要原因。研究建议,健全R&D补贴的遴选标准,综合考虑新产品产出等产出性指标;转变R&D补贴激励机制,实行"科技券"等后补助制度;发挥市场机制在研发创新中的主导性作用,减少政府替代性选择行为。     

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作为“创新”主要力量的企业个体,怎样最大程度发挥创新活力已成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成功的关键。通过对2017—2020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高科技和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作为一种补偿性制度设计强调奖励或给予轻微的惩罚,对于高层管理者在创新初期失败的惩罚相对宽松,能够有效地激励高管进行创新活动,同时又受到内外部情境因素的不同影响,这为国有企业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薪酬制度提供了参考。     

促进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新常态"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税收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的优惠政策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但目前存在优惠政策法律层次低、优惠时限与企业生命周期不符、优惠力度与税种地位和创新要求不匹配、优惠方式缺乏灵活多样性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税收政策的激励效果。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完善促进企业创新的税收法律体系,降低优惠政策门槛,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明确主体税种与税收优惠之间的关系,实行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方式,加强促进企业创新的税收管理。     

海洋经济系统科技创新驱动效应研究

海洋经济系统有别于陆域经济系统,其开放性、高风险性、高收益性及对资本与技术的高度依赖性,迫切需要科技创新驱动效应的有效发挥。人类对科技创新内涵的理解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过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科技创新具有内生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基于1998-2014年东部沿海地区科技研发经费投入与海洋GDP数据建立时间序列,通过进行协整检验,建立VEC模型,分析海洋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关系,结果表明:当前海洋经济系统科技创新驱动效应不显著,科技创新处于被海洋经济发展引导促进阶段。基于海洋经济系统特点,科技创新驱动效应的发挥既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我强化,更依赖于政府宏观引导与创新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