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关于《一个宣言》的论争:艺术是否有阶级性?

受儒教和英语教育,以及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有岛武郎,面对资本主义的压力,其文学思想从1920年开始出现无产阶级文学倾向.其评论《一个宣言》一方面承认艺术存在阶级性,同时又宣布是属于第三阶级(自己无法指导第四阶级)的文学运动.针对《一个宣言》的内容,广津和郎和片上伸提出了艺术没有阶级性的主张;堺利彦批判有岛武郎的宣言是对指导第四阶级文学运动的逃避;河上肇提出了阶级和艺术完全是二元化的问题的意见.围绕《一个宣言》的论争,实际上讨论了日本近代无产阶级文学兴起初期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艺术是否具有阶级性;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自我转变,引领社会潮流发展.     

论日本普罗文学运动

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强调“政治首位性”，主张作家通过创作参加与国家权力对抗的斗争。诠释政策风云变幻，印证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轨迹，成为其显著特征。文学团体被赋予了党派的形态，学术论争的起因和归结点也大都来自于政治因素，文学阵营也在政治漩涡中裂变为三个派别，相互对峙内耗，阻碍文学发展，并给其后亦步亦趋的中国普罗文学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战后派文学:日本现代反战文学的高峰

文章从日本“战后派文学”代表作家作品内容的归纳分析，以及“战后派文学”与“原子弹文学”的比较中，得出“战后派文学”立足于历史事实与文学真实，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去洞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并果敢地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扮演了侵略者、占领者角色，真正形成了日本现代反战文学的“高峰”。     

丸山真男的民主主义观探析

丸山真男的民主主义观主要建立在持续思考和探索"如何确立作为国家原理的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战后日本面临着建设民主国家的重要任务,丸山真男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旗手"从思想层面引领着时代发展潮流,不仅关注承担民主国家建设主体的具有自由主体人格的建构,而且还注重将民主主义理念不断付诸实践,以一名"践行者"的身份采取"知行并举"的方式,不断推动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深入。丸山真男主张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并非"毕其功于一役"所能成就,而是一场绵延不绝的"永久革命"。从丸山真男论及民主主义的相关著述及其行动取向来看,其民主主义观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实践性"及"永恒性"的本质特征。     

日本文学中的一束奇葩——简评战后日本诗歌

诗歌从古至今 ,在各国文学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日本战后诗歌的评述 ,试图让人们从文学的角度了解战争对日本人的影响以及战后日本人心态的变化     

谈《摩罗诗力说》对我国古代文论的继承和发展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年写于日本。该文虽然主要是介绍以拜伦为代表的西方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摩罗诗人),但实际上是立足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土壤上,在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还不强大、中图无产阶级文化还未形成的条件下,吸取了西方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观,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继承和改造,阐发了适应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国情和文情的文艺观点,从而成为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文艺理论篇章。它的继往开来的意义在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战后日本遗孤称谓考

日本各界在残留孤儿称谓上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核心问题上,即这些还活着的已经到人生尽头的人能否称为“孤儿”;“残留”一词的本意何在?残留孤儿问题产生的背景以及日本政府的国家责任?日本各界的争论揭示了战后日本遗孤问题的复杂性和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的认识问题。笔者认为还是使用“战后日本遗孤”称谓为好。     

弘道与择势：战后初期中野重治文学与思想的再审视

将1946年中野重治与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展开的“政治与文学”论争视为一个“反应装置”，继而把与之相关联的重要记忆放入此装置中进行“充分反应”，由此即可透视出战后初期，中野令众多文学家感到困惑甚至愤慨的系列“非中野式”言论和创作背后潜藏的三个关键性驱动力要素。与此同时，通过“战前—战中—战后”贯通的关联性思考可以发现，兼具文学家与日共党员双重身份的中野重治在参与现实政治的过程中，虽屡次遭受打击，可从未改变他对共产主义信仰或隐或显的坚持，而他的言行最终体现出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人特质。     

战争责任问题与革命外交遗产

战争责任问题在20世纪末已进入跨国司法程序。但由于它与战后中日关系和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渊源,作为政治遗产的战争责任问题和作为思想遗产的革命外交,在后冷战时代与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共生关系。日本学者从历史、社会学、国际政治学等视角对战争责任问题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对战后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的再探讨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文学话语的增殖与误读:对"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思考

"民族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上世纪40年代初由陈铨发起。陈铨以民族意识的培养为目标,对传统末世文学、五四个人文学及普罗革命文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极力倡导盛世文学。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民族文学运动"曾受到左翼革命话语的种种质疑和误读,甚至被扣上法西斯文艺的帽子。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由此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批判,而文学话语的增殖效应也在这场文艺论争中得到深入体现。     

试论郭沫若早期思想中的泛神论影响

郭沫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又是一位才气横溢的诗人。但是,他所走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他的思想也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在开始文学活动之初,他的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既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又有社会主义意识,而且还接受了泛     

论村上春树的战争观——由“死使我想起中国人”谈起

“死使我想起中国人”出自村上春树的小说《去中国的小船》.就村上春树的整体创作来讲,“死使我想起中国人”的原因是战争.村上春树试图通过战争关怀与书写来找寻日本现代“自我丧失”疾患的精神寄托,他憎恶战争,呼吁战后日本人应承担战争责任,但其小说中的人物更专注于自身伤痛的抚慰,而非对自身恶行的反省,说明了村上春树反战的不彻底性.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近十年日本文学概观

(一)完全摆脱战后色彩的一代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学每十年至十五年就有一次激烈的变革。百余年间的国力膨胀,战争扩张和战后的重建,都给文学的发展带来强烈的刺激。拿战后来说,初期出现了第一次战后派、第二次战后派。经济高速成长中出现了第三新人、新战后派。七十年代,新起的“内向的一代”,在题材上,感情上和战后初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是迥然不同的。“战后”为特征的时代已经解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似乎日益疏远,“自我”意识在创作中的地位不断加强。     

193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和平反战思潮与世界语运动

在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世界语者和和平反战活动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清晰地体现了和平反战思潮与世界语运动有着复杂关联。文章将这一关联的生成情境锁定为1930年代初在日本国内开展的无产阶级世界语运动,并试图揭示该关联是如何构成的,又如何影响了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进程。文章将在1930年代初的日本国内的反战求和平的题域下重新审视世界语运动的作用,并通过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同盟的活动具体考察世界语与和平反战的关联,说明日本的世界语运动问题不仅是语言问题,而且是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关联的政治问题。     

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觊觎的对象。"满洲问题"或"满蒙问题"作为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不仅成为日本制定国防方针的议论对象,而且学术界、知识界也展开了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和宣传。在经过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洗礼之后,占领中国东北在日本完全变成"正义"之举,侵华战争也变成了"圣战"。学界对近代日本"满蒙问题"的发展线索及"满蒙观"的形态与变化虽然有一些研究,但是中日双方就这一问题的相互论争,还有许多史料可以挖掘。通过研究和分析双方相互论争,可以看清中国学者在主权问题上的一贯坚持和日本御用学者如何歪曲事实、变本加厉的变化过程,有利于我们认清近代日本的政治生态与学术生态的复杂关系,加深对内藤湖南、尾崎行雄等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的理解。     

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

逻辑预设、理论工具和认识装置之趋同，使得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同温层效应”。为使该领域研究能在更开阔的空间中走向深广，本文提出以下三个观念维度：其一，应以“江湖文学史”的观念重审昭和文学史的史述逻辑，以“影子研究”的方法，以德意诸国同类文学为参照系，为日本战争文学建立有效的世界坐标；其二，可将“战后”视作历史后视镜般的认知装置，以一种时间维度重新照亮战争与日本文学、思想、社会的过往，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反推其“所以然”，展望“将若何”；其三，有必要在同时代日本文坛内部建立起侪辈间可资参照的坐标，描绘战时文学家时局因应的多色光谱，并据此考察在极端语境下的文学家、异态时空中的人，使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在政治与文学、暴力与文明、战争与人的复杂关系层面上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     

美国非裔文学：2000-2016

21世纪之初,美国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改变了美国非裔文学的语境。论文对新世纪之初的美国非裔文学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新世纪之初美国文化界关于非裔文学的多次论争巩固了美国非裔文学作为民族文学和美国文学的独特部分的身份共识,美国的社会现实加强了美国非裔文学现实关怀的社会责任与文学传统。论文还认为,新世纪美国非裔文学作家身份更加丰富、当下意识更加凸显,这使得其文学结构趋向多元;在艺术方面,美国非裔作家为了建立自己的艺术个性,同时融合黑人性、美国性、世界性和当下性,与美国非裔文学传统和其他文学传统进行对话,展开了多样化的艺术创新,展现出更大的民族自信和艺术自信。     

从大江文学看战后日本文学中的天皇制禁忌

战后的日本虽然进入了民主社会,但天皇制仍然是让文学无法轻易触碰的一块禁地。大江健三郎、深泽七郎等人作品的被封杀,证明了日本战后文学的脆弱。大江的小说《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揭示出天皇制优越性、排他性、暴力性的本质,与其说它是对天皇制本身的否定,莫如说它是大江对民主主义思想尚未完全得以贯彻的战后日本现状的忧虑和批判,也是大江意欲摆脱禁忌,寻求创作自由的尝试。在天皇制禁忌依然根深蒂固的今天,大江等作家的努力越发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