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结构——论《文城》的叙事结构兼及余华的创作历程

余华的《文城》由两个故事组成,其各自形成心理层面上不同的“U”型结构。两个叙事结构因相似对称而成的“U”型图式又反映了余华创作的走向：从“残忍”和“温情”的身份书写获得社会认同到《兄弟》的“争议”和《第七天》的“滑铁卢”,形成余华的创作与被评价的“共振”历程。这个“共振”的“U”型结构中可以看到余华的写作历程和构成“创作共振”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余华在未来文学写作情感上的转向。     

余华:用死亡来放大人类的处境

评论界普遍认为,自90年代初余华小说创作发生了转向:由先锋回归到现实。先锋侧重于形式,现实也不过是一种方法。余华90年代的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一个地主的死》等日常的经验增多了,形而下的描述加强了,但就此以先锋/现实的二元对立论之,恐怕有皮相之见的嫌     

余华:儿子为我做指导

写小说出身的余华,十年间没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倒是出版了不少“随笔集”。这让许多期待看到余华新长篇的“余华迷”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而且,一等就是十年。十年后的今天,余华终于凭着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兄弟》(上部),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兄弟》通过李光头和     

从“狭窄”走向“宽广”——论余华小说《兄弟》内涵的丰富性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的小说一直向人们展示着他对生活和世界的独特理解。长篇小说《兄弟》是余华的新作,它继承了早期先锋小说的某些特征,但抛弃了其中的简单,具有丰富而深广的内涵。     

对余华《古典爱情》和《爱情故事》的解读

《古典爱情》和《爱情故事》都以“爱情”为主要词汇命名,都以先锋小说著称,创作时间前后仅相隔半年,但二者之间却有着意味深长的关联。《古典爱情》通过“虚伪的形式”,渲染了暴力血腥、人性之恶及神秘宿命,显示出明显的先锋元素;《爱情故事》则注目于世俗生活,通过现实事象直指人性的麻木与生活的无奈,属于典型的民间叙事,从《古典爱情》到《爱情故事》,暗示着余华从现代到传统、从先锋叙事到民间叙事、从虚伪到真实的创作理念的变化。     

祖父——父亲——儿子——余华90年代长篇小说父系人物结构模式探析

余华90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是其小说创作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其中共有的“祖父———父亲———儿子”的父系人物结构模式突显了父亲的中心地位,呈现了父法由颠覆到重构的嬗变过程,表达了对人性善的呼唤与礼赞,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余华对秩序和人性的深沉思考,此模式也就成为传达余华小说创作轨迹变迁的有力载体。     

存在之"重":论余华和海勒长篇小说主题的同质性

作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实验小说的代表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先锋,海勒和余华在长篇小说主题上显示了明显的差异性,但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两位作家有一个共同的创作旨归,即都聚焦于现代人存在之“重”的生存状态。与传统作家相比,余华和海勒在凸现生存状态的价值取向上表现出颠覆传统的后现代特征。     

用“身体”书写时代——论余华《兄弟》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80年代曾以先锋姿态叱咤文坛的余华,新世纪以来,因《兄弟》的出版给他带来了颇多的骂名。它是一部用“身体”书写时代的伟大作品,运用身体学的一些理论和概念,结合时代背景,从两个并列的层面阐发余华《兄弟》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虚拟与现实的较量--关于余华小说创作转型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华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的转型，即由先锋叙事转向现实言说。通过对其先锋小说的透析，把握他从抽象精神层面所展开的对于人存在的本质性探询，肯定其创作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同时又通过对其现实力作的观照，指出作者的写作意图与文本内容相左的悖论情境，从而表明余华的小说创作转型是不成功的。     

被遮蔽的"现实一种"——从余华的文革叙述看其作品的艺术变迁

1960年出生的余华,他的童年记忆正是文革记忆。余华先锋作品中的“内心真实观”即余华内心经过重构后的一种主观性世界———正是文革这一重大社会内涵的隐现。90年代在文坛普遍逃离宏大叙事的语境下,余华作品中的文革成为了故事讲述、人物生存的背景,历史的巨大灾难融入到了个人生存的困厄中。而在2005年出版的《兄弟》上部中,余华正面强攻文革,在以性压抑诠释文革悲剧性的同时深化了对文革的认识,也不自觉地落入了对读者与政治双向谄媚的怪圈中。     

余华小说的民族性分析——以《活着》为例

《活着》作为余华转型之后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作者本着“内心的需要”和寻找真理的情与理,由书写自我的创作时代转向书写民族的创作时代的转变,因而具有极强的民族特征。本文从小说的构思与内蕴等角度论述《活着》所包藏的传统的对立统一与发展转化的辩证思维方式,分析了作品所体现的民间的生存智慧与道德诉求。     

论《活着》的叙事艺术

针对叙事学在国内外的“复兴”和蓬勃发展这一现象,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叙述者、叙事情境和叙事时间这三个方面重新解读余华的小说《活着》,表明《活着》不仅主题内涵深邃,而且在叙事策略上,余华在实现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体现了高超的叙事艺术。     

后先锋视域下余华小说创作的得与失——兼评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

余华自以先锋作家身份登上文学前台以来,一直将苦难、死亡做为主题追求。《第七天》也正延续了这种策略,但与余华前作不同的是,余华在新时期显示了对现实主义叙事策略的偏重,同时又体现着对新东方主义叙事策略的有意为之。本文从余华新作《第七天》入手,在后先锋视域大背景下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得、失进行了冷静思考。     

从《活着》中的温情美看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

《活着》是余华从“极端先锋”转向“民间立场”这一新的叙事空间后的第一部小说。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对于死亡的描述已不再是冷酷、决绝,而是在死亡的氛围中融入多种情感,用一种舒缓的笔调展示苦难中人性的光芒以及温情的力量,使人们从“在苦难中寻找温情”而转变为“在温情中受难”。这也昭示了余华创作风格的极大转变以及对于“温情母题”的回归。究其风格转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自身对于新的创作道路的追求是最主要的。     

《佩德罗·巴拉莫》视野下的《第七天》批评

与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相比,余华最新的长篇小说《第七天》所写的亡灵世界同样是现实世界的隐喻和象征,但它对社会现实既批判又寄寓理想和希望,既揭露了现实中的冷酷与暴力,又展示了现实人性温情脉脉的一面.相比《佩德罗·巴拉莫》在小说叙事方式上的探索性、先锋性,《第七天》强烈的故事性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易让人产生艺术平庸之感;其反映社会问题的尖锐性对人物形象饱满性的损害,也是它艺术上欠缺的地方.     

余华:短暂而安祥地叙述

先锋作家余华在上个世纪 90年代创作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重要的小说。通过这两部作品 ,作家完成了个人创作风格的重大转变———从以“重的方式”写作转变为用“轻的方式”表达。试图从这两部小说的社会和自然背景、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模式、语言等方面对这种“轻的方式”进行解析     

二战记忆与身份认同——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试论

通过对君特·格拉斯的小说代表作《猫与鼠》中主人公和叙述者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这部小说在表层的马尔克故事之下潜藏着叙述者“我”的故事,“我”和马尔克都是极权思想统治下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猫与鼠》中的“猫”成为邪恶的军国主义思想的象征。小说通过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描绘,表现了格拉斯作为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通过个人记忆书写来反思历史、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     

余华的文学真实观与其创作转型

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两次明显的转变,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从先锋创作向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第二次则是进入新世纪后,即《兄弟》《第七天》创作时期,由现实主义向现代写实主义的逐渐过渡.余华在不同的创作阶段显示出了不同的写作风格,在他"迂回式"的创作之路中,有一条主线将他各时期所做的不同尝试一以贯之,这条主线即"接近真实"的创作原则,余华的转变、坚守和突围都是为了更加自由地接近真实.     

余华的精神世界

在先锋作家中 ,余华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他以冷漠超然的态度叙写性、暴力、死亡 ,完成了先锋文学的隐藏于文学话语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颠覆 ,其作品从前期注重叙事法则向后期注重故事形态完整性的转换 ,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先锋作家内在的精神转轨。本文从余华对现实的颠倒理解 ,对时间的分裂处置 ,对死亡的游戏态度 ,对苦难的深沉体味入手 ,试图穿越其精神世界 ,藉此解读余华     

论《许三观卖血记》的“事实”和“看法”

《许三观卖血记》在“无所事事”的叙述里逼近民间的生活事实,在对两个人的故事的讲述中表达了作者对民间不平等的生存法则的看法,借助许三观这一形象,余华以温情的方式表达了一个残酷的生命主题。《许三观卖血记》与余华前期先锋小说比较,不同的是它由超现实的虚构转向呈现客观事实,而满怀温情和揭示残酷是余华不变的情感和精神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