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岭南谪臣与越南独立——基于《热河日记》文献的中国岭南历史认识

《热河日记》是18世纪后期朝鲜王朝学者朴趾源的著名“燕行录”作品。首先,《热河日记》里的中国岭南乃“故谪居地”,中唐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被贬至岭南一事折射出朝政的腐败,更说明岭南未能被朝廷正确定位之事实,这为越南的动乱乃至其后的独立暨岭南地域版图的缩小埋下了伏笔;其次,越南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以五代动乱为契机而得以彰显,最终越南获得脱离中国之机;其三,自宋至清,越南以藩属国身份保持与中国的关系,而《热河日记》转述成书于康熙时期的《海外纪事》的越南书写,则表明作者对越南“别是一国”的认同。     

“有君无臣”论:明清之际崇祯君臣的历史评价与君臣观流变

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专指对于明代最后一朝崇祯君臣的评价。有君无臣论将君与臣做对立观,构成了对明亡事实的一种解释模式。然而在崇祯朝的庙堂之上,君臣之间以政治批评为指向,便时常有这样的论调。至清朝入主,明亡已成事实,遗民们虽怀着对故国旧君的怀念,但对有君无臣的结论却持了更多的保留意见。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高调张扬,遗民与清廷两相对比构成了易代之际独特的舆论氛围。崇祯君臣、明遗民与清统治者对有君无臣的持论差异,反映出明末清初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略论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之关系

南朝时期,佛教摆脱了玄学的附庸地位而获得充分发展,佛学更深刻地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主流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南朝社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琅邪王氏,遵循家族崇佛的传统,广泛地结交名僧,积极参与佛学义理的讨论,甚而以其文人特有的优势,通过文学作品宣扬佛教,在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现在时间意识与现实主义叙事

理性的必死意识催生了以现在之维为重心的时间智慧。如何使短暂的现实人生变得有意义 ,中国与西方传统经历了不同的寻找过程 ,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市民社会出现之后 ,在日常生活中积累意义的时间体验结构被强化了 ,并产生了新的文学叙事类型 ,中西有别的时间智慧 ,使其叙事风格各有特点。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时代精神要义

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是对中国历代文学的总体进程和文学史规律认识的集大成的观点,近年学界不断对这一学说的外延和内涵进行深入研究,亦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对这一重要理论资源中所包含的"时代精神"要义研究得很不够。"时代精神"应是成就一代文学之胜的重要因素。     

论元散曲的否古之词与谬史之音

通过对元代纪游怀古、摭史抒怀散曲精神意脉的分析,认为元散曲承接着传统诗文不绝如缕的怀古之叹和咏史之音,以尖锐凌厉、直露亢爽的否古之词,以疑古非圣、亵渎权威、嘲弄英雄、颠覆传统的谬史之音,为元散曲的精神意脉注入了大气、坚实、厚重的养料,造就了元散曲深刻的理性内涵和时代特色,引领了明清戏曲对历史进行艺术反思的浪漫潮流,成为古典文学近代化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文学史意义是深远的。     

论文化意识差异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不同理解

随着国际各领域文化的不断交融,全球一体化已经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意识,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全球化。文化意识的差异,决定着民族文学创作的方向和内容。本文主要论述了文化差异体现在中西方文学作品、语言及文学评论等方面的不同理解,旨在让更多的人关注文学创作的背景和文化基源,加强对文学作品的更深刻理解和认识,提高读者的鉴赏能力,丰富文学思想。     

智性之诗与解构的灵魂-袁源诗歌散论

陕西诗人袁源是新世纪以来,将智性和解构贯彻到底的一位诗作者.袁源的诗歌创作是“重智”的.他善于将经典解构,同时又予以重构.解构和对经典的“重写”是他的诗歌创新的一个生发点,甚至是他的灵魂.在“重写”的过程中,他不乏幽默、调侃、“恶作剧”,乃至去抒情、去悬念化的“无意义”,从而为其诗歌带来一种冷峻的先锋性.也因此,他的诗歌没有失重.当然,学习更精确地平衡,乃至优雅,才是袁源走向年龄和诗艺双重成熟的体现.     

论泰州学派人物的出位之思

明代中叶产生的泰州学派在很多方面对传统儒学有所突破。作为平民思想家王艮没有一般士大夫在言行上的禁忌,不惮于作出位之思。泰州学派的后学秉承了这一传统,为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打开一条通道。泰州学派的出位之思表现在以匹夫而存尧舜君民之心,热衷于建立宗族和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试验,光大“处则为天下万世师”的师道自任精神,显示了他们普遍的宁为狂狷、不为乡愿的狂者胸次。在向知识界和士大夫阶层的扩展的过程中,泰州学派的出位之思出现一些变化,派内人物与官场的关系由融洽、疏离到冲突,平民色彩也渐趋淡化,启蒙的重点由平民变成了精英。出现上述变化的社会原因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激化“,道”与“身”由契合走向对立,而启蒙思想在士大夫中的传播也必然导致平民色彩的淡化。这是泰州学派学术发展的内在悖论。此外,泰州学派人物社会地位的分化也是重要原因。     

论儒家的“为己之学”

“为己之学”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意义是指求学的目的,不在于功名利禄,而是在于成己成物,即在自身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思想有其深厚的心性基础,即孔子的“仁”学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说”。这种本善之“心性”成为儒家“为己之学”的“源”与“本”,正是此“本”使得儒家的“为己之学”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示出它对社会、对自然的无限大用。     

“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以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清初以还,伴随着文人交往方式的变化,各类赠送之文泛滥不休,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史景观。除了文体自身衍变、文化境遇之迁改等因素外,文学生态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促发原因。袁骏、孙默以表彰母节和归隐黄山为题目,以数十年之坚持,征集相关诗文作品达万首之多,不仅成就了两种大型主题式创作,还足以引发征集过程及其相关利益诉求的思考,即作为一类特殊存在的名士牙行的交往特征、生存方式和人格风貌,以及他们为种种文学乃至文化活动牵线搭桥行为之于文学创作风貌、走向的影响。这些活跃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近似专职文化经济人的名士牙行的存在,为了解大量出自名人之手的赠送之文的生成过程提供了特殊的视角,生动反映了明清时期文化权利下移所促成的文人交往模式及文学生态的新变。     

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

朝鲜之役是明朝君臣在前期情报工作不力、军事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且仓促展开的一场国际战争,福建巡抚赵参鲁因早期情报工作处置失当,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朝鲜之役爆发以后,明朝君臣出于稳定东北亚封贡防卫格局的战略考虑,暂时搁置了对战前朝日关系的查勘,入朝抗倭.在长达七年的和战过程中,明军的情报来源显然是多元化的:对于福建巡抚许孚远在任期间所派遣赴日的两批情报人员的间谋活动、反间活动,应该结合情报科学的原理加以具体的辩证分析,不宜过度拔高;在朝明军从多种渠道获取情报的努力总体上值得肯定,功不可没,但亦留下了若干沉痛的历史记忆,平壤之役、尉山之役明军先胜后败皆与明军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无法完全贯彻情报互证的原则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之役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以及朝鲜、琉球都曾成为明军海外情报侦控的重要对象.明朝情报工作的这种持续性、广泛性与着力点,既肇源于明朝君臣强烈的忧患意识,更是明朝军力、财力长期积弱不振、其封贡防卫体系墓于地缘军事关系的变动趋于圈层性收缩的外在表征.     

论牟宗三的儒佛之辨

佛之辨广泛涉及心性论、本体论、功夫论、伦理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但受限于两教内部复杂之理论系统,遗留下“两教教间批判的不彻底”“同教教内批判的失当”“两教未能真正的会通”三方面的理论困境,这三方面的理论困境也是未能明确地建立一能代表儒佛同异的纵贯性的判定基准所致。近代,牟宗三从“体用”视角入手,在儒家,他以儒家道德性的“本心性体”为基点而建立起“实体性”“纵贯创生”的体用论;在佛家,通对“般若系”“阿赖耶缘起”“真如心缘起”“天台圆教”体用思想的诠释而建立起佛家“缘起性空”“流转还灭”的“虚紧无碍”的非体用的体用。体用论之异也成为牟宗三分判儒佛的基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对学术史上儒佛之辨所遗留的难题予以回应。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     

从“阿喀琉斯之死”到“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哲学的荷马背景分析

关于苏格拉底之死,有维护贵族统治说、拥护民主说、悲剧说与顽固保守和不见容于希腊说等几种主流的死因分析.但苏格拉底在命运、选择方面对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认同,以及阿喀琉斯之死,笔者以为苏格拉底之死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的,应从"阿喀琉斯之死"所昭示的希腊精神入手,在希腊文化层面上对苏格拉底之死进行分析.     

芥川龙之介小说《竹林中》的叙述学研究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叙述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虽然在某些基本概念方面的问题争议并未停止 ,如故事和话语的一元论、二元论问题。本文拟就这个话题以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叶》为例进行解读和分析 ,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笔者个人的一些观点。一　　《竹林中》发表于 1 92 1年。小说以现场记录的方式 ,讲述了若狭国武士武弘携妻在返乡途中自己被杀 ,妻子失踪的判案故事。　　小说由七个人 (樵夫、云游僧、捕役、老媪、强盗多襄丸、死者之妻真砂、死者武弘 )的堂前叙述构成。但是 ,他们 ,尤其是要涉案人多襄丸…     

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表现为：1、学以致用的价值取向;2、对马林诺斯基功能理论偏颇的修正;3、提出“心态”概念和“文化自觉性”观点;4、应用类型比较的田野研究方法。     

跨越“文野之别”的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

江村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成名的起点，又是他近70年持续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研究基地。他踏出的江村研究之路，表达了西方人类学大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开拓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新时代。文章指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是由环环相扣的偶然因素促成的，同时又是有计划、动机明确、志向高远的一项研究。他进行的中国乡村“文明社区”——江村研究的实践， 跨越了“文野之别”，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西方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时代造就了《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把费孝通推向了世界学术前沿。费孝通“志在富民”，江村研究以探索农民怎样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道路为主旨，揭示了“江村人”的思想观念、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文章认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继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未竟的事业，将由“江村学”研究肩负。     

论唐甄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思想

唐甄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潜书》是一本著名的政治著作。唐甄在《尚治》篇中,系统地提出了如何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设想,论证了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及其如何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具体做法。本文对唐甄这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反思,从现时代的高度对古人重新予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