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从中的反抗彷徨中的自醒——“勇兰”、“琳达”形象与华裔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

当代华裔女作家塑造的母亲形象颇多,也颇为成功。文章结合社会性别理论,通过对比分析汤亭亭《女勇士》中“勇兰”和谭恩美《喜福会》中“琳达”两位母亲形象,探讨母亲形象蕴含的对于女性社会性别重新阐释的特质,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对两性差异的认识以及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女性的性格刻板印象,建构了融合男性特质的新女性形象以及属于华裔女性独特的社会性别和主体地位。     

鲁迅笔下的“猫头鹰”及其他

鲁迅把猫头鹰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象征 ,分别在《秋夜》和《铸剑》中塑造了为“争天”而呐喊和带剑去“杀天”的猫头鹰的战斗形象     

"民间"的嬗变——"鲁迅话语"与当代绍兴戏中的女吊形象重构

1949年以后,“鲁迅话语”在绍兴戏曲的女吊形象重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改”中的绍剧《女吊》和九十年代以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腔《女吊》是两则典范。二者创作理念迥异,却均由官方与知识精英联袂打造,并借由“鲁迅话语”创造出走向鲁迅《女吊》背面的女吊形象。在这一过程中,鲁迅为“民间”资源注入的“自我”内涵,先后被置换为“人民性”和“民族性”,而鲁迅借以省思权威话语、重构自我精神的民间资源,成为制造新的集体话语的某种途径。     

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暖昧遇合”——20世纪90年代传媒语境下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新关系之二

20世纪90年代以传媒话语为主导的传媒语境呈现为一种无所不能的“文化霸权”特性,它与市场经济合谋,建构了人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景观。在传媒语境的笼罩下,文学叙事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尊独大”的历史合法性失效。由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得不主动调整话语策略,不仅以“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下沉”的姿态面对文学,而且还通过“激励表彰”和“宣传评介”等手法满足作家的“逐利”需求,同时也对作家借用大众文学的美学符号达成“谅解”。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关系表现出多维选择流向。     

论《女勇士》中的“他者”形象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从出版至今就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在社会性别、种族和少数民族等问题上。本文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角度分析了这部作品所揭示的“他者”形象,包括女性为男性的“他者”、他者妇女和他者族裔三个方面。     

男性话语的修辞策略——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塑造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其结果是“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被男性叙述主体的修辞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     

生态戏剧批评中的“跨物种表演”探析

与生态文学批评领域的“动物转向”相呼应,生态戏剧批评领域也出现了“跨物种表演”问题.该问题并非单纯涉及动物行为的表演,而是在动物批评研究的影响下,探讨戏剧媒介如何发挥其生态批评的功能.近十年来,生态戏剧领域的学者们从“动物参与表演”与“人类表演动物”的双向研究路径出发,反思与批评生态危机中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真实的动物自身具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出发,“动物参与表演”关注动物、动物性与表演的互动关联,并逐步发展为生态戏剧表演实践的固有部分,但却无法回避人类单边确立的物种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人类表演动物”则围绕“生成动物”与“物种剧场”两个议题,旨在挖掘动物表演者与人类表演者的内在关联性,并将之整合到各种表演情景中,人类与动物的命运由此紧密联系起来,这对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观意义重大.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悲剧性——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女性形象为例

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女性形象加以具体分析,并由此考察构成悲剧性的性别话语,可以发现,这种性别话语在悲剧创作中的直接反映是,其中的女性形象作为依附于男权话语而存在的角色,要么是悲剧的牺牲品,要么是悲剧的附属品.而真正的悲剧冲突只能由男性来完成.其根源在于深刻反映不平等男女关系的男权话语对文学创作的隐性控制.     

“天使”与“女妖”的现代书写——徐言于小说的思想诉求和审美倾向

徐言于套用文学传统中“天使”、“女妖”的女性形象模式,赋予她们以理想化精神气韵,在她们的信念、道义、良知、人性、自然等多重精神内涵的矛盾与交织中,展开历史阶段性话语和人类终极性话语的对话与思辩,表现出人性皈依的人文主义思想诉求和追寻人类永恒之爱的审美倾向。     

欧洲“中国风”中的性别美学

中国风经由茶叶、绘画与瓷器纹饰,形成了一种以女性审美感受与生活经验为主导的女托邦形象。女托邦形象溢出了欧洲传统美学家的性别凝视,重塑和改写了合法性审美趣味的意义分配,以女性个体生活情感的真实在场,推动着女性审美趣味及其意义的生产。经由上行下效的流行机制,欧洲不同阶层的女性通过挪用、改造与戏仿等艺术方式,将中国风作为复数的审美符码系统,孕育出多元叠合的特殊审美文化活动。中国风融入欧洲女性审美趣味的建构过程,松动了古典主义美学趣味,在西方与中国、男性与女性的张力关系中,以跨地域、跨文化的形式,参与和推动了西方现代审美文化观念的生成。     

后现代语境中的“真理”危机与“反美学”

本文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中的“真理”危机与“反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解构主义对逻各斯、知识-权力、文本真理、历史真实、欧洲中心论、性别神话等真理话语进行了全面消解.标准的相对主义和认知的相对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真理话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现代派的反美学与后现代的反美学在当下的后现代语境中都与“真理”危机密切相关.前者是致力于“审丑”的否定艺术,后者彻底打破了传统美学的求真意志和审美情结,当今中西学界流行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正是后现代反美学兴起的表征.     

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

网络的发展并不必然促进社会性别的和谐发展，网络媒体对女性身体的聚焦与凝视，建构了网络中“被看”的女性形象，这是对女性形象的一种贬损和歪曲。商业利益与传统性别观念，共同助推了这一现象在网络中的生成和发展。网络受众对此所选择的沉默方式，进一步导致网络媒体更加热衷于塑造“被看”的女性形象。运用先进的性别文化将慎独与网络规制结合起来，是在网络上塑造积极女性形象的一个有效途径。     

暖男与禁欲系：性别话语的时代隐喻和操演意义

暖男与禁欲系的性别话语所显示的审“美”转向,敢于尝试对男性形象的美学意义进行重新定义,这是一种较于传统女性主义的重大突破。然而,这种美的定义并不是以女性为主体主动提出的,而是形象工业的审美控制,是资本所塑造的预言与男色消费,由此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个体的伪个性化与虚假意识的发展,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所不可避免的时代隐喻。但是从暖男符号到禁欲系话语的认同转变和互文性,也显示出形象工业与男色消费为女性群体突破男权话语而提供的性别操演意义和过程。因而,只有以化被动为主动的自我觉察为方式,以塑造审美判断的共通感为原则,才能使审美判断脱离形象工业的话语建构与群体本身的利害关系,才能将女性主体从以形象工业为中心的审美共识返回到主体间的相互确认与共识上,使其重新掌握对审美判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消弭性别区隔,形成政治联盟。     

“五四”文化传统与女性写作

“五四”人文和启蒙的光辉烛照着中国女性的心灵。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女性写作历程便是女性作为“人”的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提升。同时,由于“五四”新文化结构内部“性别”的匮乏,又使女性话语的边缘挑战变得艰难而复杂,但它永远不会终结。     

“赵汤之争”的表演性与任璧莲对“亚裔感性”的消解

亚裔美国文化界由1976年汤亭亭出版的《女勇士》所引发的“赵汤之争”旷日持久,它折射出赵健秀对如何建构“亚裔感性”的不断深入思考和此理念的斯皮瓦克式“策略性本质主义”实质。这场有关亚裔美国身份认同内涵和建构之路的论战双方事实上形成共谋关系,双方的争论是文化表演,它以奇特的方式促进了美国亚裔文学的长足发展。亚裔文坛后起之秀任璧莲在“赵汤之争”大背景下努力寻找第三条通向“想象的共同体”亚裔文学建构道路,她的努力使得“亚裔感性”更趋复杂化,甚至有消解的危险。诚然,“亚裔感性”的悖论在于它是临时性的“策略性本质主义”口号,它是种族歧视的对抗话语,它的提出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取消其本身。     

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之张力分析--从市场化媒体的"娱讯"现象谈起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 ,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模式。在当前 ,新闻专业主义和传媒消费主义成了一对富有张力的话语。而传媒消费主义的直接表现就是所谓“娱讯”(infotainment)现象的泛滥。本文试图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市场化媒体 (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化传媒 )的“娱讯”现象 ,以探讨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的关系。研究表明 ,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 ,通过新闻实践活动而再生 ,而媒介消费主义话语在具体的语境中与前者对峙、抗争、纠缠、渗透 ,形成彼此消长的过程 ,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新闻专业主义话语     

性别视角下的“中国风”原创绘本经典重述

“中国风”绘本作为原创绘本里异军突起的一支,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经典更为道地的理解与重述获得了童书消费者的较高认可度。在以重述经典见长的“中国风”绘本中,作为文本重要维度之一的性别书写,整体而言仍然沿袭了传统脚本、文类的性别话语惯习。但近五六年来,“中国风”绘本内部一种标志性的“创新”重述就体现在“性别”这一牵涉最广的身份分划及其叙事中。其主要表现为民间童话重述脚本中颇具“性别翻转”意味的、具有强力量的女性主导者新传奇的缔造,以及文人经典重述脚本中女性视角、呈现女性欲望故事的生发和“超性别/双性同体”文本的增多。这些变化为当代文学性别叙事和“中国经典”的重述拓展了新的思维和疆域,为性别平等叙事增添了新的可能。     

“性别形象”的后现代解释——基于消费时代的来临

在传统社会,性别形象是社会规范的表现形式,对个体而言是“先赋”的社会约束,没有选择的余地,性别本质主义以及结构功能论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在当代社会,商业化浪潮触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以市场为主导、由媒体来强化的“消费”,把原本不可挑战的性别形象拉下了神坛,性别形象成为消费对象,成为人们既可以选择,也可以创造的新商品。更重要的是消费也使个体拥有了更多的主体性,社会性别形象因此处于不断的主体建构的过程中。     

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进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应积极围绕“增进共同性”这一方向思考建构逻辑,使兼具中华民族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共同体”话语体系优势更加凸显。可通过建设话语理论、打造话语符号、优化话语策略三重进路,回答好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建构中“说什么话”“靠什么说话”“话怎么说”三个基本问题,提升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引导力、说服力、传播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形象软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与“不变”

以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新媒体改变了人们创造信息、接收信息、传播信息的模式,建构起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信息环境。传播环境变迁,话语场域切换,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主体、言语语境、表达特色也随之而变。但“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初心”,其育人导向、话语属性、叙事主线不变也不能改变。“变”为“不变”提供挑战与机遇,“不变”为“变”提供基础与遵循。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在“变”与“不变”的内在张力中立主导、谋发展,需要在把握话语主体变化中增强育人实效、在适应复杂语境变化中坚守话语底色、在缕析表达特色变化中强化价值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