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建设美丽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维度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问题,他们的生态文明思想博大精深,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很有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的概念,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社会主义原则与生态学原则有着高度的契合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意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智慧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宝贵成果,其不仅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也在生态文明层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出发,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论证和科学回答,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西式现代化道路,在现实的实践领域实现了二者的逻辑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科学思想指导下开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面临的生态问题的同时,更是立足于“全人类共同利益”提出了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路径。     

魏晋“言意之辩”新析

言与意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言能否完全确切地表达意。这是语言哲学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真正形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并展开激烈论争则是在魏晋时期，史称“言意之辩”。“言”在古汉语中有多个义项，在“言意之辩”中其义指的是“语言”。“意”的含义指的是“意图”或“思想”，而“意图”或“思想”是思维的结果，所以，言与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主要表现为“言不尽意”和“言尽意”这样对立的两派。持“言不尽意”论者认为：“言”和“意”两者具有相对独立性，语…     

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言”“意”辩考

“言”和“意”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对美学范畴,其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典文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言”和“意”的关系主要是指语言能否准确无误地描绘社会生活或自然景观,表达作家的主观意图或思想情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儒家认为“言能尽意”,道家却认为“言不尽意”。魏晋至唐宋的理论家也各执一端,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虚实、形神、意境等重要理论命题。本文认为“言”“意”关系的实质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并且与虚实关系、形神关系、意境关系同根异脉,血肉相连。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思维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形式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而这正是我们揭示文学语言符号奥妙的一把钥匙。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浅谈“礼”对中国舞蹈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千年的智慧创造出无数的艺术奇葩,舞蹈可以说是这些艺术形式中最为鲜活的一种。正如《毛诗序》中所阐述的,“诗者,志之所及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这个古老渊博的国家里的人们很早就对自己的音乐舞蹈进行了深度思考,其中儒家的礼乐思想对中国舞蹈的影响最为深远,不论是在崇尚儒家思想的古代还是在多元文化思想的现在,儒家的“礼乐”思想一直都对中国舞蹈发挥着重要影响。“礼”对中国古代舞蹈的影响我国的原始文化类型属于日神型文化,这种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理智、冷静、现实、有节制的。在这种大环境下产生的儒家文化思想将这种文化类型很好的保护下来。在众多乐舞理论中儒家的乐舞美学理论是最受中国古代统治者拥护的,儒家思想著眼于现实社会,把乐舞与社会政治及人自我的人格完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把乐舞变成阶级社会里统治者最有效的治国平天下的怀柔方法。(在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乐”这一词常常是指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儒家将舞蹈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在等级观念极强的封建社会中礼治等级具有...     

论庄子“卮言”的齐物旨归——以《齐物论》为中心的考察

《庄子·齐物论》典型体现了“卮言”的特征与旨归，并以“尝试言之”与“妄听之”为其要义。作为“尝试言之”的卮言，是一种“妙道之行”中对“万物之化”的观照方式，既不试图用“言”匡定“已而不知其然”之“道”,亦不企图以“言”支配“万化而未始有极”之“物”,故可与妙道之行谐行、与万物之化同化，此即“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此外，作为一种人文符号的“卮言”意在解除“辩”所导致的“相非”,“名”所衍生的“相轧”,而期许在与“妙道之行-万物之化”的谐行开放中敞开彼此、通达你我；人与人在“语言”中的相遇不应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强制灌输或倾轧凌辱，而应是“妄言者”与“妄听者”平等参与、共聆天籁的生命活动，在此意义上，“卮言”以其居间道物、通达彼我的“齐物”特性，为人与人的“相与于无相与”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在场”与“出场”：中国传统革命观与自我革命的通约性检视

思想的“制作”必然的与特定的社会存在相关联，只有“让思想回归历史”，不同形态文明的“在场”才能够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是引领伟大社会变革的根本保证。中国传统革命观与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文化语境虽有不同，但其“为仁由己”人性论预设、“福祸相依”的危机意识、“慎独自律”的修养方法、“天道亲善”的执政伦理等却与党自我革命思想具有某种跨时空的“在场”。这种“在场”之所以能够实现，既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是二者在价值取向和学理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革命观的在场性进行检视，必须要从学理上对“在场”及“出场”两个问题进行“再造”，从而为党的自我革命铸牢文化根基，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从“文明冲突论”走向“文化冲和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囿于“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未能提出解决文明冲突、实现文明对话、构建全球秩序的理论与方法；以中国传统智慧为资源构建出的“文化冲和说”可与“文明冲突论”展开积极的理论对话，为应对当前人类文明、文化发展乃至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提供重要的理念。“文化冲和说”认为，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冲”“激荡”,即动态的分化、演替、会合、互生的律动，会产生“激荡中的平衡力和创造力”,不同文化、文明通过相互接触、渗透、兼容、均衡，能够在“多元互济”“一多不分”中最终和合而成崭新的文化形态而彼此升华。“文化冲和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全球文化、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并在“和”之以“法”、以“仁”、以“礼”、以“义”等具体的文化交往实践过程中，使不同的文化、文明在激荡碰撞中互鉴、交融、共享，最终铸造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中西“软文化”差异的初因

了解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必要前提，但仅了解物质层面上的不同远远不够。只有了解作为文化底蕴的“软文化”才算把握了一个民族的特性，而发掘“软文化”差异的原由则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文化的内涵。文章通过对西方文明之源古希腊和中国的对比分析，试图揭示自然地理条件是中西“软文化”差异的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言行与教化：《论语》“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疏解

言行关系是《论语》中的一则重要命题。《里仁》篇中的“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一句便与此相关。在诠释史中，学者将其旨意或解为倡导谨言，或解为勉励躬行，其中实则隐含着“有言有行”和“行而不言”两类不同理想人格的设定。详循孔子对言行关系的论述，他不仅指出言、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强调了二者的一致性趋向。实际来说，孔子言行观的旨趣并非谨言或慎行，而是在借助个体之“耻”提示个体能力和德性的提升，也即对个体展开教化。孔子对行为主体的关注不仅展现了儒家在言行关系问题上的独到运思，也体现出中国哲学重视行为主体而非哲学概念的特质。     

试论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中国化改造”

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曾留学美国，师承杜威。他在对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做中学”的教育思想进行继承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提出了一系列立足于中国实际的教育观念，并将其一一付诸实践。陶行知对于杜威教育思想“中国化”的改造及其实践，不仅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同时，陶行知“中国化改造”后的教育思想对当今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和而不同”与“文明冲突”

21世纪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纪,“文明冲突论”随着9·11的发生日益甚嚣尘上,不同文明之间究竟如何相处的问题也越发凸显。作者从史伯、晏婴的“和同之辩”入手,阐释“和而不同”思想的渊源、内涵以及孔子的对这一思想的总结、应用与后人的丰富、发展;分析多元状态下文明冲突的实质;指出只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孔子的“友谊”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比较

孔子的“爱人”思想,本质上是讲“亲亲”,但也包含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友谊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不仅包含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包含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孔子的“友谊”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既可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同之处,也可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