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智力资本抑制了“两孩”生育行为吗？——基于CFPS农村家庭跟踪数据

本文采用2012-2018年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分析“两孩”政策下农村家庭智力资本对家庭两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政府扶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发现：我国中西部农村家庭智力资本呈现上升趋势,“两孩”生育行为从2018年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农村家庭智力资本中的教育和工作技能智力资本对“两孩”生育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农村家庭智力资本的上升是“两孩”生育行为下降的重要原因。政府总扶持强度存在同向的调节效应,即政府扶持强度越高,农村家庭智力资本提升对两孩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说明通过政府补助激励农村家庭生育率的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加剧两孩的低生育率。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二孩”生育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供给与需求的视角

供给面看,实施“二孩”政策会直接扩大人口规模、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短期引起家庭储蓄水平降低;而长期则会对宏观储蓄水平产生积极作用,且年轻的人口结构有利于我国创新能力的提高。需求面看,全面放开“二孩”会对消费产生拉动作用,但因住房支出的挤压,效果或许有限;投资会加速,但却可能加剧其与消费的比例失衡;人口变动一定程度上会延长我国基于人口红利的出口比较优势。     

二孩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二孩”给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孩子数量和孩子年龄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在公共托幼服务短缺情况下,生育二孩和有3岁以下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更高,性别差距更大,部分女性被迫中断工作。该发现对二孩政策的启示在于,增加公共托幼服务对于促进符合政策的城镇青年生育二孩、平衡工作家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CSSCI

生育政策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如何有效激发农村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民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具有较大的政策激励潜力,故而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保障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构建Bi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医疗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入”效应,养老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建议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升生育福利,提高家庭经济能力以降低生育成本,制定政策优化代际合作育儿人力资本,引导树立科学的人口资源生育观等。     

家庭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家庭的经济支持、 照料支持和精神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当丈夫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较大或者夫妻双方的经济贡献差不多时,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若生育二孩,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料支持、 精神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家庭照料支持可获性的增加能够提高所有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可能性.文章认为,在目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政策的有效落实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尤其是家庭支持政策的完善.     

生育保险可以促进二孩生育吗?——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三孩生育政策下,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已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和优化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对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与生育的关系缺乏足够的研究和关注。因此,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对影响非农就业女性享受产假和生育津贴的主要因素进行初步分析,进一步使用Logit模型探讨“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育保险覆盖比例仍然较低,生育津贴享受水平不高;学历越高、就业单位性质越稳定、所在城市越发达的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可能性越高;生育津贴和产假均未能显著促进二孩生育意愿,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但就业单位性质、城市类型、祖辈的照料支持等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远超生育保险。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所提供的生育津贴水平和产假时间长短对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极为有限,企业层面因女职工雇佣成本增加,导致减少女职工数量等现象的发生,政府对此直接监管难度大。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提高生育津贴支付标准;探索建立促进育龄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创造生育支持的工作环境;大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弥补代际支持的不足。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基于2019年西安市“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35,0—3岁、4—6岁和7—12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43、1.32和1.29;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食成本为主,其中0—3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多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其中0—3岁家庭更多付出的是时间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直接的教育成本、娱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会降低0—3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会减少4—6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7—12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制约。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     

儿童照料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分析北大核心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潜在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东北地区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最好的地区,人口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在全国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和人口问题并行,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老龄化问题加剧。同时,国家两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东北三省人口的生育意愿,一个孩子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的实际子女数量。为探究东北三省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本文根据2017年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儿童照料形式以及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成本对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与实际费用的差值对比分析其对于城市和农村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决策并不是由女性主导,而是受到家庭的综合影响。相较于家庭照料,社会照料显著降低了受访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另一方面,当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低于实际费用时,女性的生育意愿会被显著抑制。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社会照料的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以上结论显示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低生育发展阶段,建议加大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0-3岁婴幼儿早托机构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和建设。     

我国已婚人群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困境——基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分析

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在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扮演角色时,在某方面存在互不相容的矛盾所导致的冲突。我国已婚人群数量庞大,工作-家庭冲突已成为已婚人群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已婚人群受教育水平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在不同特征已婚人群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一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已婚人群工作家庭矛盾的效应和途径具有性别差异,二是与青年已婚人群相比,中年已婚人群所接受的教育的沉淀效应更为显著,三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农村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的效果明显高于城市已婚人群;在传导机制上,受教育水平主要通过提高工作获得、减少工作损失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而家庭融洽则在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工作冲突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为改善我国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应大力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缩小地域和城乡教育差距;同时要为劳动者提供管理规范、服务高效的就业市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完善家庭支持政策,缓解家庭压力,建立普惠多元的托育服...     

教育水平、教育回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会影响居民幸福。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教育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均对居民总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一致。分群来看,教育水平提升会显著增加教育程度较低、农村户口、男性三类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教育程度较低、城市户口及男性居民的幸福体验;而社会交往则会促进所有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明显提升。就中介效应而言,教育的物质和非物质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均较为显著,不过相较于社会交往,收入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另外,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中介效应目前尚不及直接效应三分之一水平。因而,为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增进居民幸福中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全方位大力发展教育,并着力破解教育机会不均问题,以使提高教育水平成为全体居民实现收入改善、阶层跃迁以及幸福提升的有效路径...     

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互补替代”效应：理论与实证

依据生命周期均衡收入分配原理,构建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收入分配适度水平及其"互补替代"数理模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经济结构优化。研究发现:(1)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收入分配存在"替代"关系,而在退休年龄延长的条件下,二者存在"互补"关系;(2)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替代的均衡点是家庭有2个子女,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边际替代率递减;(3)伴随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下降,个人养老收入分配系数上升且上升幅度大于前者下降幅度;(4)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之间的"互补替代"效应呈现为"倒V形"曲线,且其替代的均衡点与总和生育率2.1的更替水平存在契合效应。     

“发展型”或“政策型”生育率下降?——基于翼城“农村二孩”试点的分析

中国生育率在过去30年持续下降至较低水平,围绕下降的主要动因及其政策涵义的争论热烈。文章以"农村二孩"试点之一的翼城为案例,重新梳理和检视了在已有研究中较为忽视的翼城试点出台的背景和政策实施细则,并从多个方面考察了翼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对翼城试点的认识不同,政策文献回顾表明:"农村二孩"生育政策只是在初婚时间、生育子女数和生育间隔方面做出一些技术性"调整"以缓解国情与民情的矛盾,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实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初衷。多维度数据分析交叉印证了在实施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变量不能解释生育率的下降,翼城现有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更多是政策干预的结果,是政策促成的外生性转变,而非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低生育意愿的内生性转变。     

教育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年龄与世代效应的分析

本研究分析了教育是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在纯务农、兼业和纯务工之间的就业选择,以及该选择随年龄增长和世代更替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教育在总体上促进了非农就业,但在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中有着不尽相同的作用机制。在较早出生的世代中,教育对兼业和纯务工的促进作用是一致的。但在晚近出生的世代中,更高的教育水平对纯务工就业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而对兼业选择影响甚微。在老一代农民中,教育对兼业和纯务工的促进作用随年龄增长而有所减弱;而在新一代农民中,教育对纯务工的促进作用随着年龄增长而迅速加强,呈现教育的积累性优势。此外,老一代农民的生命历程中有一个从务工到务农的回归;新一代农民向非农行业转移则呈现不可逆的趋势,教育对此起到了促进作用。     

学历提升与居民幸福感——来自CFPS微观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

幸福是个体价值追求的重要维度,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跨期匹配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2SLS）,从辩证统一视角考察了学历提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前学历提升引致的正向激励效果超过了负向抑制作用,使得学历提升总体上增强了居民主观幸福感;（2）机制检验表明,收入增长效应和地位获得效应是学历提升增强居民幸福感的关键路径渠道,但学历提升同时也会通过教育错配效应和健康损害效应降低个体幸福感;（3）进一步检验还发现,在已婚、低信任度人群中学历提升的“致幸福”效应并不明显。此外,学历提升的负向抑制作用在就业正规化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下能够有所缓解。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突破了传统单一视角的逻辑束缚,采用更为科学的因果效应识别方法,从正反两个维度系统探究了学历提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潜在影响,同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增长、地位获得、教育错配以及健康损害四大机制路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学界关于该问题的认识。基于此,文章认为,降低教育错配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教育回报率,激发社会性流动活力以及加强就业正规化建设等是提...     

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企业人工成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基于适龄职业女性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层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存在多方面的影响,对女性求职艰难、 薪酬福利减少、 退出劳动力市场、 非正规就业增加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企业人工成本在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中起着显著中介作用.全面二孩政策对不同年龄、 不同学历、 不同企业性质、 不同收入、 不同城市的女性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年龄较轻、 学历较低的女性表现为求职艰难,年龄较长、 学历较高的女性表现为薪酬福利减少,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女性员工比国有企业女性员工、 高收入女性员工比低收入女性员工、 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比三线城市的女性员工受影响程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