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与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

图像作为一种叙事手段与记忆媒介,与文本、影像、声像等审美形式在“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中华民族的视觉化表征,参与整个民族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集体价值的确证。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黄河—母亲”的隐喻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促进民族统一与融合。嗣后,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媒介——记忆场,涵括家国命运、抗争进取、人文情怀等不同意蕴的民族精神。依照“图像叙事—记忆—认同建构”的理论逻辑,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借黄河图像唤起社会个体之集体记忆,增进个体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研究,不仅凸显出黄河图像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各民族共建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意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成共有国家认同打下文化和心理基础。     

共同体与审美治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媒介学转向

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阿伦特探讨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在审美主体层面,审美主体的多元性和可交流性是进行审美判断的基础。在审美判断层面,审美判断要求达到普遍认同,这种普遍认同借助于共通感,不借助于信仰,不借助于概念,也不借助于理性而形成认同。因此,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的视域下,阿伦特探讨了审美、普遍认同与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美学转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媒介技术的发展承担起了新型共同体建构的问题,康德-阿伦特的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需要在媒介学的意义上得到延伸,形成康德-阿伦特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的媒介学转向,重塑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当下意义,用于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多元一体的媒介治理格局。     

仪式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实践研究——基于湘西苗族鼓文化节的考察

“仪式”是一种文化的共享过程，政府主导的庆典活动具有文化共享与社会维系的重要意义。湘西苗族鼓文化节是政府打造的规范化、程序化、规模化的展演活动，通过设计与鼓舞相关的一系列符号展演体系、营造鼓舞文化互动情境、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意空间来完成鼓舞文化展演实践，进而构建一个新的“认同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文化符号的重塑推动了我国非遗的传承，在离散、碎片化的大众记忆中唤醒社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府与大众通过各类互动凝聚起了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官方仪式化的展演在传承我国非遗的同时，使得参与者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了充分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维度：解码、探寻与构建

象征符号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显形式之一,标示具象世界背后统一共同体的精神维度,是形塑观念、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载体。通过对象征发生的过程解码,清晰呈现象征意义赋予—传递—交互—升华的完整过程,诠释象征符号何以增强共同体认同的内在密码。象征符号充任承载共享集体记忆、限定共有身份认同、联结共在凝聚整体的核心媒介,赋予共同体成员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感知、同一性认知、连续性想象。由此搭建象征符号意义表达与交流的空间场域、创设象征符号意义循环与共享节日仪式场景、运用象征符号意义感知与共通的交互技术,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策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公共空间再造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华民族何以是一个”的强力回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经之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公共空间充任着承载定位功能、链接情感指向、诠释认知内涵的工具性媒介，并发挥场域功能承载集体记忆、生产身份归属、展演共同体价值，在以刻写集体记忆、再造个体认同、强化共同体价值为理路的公共空间营造中，对“想象的共同体”进行了必要的情境化呈现。在聚焦共性的前提下，通过再造公共空间这样的“物质-精神”共构基点，为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效路径。     

历史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以湘西苗族家谱建构为例的讨论

湘西苗族历史记忆的载体传统上以古歌、史话为主,直至清朝改土归流后才出现汉字撰写的家谱。龙、吴两姓家谱通过追溯共同祖先、移民化家族历史、措置时间的叙事,部分内容虽与地方史志记载不相一致,但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框架下,国家、地方、修谱者等不同行为主体出于统治、发展、权力等因素考量的复杂互动。湘西苗族在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长期交流交往交融中,自发或自觉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自我身份认同从家族、苗族向中华民族的扩展。从历史记忆的视角来看,湘西苗族家谱的建构反映出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程。历史记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奠定基础,身份认同的多层次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外在表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也为历史记忆建构提供了更普遍的社会框架。     

生成、建构与维护：兵团老兵屯垦建设记忆的口述史呈现

作为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老军垦群体内部共享的集体记忆中承载着新疆建设历史与伟大兵团精神。为了实现对这段记忆的抢救保护与价值提取，需要以口述史的方式进行记忆开采，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分析与讨论。通过对老军垦口述记忆的分析可以发现，强烈的身体感受与单一化的生活经历为其所在群体内部形成统一的集体记忆奠定了叙事基础；而群体内部之所以能够完成从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升华，是由于不同个体组成一个群体后被赋予了不同于其中任何个体的“突生性”,为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主观框架；集体记忆的维护则有赖于它所依托的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老军垦群体最初作为一个由制度力量统合而成的群体而存在，但在共同生活中经历了对于彼此一致性特征的发觉之后，逐步迈向“心理群体”,并在时代的不断发展变迁之中最终实现了高度的群体认同。因此，加深对新疆建设发展历史的认知，是在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面向世界讲好军人屯垦戍边的“中国故事”并弘扬伟大兵团精神的重要出发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共同历史记忆

中华各民族在自我繁衍生息和共创中华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共同而持久的历史记忆。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受到严重影响时,共同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并转化成维护共同体根本利益的磅礴之力和具体行动。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基础形成的长期“统合”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记忆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资源。以“统合”记忆为核心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之一和重要组成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凝结和巩固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根溯源的重要依据、团结奋斗的实践动能和未来发展的力量源泉。     

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

农村命运共同体是对农村伦理共同体的扬弃。当前,传统权威的肢解、乡土意识的弱化和个体的“原子化”构成农村社会转型的集中表征。社会转型严重打破了传统的聚合形式,造成了农村交往行动的无序化、组织形态的碎片化和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回应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它也为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路。在共享发展理念的导向下,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必须推进如下工作：在政治文化层面,推进基层协商的发展与包容文化的社会内化;在经济发展层面,确保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在基层治理层面,积极创设“合作治理”的农村发展模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博物馆建设进路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博物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演的舞台,通过再现历史时刻、赓续价值断裂、承载话语叙事、营造认同场域,为国民想象共同体提供着进路。经情境复现,博物馆将国民拉进共同体的不同记忆时空、为国民连通共同体提供了接口、搭建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对话域、强化了“我们”意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产出能效。以凝合国民的共识性认知为旨归,将博物馆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建设为“国民-共同体”的联结点、塑造为国民整体化的规训域,以切实引导国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取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有效进路。     

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媒介的转型与发展

文化记忆作为一种与社会、媒介和文化情境紧密相连的动态构造，彰显了人类记忆的社会化维度。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建构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格雷马斯矩阵被巧妙地应用于这一知识场域中剖析文化记忆构建机制，揭示了媒介作为构建文化记忆中最活跃变量的核心地位。随着文化内容从物理形态到数字化传播和存储的转变，以“仪式”和博物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记忆媒介经历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转型，旧媒介为文化记忆提供稳固且权威的依托。新的媒介形式引领文化传播的创新，作为象征性与商品性并存的记忆媒介的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储存方式，该方式以其普适化的传播样貌所形成的某种暗示构建起文化记忆的全新图景；兼顾官方记忆与大众记忆平行书写的新媒介给文化记忆的书写方式带来颠覆性的革新，它不断丰富着文化记忆的构建模式，使之获得一种更为大众化、更加多元化的表述空间，进而推动和强化了官方与大众记忆之间极高的流通与互动性，促进了多元解读视角的形成。但同时，在文化记忆媒介演化的进程中所产生的虚假记忆、信息过载、数字鸿沟和数字伦理等一系列新问题，也成为亟待深入探讨和解决的知识命题。     

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是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体育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源泉。新时代民族体育文化共同体的构建要以体育“本体性文化”和“内涵性文化”为基石,以共同的体育文化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回归与时代性折射为准则。通过寻找民族传统体育元素,重塑民族文化记忆;挖掘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凝聚民族文化精神;依托民族传统体育赛会,构筑民族文化生活;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加强民族传统体育交融,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整合民族传统体育成果,促进民族文化共享,进而实现新时代民族体育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灾害记忆·时间——“记忆之场”与“场之记忆”

灾害记忆会随着社会成员的死亡形成代际中断,随着现代性而被淡化,与此同时,灾害经验也正被所谓科学主义所取代。然而,面对仍不断出现的灾害,地域社会为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尽快重建恢复社会生活及秩序,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动员灾害经验、灾害记忆,以进行灾害文化的建设。在这其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灾害记忆,都早已成为了博物馆、纪念馆永久性的主题,形塑着整合意义角度的"集体记忆"。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所确认的地域社会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呈现出集体记忆"解释共同体"内部的复杂性,并表明这种复杂性在生成多样的灾害文化以应对自然灾害时具有积极意义。     

情感与互动仪式：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

互联网的发展引发传播语境的变迁,也带来了文化空间的延伸和社会互动的变革。其中,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思想、非理性网络民族主义及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煽动与破坏,会诱发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断裂、混乱和隐退,打破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联结的紧密性和稳定性。由此,借助互动仪式链理论确证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转向”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中华文化符号互动、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建构和价值情境的展演,回应个体情感、刻写群体情感、强化共同体情感,实现民族情感从体验感知到认同领悟的演进,发挥“情感”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功能。     

非遗电影共同体叙事的逻辑、策略与经验启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的活态见证,凝聚民族认同的“共同记忆”;近年来,我国非遗电影不断突破传统的纪录影像模式,呈现出体现共同体叙事的特点。其一,非遗电影不仅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传递了人类文明的精神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贡献;其二,非遗电影在叙事策略上善用空间唤醒大众记忆,渲染情感凝聚共识,努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让大众深刻感知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三,非遗电影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也是推动大众参与文化建设、共享文化成果和强化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其经验启示值得梳理总结。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哲学阐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明根脉、共同的价值追求等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从传统的自在民族到现代的自觉民族、从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走向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文明共同体,其内核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平包容的文明传统流传至今,推动着中国和平崛起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价值共同体,凝结着民族成员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依归,建设好多民族融合的共同家园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期待。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实践路径研究

根据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指导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法治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交叉同构的, 需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基础上,探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实践路径。 第一,可 建设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相协调的中华民族法制共同体。 第二,应以党的领导为统领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 第三,需以 立法、执法、司法为统筹全面深化法治实践。 第四,可通过法治教育为媒介巩固共有法治精神家园。 总之,法制共同体是中华 民族为人类历史转向所优化的现代法治范式,法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制度实践基础,彰显了依法治国背景下 “德法共治”的平衡。     

论社会组织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及风险防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吸纳和支持社会组织利用“第三部门”的天然优势通过合适的路径发挥对外开展民生工作、保障民生权利的正面效应，是有效回应多元主体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诉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应有之意。运用SWOT分析法对社会组织的五种不同类型的路径从对外发展机会、对外发展威胁、自身优势、自身劣势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找准社会组织参与优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佳连接点，并据此提出针对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建构的建议，将有效助力其参与的“社会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获得并进行多元化、共生型的工作路径选择，最终与受援助国协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性支撑——人类命运发展能力共同体、民生权利保障防控风险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叙事与教育践行

从关系叙事视角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历史合理性和逻辑自洽性。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并持续形塑于关系互动之中,它以人与人的关系互动为构成要素,以共同体的关系模式为内在结构,以中华民族的共同理解为聚合方式,究其本质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立足于主体的人,关系叙事揭示出主体是在先赋关系的规定、社会关系的互构、关系情境的交互中,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实质是对共同体成员身份关系的认同和界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教育的强力支撑,借由学校主场域发挥育人功能,即通过构建多元协同的文化育人体系,强化各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知与自觉传承;通过搭建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媒介,推动各民族学生在社会关系互动中逐步内化和建构身份认同;通过创设适宜涵养共同情感与价值追求的关系情境,促进各民族学生建立稳定且自觉的情感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