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县政演变的逻辑

20世纪中国县政权力架构的演变是具体历史情境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演绎,又因其自身权力的“两面性”表现出了相对于整体国家制度构建的独特的演变进路。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县级权力结构关系重点表现在“官治”与“自治”的不同结合方式上。在20世纪后半个世纪则突出表现在党与政、国家与社会的不同结合方式上,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构成县级层面党与政结合方式的政治生态。     

论历史基础中的实践意识

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基础，在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理解中，通常被逻辑地分析为生产与主产关系的矛盾结构，而生产关系又往往被表述为“物质的社会关系”以区别于社会意识，于是就形成同一切社会意识概念相对待的社会存在概念。本文试图通过讨论“社会存在”中的意识（“实践意识”）问题，指出上述对待妨碍了对历史基础中的主、客体关系的研究，从而无法历史真实地叙述历史基础的运动。笔者的见解是，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取决干重新注意和重新理解那未曾“摆脱世界”的意识——“现存实践的意识”，以彰明唯物史观所蕴含的历史哲学洞见。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中国道路：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历史周期率是指政权经历“兴衰更替、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现象。约束权力是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方法。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是约束权力的两个维度。在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模式下，我国以权力监督作为约束权力的主要方式，并找到了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一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相结合的约束权力路径。权力监督的中国道路包括价值法则、制度体系和法治保障三个方面：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具体化为人民至上的价值法则，是权力监督的根本目标；扎牢权力的制度笼子，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要把国家监督、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贯通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民主建设和自我革命，用法治的方式监督和约束权力，是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历史评价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中国先进文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的理论概括，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建构提供了借鉴和启迪，它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外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的成功之路，找准了共产主义先进文化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要求之间的结合点和结合方式，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主导地位，以“综合创新”作为科学方法论，坚持文化为政治经济服务，为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服务。     

衰败与救赎——《秦腔》中的农村世界

《秦腔》以日常生活流叙述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农村全面衰败的图景：在权力与市场双重魔咒之下，原先乡村社会精英的作用逐渐消亡，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与完善机制开始丧失，陷于城乡发展不平衡格局之中万劫不复。这种衰败是结构性的，因而如果不立足于整个结构和制度层面，任何救赎都是无望的。     

大学自治的历史解读及其文化价值探析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解读了中世纪和近代大学自治的内涵及特征。笔者认为,虽不同历史时期大学自治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却明显地体现出历史继承性,具有如下的文化价值:成为保障学术自由和摆脱外在权力影响的一种制度层面的内在精神;成为处理大学与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内在规则或尺度;溢出制度化的层面,渗透于大学“精神生活”的场域中,形成大学人独立自主的文化性格。     

县乡干部战略性群体:结构与政策效应——基于一项公共政策的个案研究

县乡干部的政策行为是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运用战略性群体这一理论框架,从一项公共政策在地方行政层级推进中,分析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结构与公共政策效应的关系问题。县乡干部由于在群体目标构建和战略行动协调的自主性不同,分化为战略精英与外围战略成员,在群体内部等级之间形成“支配—依附”非均衡权力结构。资源向上依赖、等级权威价值认同、社会流动筛选和等级权威复制等机制共同维系了县乡干部群体的等级秩序。在战略群体外部,企业利用结构化机制与县乡干部代表的地方政府利益联结,消解了政策的公共性,共享了政策收益。面对政企结构化后结成的强势地位,农民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利益诉求被选择性忽略。在农村社会中“政府”“资本”“民众”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实践就是在一项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并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图景。     

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进行一场关于“中国有没有文艺复兴”的讨论。从文化发生学来看,在中国的百家争鸣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各自的历史时期之前,中西方社会都是一种封建领主制社会。另外,从社会变迁与转型来看,两者所处的历史时期都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经历着由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转型。而且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发现新的人、新社会是相同的。而另一方面,中西方社会有历史的共性也有各自的个性,因而转型的结果会各不相同。基于此,从社会基础、历史趋势以及历史的使命三个层面,对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进行历史比较。     

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Hindu族群建构与印度历史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围绕如何界定印度教徒身份、印度教徒身份是古已有之还是殖民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等问题的争论不断。尝试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探讨对Hindu身份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殖民前的印度波斯语史书、梵语和地方语言的历史书写以及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印度独立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达利特史学。印度在殖民前已经形成了将族群身份与历史挂钩的书写模式以及一种由上层知识精英界定的“印度教徒”身份。殖民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进一步确立了“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以印度教徒共同体为重要主体的民族史书写模式，但也因为推崇种姓制度而引发低种姓思想家的批判，形成了与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民族史对立的达利特大众身份和达利特史学。     

反封建主义与21世纪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未圆满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思想意识层面的封建主义以残余形态潜伏下来。由于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影响,新中国的反封建斗争存在着以下不足：把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的终结等同于观念形态上的封建主义的消亡;对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对封建主义思想本身缺乏具体准确的如实认识;在反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主次失调等失误,封建主义残余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因此,批判封建主义是21世纪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性抉择,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思想方法论为指导,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进行制度性安排,加强制度性建设,加大反封建的力度。     

流动社会中地方精英的生成：一座民营博物馆的诞生

论文采用个人生活史的方法,以一座民营博物馆诞生历程为案例,对流动社会中地方精英的生成过程与特征进行分析。论文认为,当前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流动性为外来者进入地方社会,并成长为地方精英提供了社会文化“场域”。流动社会的开放性特征也使得外来者具备调动各种“资本”、调整“惯习”,实现从“外来者”到“地方精英”转变的可能。然而,这一由外而内的地方精英的生成路径,存在着如何融入地方社会的困境。外来精英在依靠外部资本与权力成长为地方精英的同时,亦需在文化层面上强化与地方社会的联系,才能真正实现从外来精英到地方精英的转变。     

反封建主义与21世纪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未圆满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思想意识层面的封建主义以残余形态潜伏下来.由于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影响,新中国的反封建斗争存在着以下不足把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的终结等同于观念形态上的封建主义的消亡;对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对封建主义思想本身缺乏具体准确的如实认识;在反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主次失调等失误,封建主义残余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因此,批判封建主义是21世纪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性抉择,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思想方法论为指导,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进行制度性安排,加强制度性建设,加大反封建的力度.     

技术观研究的精英途径--新中国技术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新中国技术观的形成过程中,权力的集中使政治精英拥有权力话语;学术研究的不充分使学术共同体在论证、诠释、放大精英技术观的层面上发挥着社会作用;而公众对政治既敏感又不积极参与的态度及其科学素质的低下,使其在国家技术观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十分微弱.由于中国技术观自上而下的形成过程,在新中国技术观的研究中,精英途径居核心位置.     

个体自由与政府权力关系的历史演进

个体自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断演进,个体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关系也由专制社会形态逐步发展为民主、法治社会形态,这些发展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个体自由的发展需求,但较之人类终极目标“个体自由”还有很长的路途.近年来,善治理念的呈现为新世纪个体自由与政府权力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新境界,为人类终极目标“个体自由”带来了新的曙光.     

历史总合力的涵义、形成机制和质量

历史总合力是历史主体合力与历史客体合力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整体力量。作为哲学范畴，它是对历史主客体各种动力因素综合作用方式的概括和反映。历史总合力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命题：历史主体合力和历史客体合力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客体合力和历史主体合力统一于社会实践；历史主体成为历史客体的统治者和主人，这是历史总合力运动的必然趋势。历史客体合力和历史主体合力通过“动机”，“活动”，“结果”三个层面交融在一起。它在原始社会、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不同的质态。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终决定着历史总会力的量。     

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影响下侗族传统社会形态分析的再思考

运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模式分析侗族传统社会形态，使侗学研究具有较大的缺陷。侗族传统社会形态独具特色，可按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层面思路，对侗族传统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进行再分析和阐述。     

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细分为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的中国化。学理层面的中国化的推动力量不仅包括中共领导人,还包括党的一般理论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精英。新启蒙运动过程中,新启蒙学者积极倡导“中国化”,使学术界形成了浓厚的“中国化”的学术氛围,为马克思主义学理层面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启蒙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电子商务与农村权力结构嬗变下的农村社会发展

权力具有引领社会变革与发展、整合社会资源的力量.新兴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掌握新兴技术手段的社会精英也必然掌握新的权力.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兴起,掌握新兴技术的社会精英回乡创业日渐增多,形成了新的权威主体.由此,新的权威参与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设中来,分享了传统农村社会权力,改变了传统权力结构,也为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塑的历史制度机制及其启示

制度是形塑共同体的核心变量。制度的形成、激活以及再次观念化是考察制度效度的周延思路。羁縻制度或羁縻政策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和“华夷观念”的固化，并且一直处于变迁之中。这种变迁一方面是中央权力与羁縻边疆政权权力之间持续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中央王朝有意识地调整，从而渐趋完成了由羁縻边疆向政区化管理的治理模式转换。羁縻制度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一种更为稳固的制度文化(观念),从而给予羁縻边疆政权以“脚本”化认知，进一步提高了羁縻制度在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上的效度。上述过程并没有终结，当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仍需为中华民族的“组合一体”与“民族交融”提供有效助益。     

知识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知识经济的兴起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知识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知识产业异军突起，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社会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知识型劳动者成为社会劳动的主力军；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速度经济正在取代规模经济；劳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灵活工作制将打破传统的整齐划一的工作制度；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精神愉悦、生活幸福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300年前的工业革命导致了封建主义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今天，人类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将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发生新的变革，使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趋于消失；使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计划调节取代市场调节，固定分工和异化劳动消失，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消除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异己力量，使国家的一切权力回归社会，实现充分的社会民主；将导致社会形态的新的更替，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