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研究

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行动方略。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增强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是关键政策目标。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通过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耦合性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类型学研究和要素市场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被归为引领情境、惯性情境、停滞情境和失衡情境四种类型；中国、韩国、新加坡等耦合型国家最早受到风险冲击但能通过有效的政策响应较快进入引领情境，匈牙利、塞浦路斯等非耦合型国家经历了惯性情境、停滞情境乃至失衡情境的摇摆；劳动力市场在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中具有预示作用，既是危机的先导又是复苏的特征，有76%的国家在经济复苏指数转正前就实现了劳动力指数的复苏。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治理是破解发展与安全潜在矛盾的重要路径，要健全协同机制、拓宽就业渠道、发挥数字优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韧性。     

党政领导干部心理工作环境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初步研究

选取沿海某省563名党政领导干部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心理工作环境特征以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初步研究。结果表明:48.5%的被调查者处于职业紧张状态,11.4%被调查者处于付出回报失衡状态;同事支持,工作自主性,工作回报,内在投入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相关;同事支持,工作自主性和工作回报对个体成长发展体验和身心健康体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内在投入对个体成长发展体验和身心健康体验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影响居民感知和参与重大活动的因素分析——以广州2010年亚运会为例

重大活动项目对举办地的影响,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而作为与活动事件相关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举办地居民的支持对于事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文研究表明:居民的参与是影响广州居民支持2010年亚运会最重要的因素.此外,广州居民对亚运会的支持还受到居民感知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环境利益、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等5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居民的参与和感知的利益对居民支持2010年亚运会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居民感知的成本对支持亚运会有直接的负向影响.     

差序氛围下师徒关系对员工韧性的影响研究

员工韧性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优势和应对不确定性的核心能力。基于对中国差序氛围下师徒关系提升Z世代员工韧性内在机理的探讨,构建并验证一个跨层次的研究模型,通过256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下师徒关系的情感纽带能够激发徒弟心理可得性进而正向促进员工韧性;组织差序氛围不仅正向强化师徒关系与徒弟心理可得性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心理可得性在师徒关系和员工韧性之间发挥的效应产生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如何通过激活师徒关系提高员工韧性具有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增强国际化发展韧性、实现高水平“走出去”成为极为重要的议题。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和海外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显著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且对国有企业以及具备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上下游供应链分散化来提升企业平稳发展的组织能力以及面临外部风险的抵抗能力，进而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是一个长期效应，短期内由于冲击事件复杂多样且相互叠加，其影响并不显著。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经验与优化路径——基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视角

风险社会,人类面临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即是典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人民战争.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党中央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坚持依靠人民、群防群控的科学方法,坚持防控成果由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应从此次疫情防控实践中总结经验,为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风险提供优化路径.     

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异质性特征对组织韧性的作用机理及效果研究

近年来,组织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文章通过对1048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的年龄异质性、学历异质性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社会兼职异质性对组织韧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创新能力分别在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的学历异质性、社会资本的社会兼职异质性与组织韧性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的年龄异质性、社会资本的社会兼职异质性与组织韧性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组织创新能力的中介得以实现,即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显著。以上结论拓展了高管团队异质性特征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同时也为不确定环境下如何提升组织韧性提供了新思路。     

论"伪公共卫生事件"与传媒报道

近年来传媒关于公共卫生危机的报道大幅增长.其中的一部分事件,可以说是"媒体制造"版的"伪公共卫生事件",使受众和社会付出了相当大的成本."伪公共卫生事件"与传媒报道的操作失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运用媒介事件理论,剖析了"伪公共卫生事件"的建构过程及其内驱机制,揭示了商业主义、煽情主义对传媒建构公共卫生风险议题的伤害,提出应参照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从新闻实务和职业伦理规范等层面来防范"伪公共卫生事件"的负面影响.换言之,应从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入手,推动公共卫生危机报道.     

论基层社会稳定机制的若干思考——对几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

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威胁,同时,这类事件频发也说明政府主导的维稳机制存在局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层次因素是权力一元化的社会层级结构使利益关系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并造成基层民众利益表达不畅。基层社会稳定亟待发展新的制度基础,包括强大的公民组织和社会参与,扶持弱势群体社团,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下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机制。     

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伦理审视与优化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通常会引发争议。通过对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判罚罪名、行为类型、刑期认定、案件周期、是否上诉等进行实证考察，发现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隐含了以下伦理问题：一是刑事罪名框定不适当扩张，凸显国家权力干预与个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二是有期徒刑广泛严格适用，凸显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三是刑事处罚的污名化效应，凸显社会利益与个人负担之间的冲突。公共健康伦理契合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所隐含的伦理性，可以为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提供价值指引和设定伦理规范。在公共健康伦理视阈下，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应当以社会正义作为底线价值，同时充分考虑可允许性、相称性和必要性等正当性条件，在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群发与农业安全

现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呈现出类型单一化到多元化、时段碎片化到叠加化、地域分散化到连片化、处置应急化到常态化的新特征,造成传统的专项治理策略和地域协同策略失灵,并引发农业安全的新挑战。如何协调农业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生态和经济效益、正常和特殊保障、国内和国际责任,降低农产品的国际市场贸易和国内市场流通风险,成为多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群发期,维护农业安全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及其群发风险,新农业安全观的构建需要从整体性战略延伸到多中心战略,打造以城镇为中心、辐射周边的农产品供应生态圈;从乡村单极化模式延伸到城乡结合模式,在中心城镇推广设施农业和无土栽培等集约型的农业种养模式;从政府组织主导延伸到由政府主导并动员社会组织与市场力量共同参与,在农业生产环节构建起农业生产过程管控平台和农业生产服务信息平台,在农产品流通环节着力建设农业大数据平台和云计算中心,培育电商平台和物流体系,使其成为疫情隔离期农产品供应保障的中坚力量。     

城市群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研究:来自京津冀和长三角的数据

城市群内部各主体之间及其与外部地区之间的共生关系网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扩散和蔓延提供了条件。文章以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两个跨省城市群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QAP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群"平时"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关系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讨论。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关系网络发育不足;(2)呈现出纵向机制嵌入下的双层协作结构;(3)地理邻接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行政层级差异等对协作关系建立有显著影响;(4)上级权威与关系网络的动态组合影响协作机制选择;(5)区域发展战略与已有合作组织网络塑造网络结构。因此,在"平战结合"思想指导下,应加强顶层设计、鼓励多种形式协作;调整优化网络结构,发挥中心城市核心作用。     

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演进及结构层次

各类风险灾害和危机事件的频发，凸显了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韧性治理的政策演进显示，我国韧性能力建设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探索期、推动期和提升期3个阶段；整体上理念持续深化，视野不断拓宽，从工程韧性和环境韧性不断向其他维度拓展，对制度韧性和技术韧性的关注逐渐增加。在韧性治理体系的结构层次上，国家、城市和社区从不同层面推进韧性治理：国家韧性强调顶层设计、统一领导和战略支撑；城市韧性强调冗余规划、行动学习和智慧融合；社区韧性强调多元协同、文化塑造和科技赋能。鉴于此，未来应把握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走向，完善制度安排以提升多维韧性能力，形成协调有序的韧性治理体系，以回应复合型风险社会背景之下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及风险规避

厘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触发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对于防范化解重大舆情风险并降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风险社会放大理论和信息生态理论,提取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四个维度7个指标,通过对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分析结果表明：信息人和信息技术是网络舆情高影响力生成的核心条件,信息本身蕴含的危害级别对舆情影响力生成并不敏感;存在3种驱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高影响力生成的类型。通过挖掘舆情影响力演进特性,建构四条风险规避对策,为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构建和舆情风险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期望还是资本：中国社会保障满意度状况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从资本和期望两个角度对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三项社会保障状况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收入和房产、受教育程度、信任和社会参与对低保、就业保障状况满意度均有正向作用，而受教育程度对于养老保障状况满意度有正向作用。资本理论比期望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保障满意度，同时资本对在保和不在保两类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作用机理有明显差异。对于没有参加低保和失业保险的人而言，三类资本均有显著正向作用。对于参加了低保和失业保险的人而言，只有社会资本仍然发挥显著正向作用。对于参加了养老保险的人来说，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均有显著正向作用。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来说，社会资本却有显著负向效应。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回应的调节作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549名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回应在政府信任促进社会治理绩效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即高政府回应状态下，政府信任对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并且，政府回应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即政府回应越高，政府信任起到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提高社会治理绩效有一定启示作用。     

服务业一线员工服务破坏的形成机制分析

一线员工的服务破坏行为不仅是企业提升顾客满意度和竞争力的阻碍,也是影响社会稳定和整体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以资源保存和情感事件理论为基础,通过对579名服务业一线员工的问卷调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和Bootstrapping算法,探讨一线员工服务破坏的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组织限制对服务破坏具有显著的正向效果,情绪衰竭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自我情绪管理效能负向调节了组织限制与情绪衰竭的关系,并负向调节了情绪衰竭对组织限制与服务破坏之间的中介作用,即自我情绪管理效能越高,上述中介作用就越弱。     

失范与重构：网络空间的社会乱象及其治理之策——以“饭圈文化”为例

“饭圈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在网络传播中遵循“文化模因”的生命周期规律，并在同化阶段、记忆阶段、表达阶段、传播阶段存在诸多乱象，这是典型的网络空间问题，更是一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饭圈文化”乱象频发的主要原因有：外在环境层面的风险社会与加速社会的影响；主体行为层面的意见领袖“强模因”负向传播；内在精神层面的数字化时代的“群体性孤独”。解决“饭圈”乱象需在环境上加强平台的监督责任与法律的监督作用；在行为上发挥意见领袖“强模因”的正向传播力量；在精神上重塑道德榜样、增强粉丝的文化素养。     

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基于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分析

提高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是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养老困境的有效途径。基于对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化是组织化的过程、结构和基础的有机统一。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依赖“熟人社会”环境、集体经济和基层自治的底层逻辑，政府和社会推动组织化需建立于其上。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的关键在于建立互惠均衡、权责明确的契约关系，提高个体与组织的关联程度，激发个体的参与动机。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松散、基层自组织薄弱、服务存在单向性、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失衡制约着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农村互助养老应当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与村庄的资源禀赋相结合；重视底层逻辑建构，培育老年人自治组织；优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结构；创新互助养老运作模式，提高社会关联程度。     

保护型经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实践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着特殊的功效,充当了政府与社会双重代理人角色,发挥了保护型经纪的功能。作为支持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不失为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下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类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规范化自主运营、专业化实体服务、能动性个体与团队是其保护型经纪功能发挥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