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的中国祖先崇拜书写

在近代中西交往过程中,中国的祖先崇拜是19世纪诸多来华德意志人关注与书写的对象.他们在面向本国公众的德语著述中介绍祖先崇拜,并对其内涵和影响展开论述与评价.在东方学视域下解读祖先崇拜在这些文本中的呈现方式,可以发现,受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影响,来华德意志人对中国祖先崇拜的书写并非客观现实的完整再现,而是当时中西文化权力关系的映射.对于旨在改造乃至取代中华文化的叙事者而言,对祖先崇拜的书写事实上是他们在"认知中国"的掩饰下建构与支配中国的尝试.     

"双重中国认知"的演绎经纬与事实定位 ——对近代日本来华知识人"中国体验"的再观察

在近代日本知识人来华考察的过程中,塑造于古代经典的中国形象与近代现实社会所感受的中国形象始终交织在一起,共同参与建构了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观.以日本知识人的中国游记为对象,探讨幕末至昭和初期以知识人为主体的日本人的来华体验,进而考察其来华过程中的感性因素在建构近代日本人中国观中所发挥的作用.由于个人体验与时代状况的差异,幕府末期至昭和初期,日本来华知识人的中国认知大致呈现出五种表现形态.对各种形态的认知做出历史还原和事实定位,对于准确把握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过程及其后世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与《四书本义官话》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9世纪前期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把中国经书翻译为各种西方文字。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则是独辟蹊径,对儒学经典《四书》进行了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即《四书本义官话》。其目的是让中国孩子、中国民众更容易的理解和接受他对基督教文化与儒学思想比较分析所进行的思考,更好的实施"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     

近代来华西人文化视阈中的衍圣公形象新探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孔子故里的山东曲阜一直被视为“圣地”,受到了来华西人的极大关注。自近代《天津条约》允许西人进入中国内陆开始，越来越多的来华西人来到曲阜，近距离观察和拜见孔氏家族后裔衍圣公。近代西人眼中的衍圣公形象既具有强烈的东方性，又具有强烈的西方性。双方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特定地点所展开的面对面接触，丰富了西方人原本只停留在书本中对于孔氏家族及后裔的认知，促进了他们的认知从想象层面到实际接触体验的转变。来华西人对衍圣公的形象建构，随着历史演变出现了阶段性的差异。     

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与中西历转换表

早期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年代学尤感兴趣,这主要源于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上古编年史问题的分歧,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编年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首要的一步便是设法将中国编年史中的年代记载和西方的儒略历对应起来。19世纪末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夏鸣雷对中西历相互转换进行出色的研究,他的转换表简单巧妙、通俗易行,是当时汉学研究的得力工具,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耶稣会的性质及其在中国传教的特点。     

二十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

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是影响德国社会整体中国观生成及演变的重要思想来源。与19世纪西方世界负面、贬抑的中国观基本立场不同,20世纪德国思想界对中国的认知呈现出丰富的深度和广度,明显折射了20世纪全球化发展和现代性影响的历史时代特征。通过中德跨文化哲学和全球史相结合的研究可知,20世纪德国思想界对中国形成的一套基本看法和观点在历史语境、社会变迁、认知主体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经历了由传统东方乌托邦到欧洲社会经济参照、普遍历史性和共识性交流中的现代中国的观念转向,其中国观的认知立场也经历了由西方中心主义到理性、普遍性和超越中心主义的历史转向。20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具备明显的现代性和文明变迁的历史转向特征,特别体现了德国思想界对全球化与整体性的追求,以及德国与中国实现互动的"理性的共识"。回顾和总结20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实证中国在德国思想史发展中的参与及互动,能够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形象建构、中国与世界的互相尊重借鉴提供理论尝试和历史启示。     

明末儒学视野下的西方文化

以明末(即从1582年利马窦来华到1644年明亡)儒学对西方传教士带至中国的西方文明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指出中西文化的碰撞必然是主体文化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出发,来对外来文化重新理解和建构.明末士大夫从儒家文化的基本点出发,对这样一种异质文化资源进行了重新的转化、改造和吸纳,使它在儒家文化的基本框架内获得一种新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对来自西方的文明形成了一种儒学式的解读.     

清末民初西方人来华游记里的成都形象

清末民初西方人来华游记里的成都形象在与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比较中被建构,折射了西方人对本国现实的忧虑与不满,填充了他们对东方香格里拉的欲望。他们用西方工业文明和基督教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成都,既进步、开明又落后、保守的成都形象悖论是交织着真实与想象的镜像,是西方想象地图上的城市符号和表征帝国权力的场域。     

文明共识与近代经学观念兴替

中国传统经学体系在近代经历了历史化的过程,经学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被当作历史之物。作为历史之物的经学观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国人对比中西文明,接受西方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进步论与辉格史学的结果。清末民初士人之所以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论及其历史观,与儒家自身的教化观念有内在联系,但儒家对道与法有自身的判断,西方之道、西方之法与中国之道、中国之法是何关系需要我们对中西文明史作更充分的观察。经学作为在世界观、价值观及社会秩序建构等方面的基本共识,既有时代性的思想文化与制度内容,也有超越于时代而体现中华文明所理解的恒常之道的普世性内容。经学作为文明共识的现代阐释有助于克服经学的历史化,将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整合与话语建构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儒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折衷中西思想的探索者,是一位从儒家内部出发并努力调融中西思潮的思想家。近现代中国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向西方学习,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吸收、升华、再创造的发展过程。儒学也是如此,只有以儒学为主体,不断吸收并消化西方先进知识,使之成为儒学的有益补充,儒学才能真正获得新生,才能更好地的发展。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开辟了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转型,是将经学研究与救亡图存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     

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微探

康有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汲取智慧,不断追求文化革新、制度建构、政治变革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代表了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批士大夫阶层向西方学习新知的时代高度。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与其说是对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移植,不如说是东传之西方科学影响下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发展的近代模式。东传之西方科学对康有为所开显的今文经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跨文化的解码与建构--论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孔子研究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从文化认知、文化比较的研究视域出发，对孔子进行了跨文化解读与传播。在史景迁“去偶像化”的观照方式下，孔子被解码、建构为具备鲜明个性特质的人文主义者及令人尊重的教育者形象。同时，史景迁致力于厘清西方一般认知中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诸多误读，并努力唤起西方受众对孔子当代意义的认同。     

丁韪良的中国宗教观

丁韪良的中国宗教观王美秀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前半叶，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他们一方面把中国的思想和生活习俗传到西方；另一方面也把西方的文化和宗教传到中国，塑造了中国人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从精神和职责两方面看，在...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因分析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规模扩大,办学层次提高,教会大学应运而生,并得以蓬勃发展。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因有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志愿传教运动为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外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教育活动提供了可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为传教士从事高等教育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     

近代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团在中国活动概论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由贸易,进而发展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为近代西方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开辟了新时代。19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较早来到中国而且特别活跃的外国人是一些西方传教士,他们往往以个人身分在外国对华贸易机构中任职,其中著名的有英国人马礼逊父子和德意志的郭士立,后者早在鸦片战争期     

继承与革新 批判与超越——当代英国小说和非虚构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述评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和大国的崛起，当代英国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塑造经历了深刻变化，传统西方霸权话语下的中国人形象正逐渐被一系列中国人新形象取代，超越了西方传统中国人形象固有的两极化模式。20世纪下半叶西方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和繁荣也促使一些当代英国作家转向非虚构小说创作，非虚构小说中的中国人新形象书写异彩纷呈，展现出继承、批判和超越三个维度。通过结合这一书写梳理国内外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动态，分析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探讨未来研究的方向和趋势， 为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形象逻辑话语体系提供思考和借鉴。     

历史祛魅、英雄重构与身份追寻——论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战争书写

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战争书写在中西跨文化视域下,以人道主义立场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战争以及海外华人经历的战争灾难,挖掘被集体记忆遗忘的历史,反思战争的残酷性;以独特视角关注底层、边缘群体,塑造另类英雄的光辉形象;以流散书写隐喻自我身份,凭借全球化视野消解西方霸权,建构身份的合法性。这些作品,突显了写作主体的双重视野,彰显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对话。     

以外化内 中西交融——关于王国维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选择

在中西文艺理论交流中，王国维作为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师级学者，对中西文化的碰撞有其独特的看法和选择，即以外化内，中西交融，中西二学“化合”论。并以此进行学术研究，建构自己独有的美学范畴和理论形态，这对于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在今天，也给研究和学习西方文化以诸多启迪     

试论汉学建构形象之功能——以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为例

与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和20世纪中国对法国文学的大规模引进相比，19世纪上半叶，中法文化关系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而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法关系更是发生了逆向转化：伴随着侵略者步伐陆续来华的法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从仰视一变而为俯瞰，法国报刊中随之充斥着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这样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我们依然可以在法国著名作家笔下找到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中国”形象。如此悖论般的文学现象缘何产生？本文拟通过对雨果、戈蒂耶等著名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厘清它们与生发于18世纪、形成于19世纪的法国汉学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进一步探讨汉学建构形象的功能。     

重写文明史

怎样建立中国话语及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界一直在奋力探索，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到恰当的抓手，无法做到“踏石有印，抓铁留痕”。话语是在言说中呈现的，或者说，话语最先是在对文明史(包括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经济史、法律史、科技史等各学科史)的认知与言说、叙述和阐释中形成的。例如，中国的“春秋话语”,是孔子撰写《春秋》,从历史叙述和言说中建立起来的；同样，西方的话语权，也是从撰写世界文明史中确立的。无论是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对东方文明的贬低，还是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正式提出了“轴心时期”这一话语，都是在文明史的叙述和阐释中展开和形成的。然而，长期以来，“文明”概念的定义、文明观的全球输出以及文明史的书写话语权都牢牢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致使当下的(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文明史书写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倾向，对东方文明，尤其是对中国文明的书写存在史实不符、歪曲贬低、盲目跟风、亦步亦趋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重写文明史”这一重大命题，是期望中国学者以文明史实为基础“重写文明史”,在重写文明史中对西方错误的文明观进行拨乱反正，对西方文明史和中国相关文明史研究中不实的书写进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