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低碳经济的减排政策工具

为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问题,各种减排政策工具应运而生。根据作用效果的不同,可分为抑制排放的政策工具和鼓励促进低排放的政策工具。在抑制排放的政策工具中,碳税和碳排放交易采用了不同的政策机理,碳税更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而碳排放交易则更适用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经济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在鼓励促进低排放的政策工具中,通过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差别定价等措施,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发挥重要作用。     

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差异明显。为探究中国情境下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机制，本文选择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案例，构建“制度-激励-行为”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与环境治理逻辑。研究发现：为实现环境善治，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源头控制与末端监管两手抓，形成以经济激励为基础、压力激励为补充的双重激励环境，并充分动员政府、公众与企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进程；企业缺位、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治理手段单一等是影响区域环境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范例，探索与分析其治理逻辑，对完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环境治理中的新政策工具

区域环境问题是指一个行政辖区内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影响超出了辖区范围,产生了区域环境污染外部性。区域环境治理需要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实现治理目标,中国的区域环境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逐渐采用以基于市场的工具、信息类工具、自愿型工具为主要内容的新环境政策工具,但是新环境政策工具并没有取代传统的管制型工具,因为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受制于政策网络风格。在中国,区域政策网络在纵向上中央集权、地方权力有限,在横向上权力分散。环保局权力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其他职能部门,是一种松散的、互相依赖性弱的政策网络,在这种政策网络中,新政策工具仅仅在渐进地改变着政策工具箱,而主导的环境政策网络风格并没有变化。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公共行政隐喻的视角

从公共行政作为科学隐喻的视角看,理性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从公共行政作为艺术隐喻的视角看,渐进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从公共行政作为社会设计隐喻的视角看,社会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实际上,依赖于科学隐喻、艺术隐喻和社会设计隐喻的中国城市治理主体综合运用理性设计模式、渐进设计模式和社会设计模式对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进行规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研究

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行动方略。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增强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是关键政策目标。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通过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耦合性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类型学研究和要素市场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被归为引领情境、惯性情境、停滞情境和失衡情境四种类型；中国、韩国、新加坡等耦合型国家最早受到风险冲击但能通过有效的政策响应较快进入引领情境，匈牙利、塞浦路斯等非耦合型国家经历了惯性情境、停滞情境乃至失衡情境的摇摆；劳动力市场在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中具有预示作用，既是危机的先导又是复苏的特征，有76%的国家在经济复苏指数转正前就实现了劳动力指数的复苏。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治理是破解发展与安全潜在矛盾的重要路径，要健全协同机制、拓宽就业渠道、发挥数字优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韧性。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养老服务政策文本:一种分析框架简

改革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红利,政府通过设计和选择适宜的政策工具,对应对当下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中国养老服务政策进行宏观审视的基础上,结合近期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根据政府的参与程度,对养老服务政策文本进行基本政策工具类型划归：强制型政策工具、复合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并结合该分类假设,对当下养老服务政策文本进行简要评述,认为该《意见》倡导和启动了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复合型政策工具,在养老服务领域开拓了政府改革的新格局。自愿型和强制型政策工具之间的柔性安排,给各级、各部门留足了政策创新的空间。随后,从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活动领域维度、政策活动类型维度,建构出养老服务政策工具的三维分析模型。最后从政策目标确定、工具特性学习、市场化与社会化工具的运用、利益者需求导向与工具调整等方面,提出各级政府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方面的建议。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论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传统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府直控型"治理模式,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过于依赖政府作为,具有一定的弊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殊性,农村环境治理急需建立政府、市场、村民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这就需要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社会资本通过规范、关系网络和信任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参与和社会合作,从而弥补传统治理模式的真空,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为此,我们应当重视和发挥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功能,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     

中国政府内部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研究

政府内部政策企业家在推动政策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山东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政策创新过程中,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通过个人行动策略与制度性因素之间的耦合推动政策创新.政府内部政策企业家通过发挥问题界定、支持联盟建构、示范领导等行动策略,为相关部门提供科学的政策方案,以此获取来自上级政治精英的支持,从制度层面积累改革所必需的政治资本,进而强化其在科层决策网络中的位置,最终推动政策创新的成功发生.     

论全球环境治理及其历史局限性--国际政治的视角

近二三十年来,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在全球环境领域,随着国际环境法的长足发展,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有关全球环境治理的行为规范原则。这些原则对于治理全球环境,协调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促进全球合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虽然全球环境治理符合国际环境领域的内在要求,然而要真正使全球环境治理发挥其所蕴涵的巨大能量,仍任重而道远。     

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府信任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政府所实施的公共政策是增进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社会变迁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农村社会质量变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显著提升；(2)农村社会质量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信任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具有激励作用；(3)基层政府质量提升可以强化社会质量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升农村社会质量和基层政府质量，这有助于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从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共同富裕。     

空气污染治理的地方政府角色研究——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

公共事务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政府应成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中外各国空气污染治理实践也都以政府为主导展开。空气污染治理成为我国政府目前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以北京市顺义区政府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工作中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政策执行能力和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并在区域生态治理、保障辖区空气质量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地方政府也面临缺乏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联动、缺乏有效政策制定工具和治理手段单一等问题。     

经济型环境政策工具的描述与实现

经济型环境政策工具是通过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环境治理工具,经济型环境政策工具的理论基础是“庇古理论”和“科斯定理”,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押金返还制度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都是其具体的治理工具,环境政策工具的施行需要通过完善内部市场,明确产权,健全政策执行体制以及调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来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123份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边疆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运用Nvivo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层面发布的123份边疆治理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核心经历了由保稳定到促发展、再到强边疆的转变，边疆治理政策趋向成熟。但边疆治理政策对供给型政策工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政策工具使用领域与政策目标的匹配不均衡，对铸牢边疆地区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聚焦程度有待提高。要促进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化，推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整合，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聚焦度，从而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边疆治理政策。     

推行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的法治路径

破解水污染管制困局需以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为切入点。合作治理的环境政策是一种应对环境危机的宏观策略,需要在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切实践行。推行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的法治路径是:以环境法合作原则为基础,实现治理主体上的"官民共治"、治理层级上的"上下协力"、治理方式上的"刚柔并济"、司法监督上的"双管齐下",形成环境行政权、环境司法权与社会自治权良性互动的水污染治理网络。     

从环境要素到环境空间的立法创新

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虽取得巨大成就，但在空间治理诉求下存在结构性偏差：重点环境要素治理路径下的法律机制难以因应环境污染的多介质传输与空间转移特性，分散保护多个环境要素的制度体系难以保障整体环境质量；特殊区域治理路径下的法律机制存在区域划分交叉重叠且未形成整体性空间结构的不足。环境治理对象从环境要素到环境空间的拓展、环境治理目标从控制不法行为到保障环境质量的转型，使得环境治理的空间转向成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改革目标。可以从构建场所空间规则和完善领域空间规则两个维度，综合推动环境空间治理的立法创新。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回应的调节作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549名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回应在政府信任促进社会治理绩效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即高政府回应状态下，政府信任对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并且，政府回应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即政府回应越高，政府信任起到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提高社会治理绩效有一定启示作用。     

论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

创新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体制,实现市场化运营是一个根本方向.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各市场主体(水资源污染治理、水环境保护公司)承担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各项任务,采取政府(水资源国有资产公司)采购方式(招投标),将各种不同水资源污染与水环境保护项目分解招标或拍卖(承包)给市场主体,实行"治污权"出让.根据这种运营模式,国家一方面必须出台相应的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及时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我国环境治理的主体、职能及其关系

依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要求,本文对当前我国环境治理的特征进行系统梳理,基于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作为环境治理主体及职能的分析,划分出治理主体间关系、各治理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各主体间内部关系的相互关系为环境治理主体关系类型,提出“和谐、制衡、稳定、公平、效率”为识别环境治理主体关系良好运行的标准。我国在政府主导基础上的多元共治已经形成环境治理主体关系调节的制度化、治理和市场手段的多样化、治理主体参与度的持续深化三大优势,然而在环境治理制度健全度、环境治理体制协调度和环境治理机制完善度方面面临挑战。为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应持续完善环境治理制度,深化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明晰环境治理主体责任,促进环境治理手段融合。     

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与选择——基于对税费规制与可交易许可证规制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政府的环境规制方式也逐渐从命令-控制型规制转向基于市场的激励性规制.基于市场的激励性环境规制工具主要包括税费规制和可交易许可证规制,二者特征各异.实践中,政府对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可以是单一的政策工具,也可以是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还可以进行政策工具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