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照料经历对中国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变迁产生广泛影响,家庭内部代际互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伴随“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为兼顾工作与家庭,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向子女的（外）祖父母寻求育儿帮助,老年人隔代照料作为家庭层面支持生育的有效方式之一也逐渐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运用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隔代照料经历对中国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经历会增强老年人家庭养老意愿,体现了家庭内部资源代际交换与家庭成员责任承担的相互交织;子女给予老年人养老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隔代照料经历使老年人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进而强化其未来与子女同住的养老意愿。在现阶段生育政策不断调整、家庭结构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始终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外）祖父母照料孙子女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有利于缓解家庭育儿压力,突出老年人的家庭价值与社会价值,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促进代际协作融合,在家庭内部逐步形成照料孙辈与赡养老...     

计划生育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问题

本文阐述了我国近些年和今后一段时间计划生育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作用,指出人口学的作用只能使老龄化加剧而不能减缓;提出计划生育并不导致老年人问题的产生;老年人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单纯是一个人口问题;老年人口抚养比不完全等于社会对老年人的抚养负担。因此,解决老年人问题不能从人口学或计划生育政策上寻找出路。试图调整生育政策来减缓我国人口老龄化进而解决老年人问题是不现实的。在社会发展中,我们正在并将继续试图缓解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或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而不是人口老龄化。那么,由人口老龄化不利影响所造成的老年人问题和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老年人问题,都必须通过社会发展的途径来解决。     

养儿防老和母以子贵:是儿子还是儿女双全?

了解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至关重要。使用200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因素跟踪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子女性别对老年父亲、母亲生活质量(包括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家庭地位(包括经济决策权和自我决策权)的影响发现,儿子的作用大大下降,儿女双全除了增加老年父亲的婚姻满意度以外,并没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养儿未必能防老;生育儿子或儿女双全并没有提高老年母亲的家庭地位,甚至有儿子的老年母亲的经济决策权还更低;老年人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地位。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影响逐渐减弱,这对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全面两孩”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我国女性生育率下降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有密切关系。考虑我国就业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体制内外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并研究具体影响机制。首先，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在体制内工作会显著提高黄金育龄女性期望生育数及二孩生育意愿。其次，通过PSM-DID、工具变量模型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主要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体制内工作的女性在每周工作时间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拥有更多时间养育孩子有利于提高其生育意愿。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生育惩罚更大，生育的机会成本也更高，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生育意愿。此外，社会保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本文为理解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中国市场化推进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在当前严峻的人口形势下，应特别注意提高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福利水平，完善福利保障，减少生育惩罚，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问题，从而为女性营造一个友好的工作和生育环境。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再审视

人口学所界定的老年人口和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再审视,我们发现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可怕。从经济老年人的标准出发,改革现行的以日历年龄为唯一标准的退休制度,实行灵活的退休制度,并采取加快发展老年科学教育事业、加大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力度、合理开发老年人才资源等措施,延长老年人转变为经济老年人的时间间隔,发挥老年人口在生产中的作用,是可以缓解并防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冲击。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利用在山东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个人及家庭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老年人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条件、老年人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儿子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影响的研究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生育水平和家庭结构类型有关。家庭规模大小和妇女的生育和存活子女数量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大家庭中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高于小家庭,不同结构类型家庭的育龄妇女生育模式存在明显差别。     

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规模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1991-2020年省级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实际经济运行的条件下,以人口老龄化作为门槛变量,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为负,且人口规模扩大或缩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强于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为正;在人口规模变动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均呈“U”型的关系。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况下,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资本集聚、开放对外市场等途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人口规模有助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但规模扩张却不利于实现效率优先的发展目标,即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在人口规模巨大优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变量,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并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如何利用仍然规模巨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提高劳动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之一。     

家庭人口老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环境问题也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家庭层面人口老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从微观家庭结构出发,对家庭内部人口老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年的截面数据对人口老化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的老化特征与家庭碳排放之间呈现负相关,家庭的老化特征有助于减轻家庭的碳排放水平,老年人与年轻人共同生活的主干家庭更加"节能环保",这一结论与人们的一般感性认识有所不同。因此,应当鼓励年轻人与老年人共同居住,通过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影响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使家庭朝着节约环保型转变。本文的结论同时也表明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并非都是消极影响,其对社会的影响需要进行全面评估以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     

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2000年以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婚姻支付上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采用跨期分析方法构建老年劳动参与选择模型,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婚姻支付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参与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及家庭固定资产水平异质性;(3)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平缓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水平相关;(4)养老金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婚姻支付在普遍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显著促进了“弱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包括:农村、女性、高龄、低财富水平及低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防止婚姻支付过快上涨,完善老年劳动力市场,加强兜底性社会保障建设等促进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双向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居住条件对中国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北大核心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的持续攀升,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越来越严峻,与之伴随的老年人抑郁状况也越来越突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采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数据,通过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门槛回归的计量方法,探讨居住条件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有效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居住条件的改善能够显著缓解老年人的抑郁状况,且结论具有稳健性;老年人抑郁程度越高,居住条件改善的效应越明显;居住条件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其对64岁以上老年人的影响相比60~64岁老年人更大。为此,加快城乡老年住房改造、提高老年人居住环境的适老化程度是缓解老年人抑郁状况的有效措施。     

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

家庭生育数量会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还未达成共识。文章利用全国城市青年调查数据,对性别偏好和家庭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偏好并不等同于男孩偏好,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无性别偏好在城市已婚已育青年中所占比重最高。不同性别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有所差异:性别数量双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与无性别偏好相比较,单性别偏好也会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但女孩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也更显著。     

社会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吉林省农村地区为例

生育意愿是对生育时间、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等内容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往往会受家庭条件、居住环境、文化水平、社会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结合东北地区农村群众的生育观念,仅从农业大省的角度分析社会因素对农村家庭生育性别意愿的影响。影响吉林省农村生育性别意愿的社会因素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对男性的依赖。吉林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改革开放30年来家庭联产承包的分散经营生产模式没有     

湖北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情况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是适应人口形势发展变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步伐,有利于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有利于改善人口生态和抵御家庭风险。因为生育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缓解“四二一”担忧的一个安民告示

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二一”家庭的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人口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四二一”家庭不会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人口结构形式．但如果生育率持续过低、过久则有可能引发倒金字塔型的社会人口结构。本文根据中国国家老龄委公布的“人口老龄化百年人口预测数据”。对我国高、中、低三种生育方案进行比较,发现把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0.1的中方案是比较适合我国21世纪人口发展的方案。避免生育率过低或过高既能控制我国人口总量增长过快。又能避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加剧．是控制人口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最优平衡点．     

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CFPS数据的检验

我国已步入超低生育率水平行列,未来将面临严峻的低生育风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HLM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30市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城市经济福利对个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一定的社会福利水平基础上提高生活福利水平,不会带来个体更多生育意愿的提升,改善城市的各项环境福利水平会提升居民生育意愿,但结果不显著。第二,从个体层面来看,年龄与生育意愿呈倒“U”型关系;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中共党员、幸福感最高的个体更愿意生育“两孩及以上”而并非独生子女;仍在职工作、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个体更倾向生育独生子女;认为“男性较女性受社会压力更大”的个体,更不愿意生育两个孩子或更多孩次。第三,根据跨层交互项系数,随着城市经济福利的增长,年龄、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在职工作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有所增强;随着社会福利的提升,在职工作、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弱化趋势;随着城市环境福利的提升可以增强城镇户口的居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即环境福利产生的边际效应为正。文章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这一我国典...     

中国农村收入、收入差距和健康

本文利用2004年和2006年中国9个省份的家庭调查面板数据,研究收入、相对收入和农村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发现健康状况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改善,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关系;收入差距对健康的滞后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此外,当基尼系数在0.387以下时,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将会随着基尼系数的扩大而改善,当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时,健康水平将受到损害。而数据显示68%的农村居民在倒U右侧,健康正受到扩大的收入差距侵蚀。     

高等教育对婚育行为影响的历时演变——兼论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影响

人口负增长形势下,考察育龄人群婚育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潜在变化,对于全面理解当前年轻人的晚婚和低生育行为、制定有效的家庭支持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6～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对初婚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及其随时间变化趋势,重点检验了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会显著推迟个人的初婚年龄,减少其生育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对个人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在年轻队列中明显增强,但对生育数量的抑制效应有所减弱。在原生家庭社会阶层较低的群体中,高等教育对生育行为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不过,相应异质性并未随时间扩大。在年轻的出生队列中,较高社会阶层出身的高等教育学历者实际生育的数量显著更低,反映了家庭成长环境及价值观念对高学历年轻人生育行为的重要影响。基于此,文章强调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构应当重视不同群体生育状况的异质性,有针对性地设计政策干预,为育龄人群的家庭构建行为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低生育水平下的甘肃人口特征

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在一定时期持续处于低生育水平,虽然对控制人口的绝对数量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的人口和社会问题,例如：对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等．这些日益显露出来的问题．在某个领域某个阶段已经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伴随着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可以预计将来还会出现新的社会问题。     

缓解老龄化:适度放宽生育政策有效吗?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提高生育率水平以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成为公众的愿望。调整生育政策最大的可能是全面放开二胎。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别设定总和生育率保持目前水平1.64、从2015年、2030年和2050年起调整至更替水平四条路径,对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模拟。结果表明,适度放宽生育政策可以显著降低本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减轻老年抚养负担;而且越早调整生育政策对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抚养负担的作用越显著,应在生育率失去弹性之前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