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

宋代京畿制度复杂多变。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称开封府界,仁宗皇、至和之际曾一度改为京畿路,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南宋以临安府所辖9县为京畿。北宋对京畿管理体制出现了开封府界路级特区,南宋以临安府长官充任浙西路安抚使兼兵马钤辖,管理京畿、京师和朝廷事务,已形成了路总管府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元朝"大都路总管府"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随着时代变迁，宋朝社会隐现着激进思潮，君主神圣的观念有所减弱。历史营造出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产生了与皇帝共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广大士大夫为维护政治稳定和自身利益，比以往更多地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他们敢于激烈地抨击皇帝，公开抵制皇帝的不当旨令，利用神权和史官之权制约皇帝，并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从而限制着皇权膨胀，并在许多情况下取得成功。宋代没有出现暴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这与士大夫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汉代三公的罢免问题

三公是两汉官僚行政的中枢,政府十分注重对他们的管理。若三公不称职、老病,或国家出现重大灾异现象,常被罢免。三公因故被免,一般至少需经过他人或自己主动“劾奏”、皇帝“策免”两大环节。作为皇帝的股肱,罢免后三公比其他官吏享受更多礼遇。三公被免后,丞相（大司徒）在西汉往往由御史大夫补位,东汉扩大到九卿,反映了丞相在内朝出现前后的地位变化。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的补位者多为九卿,东汉时期亦有地方郡守补位的情况,说明地方势力坐大,渐成中央朝廷的威胁。罢免虽然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但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三公制度中的其它问题提供了启示。     

宋代洛阳的特点与魅力

宋代洛阳的特点与魅力程民生从公元９３４年后唐灭亡起，洛阳结束了作为京师的历史。但是，洛阳的地位并没有一落千丈，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淡化政治，走向新的发展道路。宋朝建立后，定都于东京开封，以洛阳为陪都─－西京河南府。下辖河南、永安、偃师、巩、登封、密...     

论宋代的权摄官

论宋代的权摄官苗书梅宋朝建立后，鉴于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内轻外重、割据混战、王朝短祚的教训，在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方面围绕着如何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进行。其主要手段是，由宰相府和吏部各铨选机构集中考校和差注全国各级官员，皇帝直接任免在京中央主要官府的高...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影响及其原因考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政治权力上,官员的任免权及赏罚权受到士大夫们的限制和阻挠;在财权方面,为防止皇帝挥霍,财权归户部和三司,皇帝无权掌握国家财产,皇帝的私人内藏库也要置于朝廷的监察之下;在军权上,皇帝的军事决策并非一人独裁,要经过与士大夫商议后方可施行,有时皇帝的军事决策甚至被否决;在生活事务方面,皇帝后宫私生活也要受到大臣的限制,皇子及皇后废立都需经过士大夫讨论通过,此外宗族事务也受到士大夫的严格监管。宋代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但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无法动摇至高无上的皇权。     

《陈与义集校笺》前言

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生於北宋哲宗元祐五年(一○九○年),卒於南宋高宗绍兴八年(一一三八),终年四十九岁。 与义二十四岁以太学上舍释褐,被分到开德府(治今河南濮阳)做了几年教授,回东京后又先后做了两任教官。由於他的《墨梅》诗受到徽宗赵佶的赏识,由太学博士、著作佐郎、司勋员外郎很快耀升到符宝郎。后因宰相王黼得罪受到牵连,谪监陈留酒税。靖康之难,他从陈留避地     

立储之争与明代政治

立储之争是明代政治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储君，明代的皇帝、后妃、官僚、宦官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角逐。这种角逐，致使很多有政治才干的人因谮而谪外，破坏了明代政治的安定，对明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宋代权相第一人(上)——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五:丁谓论

选择丁谓作为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忽视却又被一直忽视的反面人物,更因为其行为代表了有别于绝大多数传统士大夫的另一种类型.他与真宗之间的关系,也是另一种类型.丁谓是在士大夫官僚政治业已形成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纵观其一生,可以说是以理财而显其能,以言"大计有余"而铸其奸,以擅权成其恶.前期的丁谓,与王钦若专事阿谀不同,尽管他也迎合皇帝,但主要是靠才能和苦干.让皇帝感到缺其不可,从而与皇帝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后期的丁谓则是一朝权在手,"得志便猖狂",一改其过去谦恭的态度,不仅凌驾于朝臣之上,更凌驾于皇帝之上.皇帝完全成为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真宗朝的最后一个宰相和仁宗朝的第一个宰相,他的专横跋扈,开了后世权相之渐.而他所一手掀起的政争,则是开了宋代党争之滥觞.丁谓的政治行为本身,为我们观察士大夫政治下权相专权提供了一例早期的典型个案,而丁谓所开创的君臣关系也成为我们考察皇权演变的一个异例.丁谓的专权以及运用皇权于党争的事实,正可以使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宋代君臣殿上间距考论

宋代君臣的殿上间距,是双方肢体语言上的一种政治性以及性情感分寸表示。一般情况下为上下级关系的社会距离,个别情况下如臣僚体液飞溅帝身、臣僚拉扯帝衣、臣僚接近御榻等,为个人距离乃至肢体冲突所致的亲密距离。此类微观空间行为尽管多是冲突,却反映了宋代君臣关系比较密切,殿上间距达到类似“朋友之间”的个人距离,意味着皇帝给予士大夫更多的信任和依赖。宋代君臣关系整体上比较融洽密切,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础与表现。     

三教共相:宋代皇帝气象——以《宋史》本纪为中心的考察

"本纪"对于解读正史所反映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宋史》本纪记载皇帝气象具有三教共相的特征,反映了宋代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特质:帝诞气象的三教交融,拓展了皇权的文化基础;皇帝个体、群体素质及其家国政治气象的三教合一,表明君主集权政治的加强。三教共相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展现形态,其中蕴含了宋代之所以为宋代的主要原因。     

论晚清邮政地理分布的经济特征

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国家制度变革的重要原因，在财政压力下诞生的近代邮政具备明显的经济特征。通过对晚清时期经济因素对邮政发展影响的研究，发现各府邮政机构数量与到最近通商口岸距离显著负相关，表现出明显的辐射效应。同时，拥有较大通商口岸的省，各府邮政机构数量更多受到工商业发展与贸易水平等现代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他省份各府则更多受人口、交通等传统经济因素的影响。总体来看，晚清近代邮政的分布已表现出明显的经济特征，与服务于政治需要的传统驿传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宋代矜贷制度浅析

通过对宋代矜贷案例中犯罪种类、矜贷原因、免减程度等情况的考察,归纳、阐释了宋代皇帝矜贷时所遵循的重伦理、重德义、重军功、重身份、疑罪从轻的五大原则,认为宋代矜贷体现了皇帝的好生之德,有积极意义。但是经常法外开恩,既有失法律的公正,也易滋生不良社会风气。     

宋代两浙路蒙学初探

宋代两浙路蒙学分为官学与民间塾学两大系统。无论是官方蒙学还是民间蒙学,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官方蒙学受到政治、文化背景等等条件的限制,不如民间蒙学来得活跃。民间蒙学分家塾、义塾、家学及冬学等,教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宋代两浙路的蒙学教材数量相当多,质量高,许多读物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影响较深的蒙学教材。不少宋代两浙路蒙学教育者已认识到儿童好戏嬉的天性,提出了一系列顺性而不纵性的教育原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重要意义。     

宋代科举与文官政治

宋代科举与文官政治刘安泰一、科举制度的定型与完善宋代人才辈出,与科举制度的完善有直接关系。宋朝皇帝接受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历史教训,一开始就重视科举取士,实行文官政治。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①之誓;宋太宗赵光义也说过,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     

宋代福建孔庙选址及建筑布局

探讨宋代福建孔庙选址及建筑布局有助于丰富宋代孔庙研究。据统计,宋代福建孔庙选址于治所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等方位,其中东、东南方位最为集中。从大成殿和明伦堂的位置关系看,宋代福建孔庙建筑布局包括左庙右学、左学右庙、前庙后学等常规形式,以及中庙旁学、庙学独存、庙学分异等特殊形式。研究表明,影响宋代福建孔庙选址及建筑布局的主要因素包括风水学说、环境静谧与否、教育实际需求、曲阜孔庙与京师孔庙建筑规制等。     

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考论

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是在宋哲宗元祐初年,朝廷废除了府界提举常平司的背景下,为防范府界提点官大权独揽、侵占常平钱物而设立的.开封府界提刑与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并非"同官而异名".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设立后,主要掌管常平钱物、灾害赈救、刑狱审判、盗贼缉捕等事务.它的设立,有效地分担了府界提点官的负担,加强了对开封府周边地区的治理.其对宋徽宗、宋钦宗朝乃至南宋初京畿路提刑司的复置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双悬日月照乾坤”的史实依据

李白“双悬日月照乾坤”诗句，喻指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二帝”（皇帝、上皇天帝）与“二都”（京师、南京）并存现状。《红楼梦》中，史湘云酒令引用此句，寓意与李白完全相同：小说故事社会背景中，有皇帝，也有太上皇；京师而外，还以金陵为南京。这明显不合清初史实，却是明代历史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