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

论述了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发展阶段、思想来源、本末观及其具体主张 ,并对他的三个“为本”的思想提出了独特的看法 ,认为郭氏是洋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思想家 ,并孕育了早期维新思想的萌芽 ,但总的说来并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     

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把胡化、汉化的问题视为中国中古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抓住这一关键环节,解释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胡化”、“汉化”说,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中古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学说在50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今天重新学习、研究他这一学说,吸取其精华,对于我们匡正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浅薄浮躁的学风,尤有特别的意义。     

“西学为用”之独重对“中学为用”的逼显——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

历史地看,西学东渐使得"体用"之争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出现过"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中学之体开出西学之用"和"西体中用"等多种主张。比较地看,这些主张均表现出对"西学为用"的独重和对"中学为用"的轻忽。哲学地看,"人己"、"人我"和"天人"成为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三大课题。面对这三大课题,对"中学为用"的呼唤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就"中学为用"的实质来看,依着儒家的基本理路,其主要脉络在"主体之门的开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体之门的开显"是化解上述三大课题的根本。     

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魂"。一切文化载体和传播形态,一切文化产品,一切文化活动,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只有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化"魂"、"体"、"用"三者统一的辩证法。     

“得尺得寸，为旱年一溉之计”——南洋公学译书院的翻译出版活动

南洋公学译书院为配合晚清军事、政治变革及公学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指导下,近六年间从西方、日本翻译并出版了大量兵书、政法类书籍及教材。尽管译书院负责人、身为洋务官僚的盛宣怀在政治上存有局限,尽管"中体西用"作为指导思想在学理上是否合理,目前学界还颇有争议,但译书院事实上为建立晚清新式陆军、推行新政运动、培养新型人才以及推进近代翻译事业做出的贡献,实不容忽视。     

泰国威权政治的前景:进入了“转型期”还是“威权为体,民主为用”的延续?

20世纪 8 0年代末以来 ,以马科斯、苏哈托及素金达等被推翻为标志 ,很多学者认为泰国及东亚其他威权政治国家进入了“由一种政治形态到另一种政治形态的质的飞跃过程” ,即进入了转型期。然而 ,政治体制的实质内涵与其形式的背离 ,是泰国及其他东亚国家长期存在的现象。以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 ,并未改变泰国“威权为体 ,民主为用”的本质性特征。威权政治产生于传统专制、佛教善恶业思想及权威崇拜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之中 ,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日本等国的经历来看 ,改变这种方式 ,决非几十年能奏效的事。即使民主机制不断得到巩固 ,泰国的民主也不会是西方民主的翻版 ,威权政治的本质性特征在未来的民主政府中仍会有顽强的生命力     

王维哲学思想以儒为体、庄禅为用的特征

王维深受儒、道、禅的影响 ,三教在其思想中简直有着让人难分彼此的交融。王维哲学思想的最基本特征是以儒为体 ,庄禅为用。王维思想整体构成的丰富性 ,表现出三教混为一谈的多元整合和融会交复 ,这种有意无意的混淆 ,交相渗透 ,互为阐释 ,形成了他以禅理化儒、道的心灵本体 ,形成了外禅内庄的任运意志和生命精神。     

尊体·词史·词学——从“词史”观念的产生看词学理论的发展

词这种文学样式,起源于民间,唐五代时文人参与创作,极盛于宋,但却一直为人所轻视,文学地位不高。从某种角度来说,词的发展始终是一条正名、尊体的道路。“词史”观念的最终形成,标志着“尊体”观念的成熟。体现了词学理论的不断发展。     

近代“西体中用”观探析——郑观应的“体”“用”思想

对于近代的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西体中用"观,郑观应做了较为完整的概括,把对西学的认识和运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郑观应认为,"西体中用"观的落脚点在西体,即政治上的议院、经济上的商业为本、文化上的教育为本。郑观应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体西用"观的继承和发展,还与"西学中源"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他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总体而言,郑观应的这一思想还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     

关于农民主体性建设研究的范式思考——以“马魂、中体、西用”为中心的讨论

当前围绕农民主体性兴起的研究热潮背后,存在着一种概念模糊、话语杂糅、范式交错的现象。借鉴方克立先生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农民主体性建设研究也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哲学思想融入到农民主体性建设研究之中;应该充分重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从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三个维度把握中国文化在农民主体性建设研究中的主体作用;应该以其他民族文化为学习借鉴、比较会通的对象,充分吸收西方主体性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充实农民主体性建设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民主体性建设研究的学术话语。     

以“序”为“记”与由“体”及“用”——《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序文归类辨

柳宗元以“序”名篇之《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序饮》《序棋》,历代分体编录的别集与总集多归入“序”体,《古文辞类纂》将其归为“杂记类”。从文体自身流变看,叙事要素的重叠使得“杂记类”这一文类与“序”体之功能趋于互渗,加之唐代古文运动对传统文体的革新,导致了文体界限的混淆与模糊。从编者的立类标准看,历代别集与总集编排作品多关注文体本身的嬗变,姚鼐则更侧重于具体文章承载的价值功用,柳氏三文的归类差异主要表现为“体”“用”之辨。纵观古代文学创作及文体分类历程,名同而实异的分类现象并非个案,只有深度剖析文体形态与流变过程,充分体认部分文体兼有他类文体的功能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文体的归属问题。     

范畴为“体”编辑为“用”——读周国清的《编辑主体论》

《编辑主体论》凸显了编辑学范畴的本体意义,并将其在编辑功用中予以贯彻,在体用结合中以一种内在的逻辑理路丰富、充实了编辑学理论体系。     

鲁迅的“拜伦”言说与被言说 ——《摩罗诗力说》“拜伦观”的接受史研究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拜伦"言说,成为后来在中国传播和接受拜伦的重要基础。它所建构的拜伦思想、精神、文本及意义,影响到中国对拜伦的言说及其价值评判。沿着鲁迅的思路,近百年来对"拜伦"的接受历经了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化,再回归到文学经典的过程。"拜伦"言说也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说主体的牵制。由此可见,鲁迅的"拜伦"言说及其被言说,隐含着当代中国学术向度与政治限度的博弈,拥有学术阐释史的意义。     

“即用儒学,投机见体”的“大陆新儒家”——由“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所引发

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引发出当前大陆儒学发展的一些问题,通过此次会讲可以看出以陈明为首的一些大陆新儒家的功利性用心。进一步,我们试图通过陈明先生的即用见体理论,发掘这些大陆新儒家功利主义的理论根源,揭示其即用见体是一种粗陋的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这种歪曲利用、变相否定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理论方式,将会把儒学发展的带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北宋“白体”诗风演变关捩——以张耒“效白居易体”为中心的考察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白体”,原指白诗“自然”、“浅易”之风格,其在北宋的演变历程,与时代心理、主体意识、人格力量密切相关。张耒用儒释精神重构了原以苦县之学为思想基础的“白体”诗风,其“闲适”的内涵,演变为党争下“外王”追求落空后转向“内圣”的精神补偿。自张耒拟作“白体”后,宋人学白,把儒学经世视域纳入“白体”之“闲适”范畴,宋代党祸频频,为贬谪失意下仍无所悔恨的士大夫提供了陶渊明以外另一个心灵栖息之所。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