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公民身份认同:政策协商对话中的社会粘合基础

公民身份认同能够为政策协商对话提供社会粘合基础。从应然层面来讲,公民身份认同催生了权利意识的觉醒,改变公民的政治冷漠状态;提高了社会成员身份平等的认知,消解经济不平等带来的公共性疏离;养成社会共同价值观,形成了公民间的引力磁场。但是,就中国社会现实而言,诸多因素造成了公民身份认同的困境,使社会成员难以粘合。就此,需要一系列的路径设计来提升公民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完善公民教育系统设计,强化自我概念的建构;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权利与责任的认知;拓展参与型公民文化环境,增强社会成员相互包容性;建构多样化协商场域,激励公民在场与发声的动机。     

文化安全的三个辩证关系

文化安全在本质上是国家身份与认同的安全,不仅涉及文化主权和文化实力,而且涵盖文化沟通与社会整合。国家在维护文化安全时,需要妥善处理好三个基本的辩证关系:身份的自治与联系、身份的统一与多元以及身份的稳定与变化。国家若要有效保障文化安全,既要强调身份的自治权,又要关注地方与国际社会的意愿,在理性运用权力、努力积累共识的基础上,建构积极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安全共同体。国家在发展统一性之时,应为族群文化开辟生存空间,保障它们的文化权利与社会公正,缓解民族张力,促进社会融合。国家在维护身份的稳定性时,不仅要注重传统的延续,而且要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提升综合国力和文化竞争力,增进民族自信及其国家认同的感召力。     

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

公民身份总是与具有文化稳定性与传承性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媒介得以建构。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公民身份中的弱势群体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少数族裔、女性等,经常被歪曲建构,其民族语言遭遇弱化或侵犯,也造成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互联网作为第四传媒,在全球化浪潮中,理应保护民族文化和少数族群的权利,让网民拥有相互交流、平等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从文化的维度建构公民身份,促进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促进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世界语言与民族语言、男性公民与女性公民的平等交流,共存共荣。     

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

公民身份总是与具有文化稳定性与传承性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媒介得以建构.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公民身份中的弱势群体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少数族裔、女性等,经常被歪曲建构,其民族语言遭遇弱化或侵犯,也造成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互联网作为第四传媒,在全球化浪潮中,理应保护民族文化和少数族群的权利,让网民拥有相互交流、平等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从文化的维度建构公民身份,促进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促进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世界语言与民族语言、男性公民与女性公民的平等交流,共存共荣.     

文化认同：客家族群认同的表达与实践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族群认同是对自身身份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本质与心理基础。客家的文化认同通过客家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进行表述,认同作为亚文化的客家文化正是对于中原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对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客家文化运动,则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实践。     

从群体心理到认同建构——多学科视角下的身份认同研究述评

本文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三大学科视野统合了“身份认同”研究概况。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连接点。在心理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强调独特的个体认同与鲜明的群体认同。在政治学学科应用中身份认同先是表现为族群文化身份,而后在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公民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又在全球化浪潮中遭遇多重身份困境。在社会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重视“身份”这一外在化标识,进而从制度安排与社会流动两个角度探讨面对社会身份系统的剧烈变化,群体如何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回应身份归属问题。     

论国有独资公司治理中的发展权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完善国有独资公司治理,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有独资公司的特殊政治经济功能。国有独资公司以合作博弈为治理目标和理想追求,其治理过程中却常常呈现非合作博弈的状况,具体体现为公司外部关系的权利（力）博弈与公司内部关系的权利博弈。国有独资公司治理中的发展权应体现国家发展权、企业发展权与个人发展权的有机统一。其中,出资人的正确定位是实现国家发展权的关键之处,落实董事会的权能是实现企业发展权的基本要求,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实现个人发展权的着眼点。     

民族、宗教与国家:多元认同视野中的考察

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分立,承认三者之间的共存共生关系,要远比强调三者的对立冲突更具现实意义。作者认为应基于共存共生的客观事实,在尊重与包容的总原则下探索三者关系协调发展的路径,主要包括:确保国家认同之于社会个体成员诸多集体认同形式中居于最高层次,进行社会个体成员的国家公民身份建构,通过权利保障及利益分配来维系少数群体对国家的忠诚,加强不同民族及信教群体间的交流与沟通,等等。     

少数族群差异权利的证成——金里卡的多元文化自由主义

西方国家的少数族群权利运动以及社群主义多元文化论对自由主义忽视文化差异的批评,构成了金里卡多元文化自由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文化成员身份作为基本善是金里卡多元文化自由主义的逻辑起点。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结合自由主义的平等理念,金里卡为少数族群的差异权利提供了道德证成。金里卡将差异文化纳入自由主义议题,调和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自由主义与多元文化、自由主义与集体权利之间的冲突,提升了自由主义理论的解释力。     

西江流域“水上人家”的文化身份融合——基于性别角色与姻亲关系的研究视角

在西江流域流动生存的"水上人家"中,女性长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他们对女性祖先、生养女孩的认同及对姻亲网络关系的重视上,可以看出这些长期靠水在船谋生的"水上人家",在性别角色、男女平等等方面与早期定居的"岸上人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和文化身份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西方学者有关东方民族女性地位研究的见解。因此,对"水上人家"群体进行社会的、文化的田野调查,可以为西江流域华南族群的文化身份建构与族群融合机理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将农地发展权引入农村土地权利体系的思考

农地发展权是我国农地征收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践证明,将农地发展权引入农村土地权利体系,是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将农地发展权引入农村土地权利体系,就要明确土地发展权的内涵,树立农地发展权理念;加快完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强化立法保障,建立健全农地发展权制度。     

中国当代服饰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份认同关系的嬗变

服饰作为一种审美风尚,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民族国家、社会族群、文化群体进行身份认同的基本方式。然而,现代社会的差异政治与混杂文化剪断了前现代社会以"观念——政治——文化——身体——身份"为线索的对位式身份认同逻辑,而衍变出更为复杂的身份认同模式:从共和国建立至今,教化实用主义的服饰审美风尚、个性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世俗化的服饰审美风尚、多样化的服饰审美风尚渐次成为主流的审美风尚,并先后承担了规训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启蒙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感性化的主体身份认同与多元化的主体身份认同功能。古代服饰审美文化所承担的直接身份认同/区隔功能,遂在现代性条件下演变为多元认同主体的合力建构与秘密争夺。     

论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土地发展权直接关系到改变土地用途而产生的发展性利益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本文以我国土地发展权构建为目标,从土地发展权设置的意义、土地发展权与我国其他土地权利之关系及土地发展权的权利性质定位等几个方面着手,探讨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论城市新移民话语权的实现

城市新移民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探索城市新移民话语权的实现途径是当前我国社会学、政治学界面临的紧迫课题。知情权得到保障、发言权得到维护、被关注权得到提升、管理参与权得到落实、诉求权得到保障是实现城市新移民话语权的主要内容及指标。身份认同及城市族群融合策略、话语制度建构策略、话语平台搭建策略、集体化话语组织策略、话语权救助策略是实现城市新移民话语权的主要策略。     

藏民族信教群众的身份建构及其表现

社会身份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归属、地位、权利等属性的标识。自元以来,藏民族整体的社会身份属性一直清晰、明确,人们的身份认同普遍、广泛。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伴随我国"社会建构"的快速发展,藏民族的社会身份建构和塑造得到极大的提升、增强,公民身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内涵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从而带来了中华民族意识和国家政治认同的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加强。     

贫困异构与治理集成——基于数字孪生城市的权利逻辑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数字孪生通过实时映射助推了城市数字化转型,同时带来数字盲区识别的新任务。城市贫困治理建立在盲区识别之上,然而数字孪生技术在识别个体性贫困、区域性贫困以及技术性贫困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性边界。从宏观城市史出发,城市权利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城市贫困归根到底是权利的贫困,城市权利恰恰由于其非标准化而难以辨析。数字城市的贫困治理需要从技术与制度两个维度协同推进。不同个体、区域的城市贫困差异背后,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身份之间的权利“异构”,数字城市的贫困治理要立足这些差异,通过城市贫困问题的实时映射与政策模拟,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的制度“集成”提供持续性的技术支持。     

论编辑权利及其保护

编辑工作是一项高度职业化的工作,在媒体文化的生产、传播和积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编辑实践中,编辑工作者虽然担负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责任,但是与其相匹配的编辑权利有时却得不到保障。编辑权利的缺失,不仅影响到编辑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而且也不利于编辑活动主体"六元"关系的协调运行。明确编辑权利,以及探讨编辑权利的保护途径,是编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以湘西红土溪村的民族识别过程为个案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湘西红土溪村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更改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可望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再认识.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

公民文化是伴随着社会-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样态,与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构相伴而生.在当代社会实践中,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权利为本 住的、开放的、民主参与的、多元统一的理性文化.公民文化对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国家认同以及权利意识都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伴随着社会性"活法"(全球法)秩序的自发扩展,发展中国家人们刚刚熟悉并努力建构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后法治时代的诸多挑战,其结果尚待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