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资本的嵌入性发展:资本下乡的个案分析

外部资本由于"脱嵌"于村庄场域,其现代农业经营管理面临村庄社区的"日常反抗"而影响其在村庄中的发展。嵌入性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嵌入性发展是指外部资本必须嵌入村庄社会,获得村庄社会的支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认知嵌入、组织嵌入以及关系嵌入是外部资本实现嵌入性发展的三种主要方式。     

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与效应——基于S生态农业公司的案例研究

本文依托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构建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系统性框架,从预嵌入、嵌入行为和嵌入结果三个环节对资本下乡本地嵌入的机制与效应展开分析。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本文重点关注创业者的能动性及村企双方的直接互动过程,结果发现：（1）预嵌入因素（包括创业者资本和村企共识基础）有助于促进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而这一因素在以往研究中一直被忽视;（2）在嵌入过程中,下乡资本会通过文化嵌入（包括了解并遵从本地文化规则和变革并创新本地文化活动）、关系嵌入（包括采取曲尽人情的矛盾处理方式和构建本地社交关系）、结构嵌入（包括使用嵌入式人员和提供非契约贡献）三个维度实现本地嵌入;（3）本地嵌入不仅有助于下乡资本获取本地资源、创业者获得归属感,还会为本地农村社区创造共享价值。     

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的路径——农民组织化视角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社会兴起新一波的工商资本下乡热潮,迫切要求建立资本下乡促进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新一波资本下乡的兴起源于农村利润空间及国家政策支持,其客观效果是使农民卷入到更广泛的市场体系中,获得收入增长的机遇。实践经验表明,在具体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工商资本与乡村社会互动面临的交易成本困境、公共资源配置困境及利益再分配困境,均可以通过村社组织有效破解。与其它合作经济组织相比,我国的村社组织是一种独特的综合性基层组织,具有组织成本优势、资源优势和合法性优势,因而能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基础。     

资本下乡的双重效应及对负面影响的矫正路径

资本下乡经营现代农业有利于解决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人去哪里、钱从何来、如何提高农业技术等一系列难题,可以促进农业企业化、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同时,我国资本下乡也会导致出现危害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对失地农民产生挤出效应等一些负面效应,需要通过规范工商资本下乡行为、建立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投资现代新型农业等基本路径,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基于嵌入视角的企业关系资本形成机制研究

随着企业间合作的日渐增多,对企业关系资本的研究也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但企业关系资本形成机制如何?还没有得到系统的解释.运用嵌入理论,指出企业关系资本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嵌入的过程,并从信息、资源、制度和文化等几个视角系统分析企业关系资本的形成过程.     

地权分置、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基于公共服务的视角

脱贫攻坚完成后,乡村振兴将是中国面临的更艰巨的任务。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不同,文章认为乡村衰败的原因并不是农民缺少土地交易的自主权,由乡村集体组织解体导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匮乏、土地产权碎化以及集体经济对资本的屏蔽才是造成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回归古典成本函数,将市场视为由公共和个体构成的一元整体,分析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的共生关系,可以发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潜力并没有被全部挖掘。未来农村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将村集体组织改造为能够捕获各类资本的现代组织,并由其承担重资产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农户可以轻资产运行。由于小农生产模式和公共服务集体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因此,需要将耕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重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农业平台,完成农业的资本化。是否完善了公共服务以及能否自主地创造充足的现金流是检验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准,为此,要尝试设计价格型政策工具,探索多样化的运营模式,努力推动资本下乡。     

从人力资本到社会资本

本文对于人力资本理论到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轨迹作了探索 ,比较了人力资本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区别。具体分析了社会资本理论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阐述了中国新旧体制转轨阶段社会资本积累的必要性。     

农民工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合

由于农民工自身的生计资本缺乏,在可持续生计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因此,在其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农民工生计资本是决定农民工生计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研究农民工的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合的关系,不仅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而且对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需要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相互协作,也需要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资本下乡中利益冲突的类型及发生机理研究

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下乡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等三个环节,根源在于分配规则模糊性。界定新增利益的明晰规则缺乏,为强势群体策略性分配利益提供了行为空间;基层政府和下乡资本更易结盟以合谋利益,农民利益严重受损;抗争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利益冲突的有效治理有赖于促进规则系统与资本下乡的有效调适,明晰规则以压缩策略性分配的行为空间,减少基层政府对资本下乡的过度干预,重构激励体系以瓦解谋利联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改变博弈势力结构,构建制度化维权机制以实现动态治理等。     

生产要素整合视角下资本下乡的路径转变——基于山东东平县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实证研究

资本下乡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当前以政府资本支持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实现的是资本主导的外生型要素整合。这一路径促进了农业发展,但也给农民和农村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上的负面效应。因此要发挥土地在要素整合中的主导作用,转向土地主导的内生型要素整合新路径,用土地要素引导资本有序进入乡村,将农民在资本下乡中的主体地位落到实处。山东东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案例从实践上证实了这一新路径的可行性。为此,需要从鼓励和引导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协调和整合使用农业发展相关项目资金,搭建类似农超对接的合作社—企业对接平台等方面推动资本下乡路径转变,实现农业生产要素整合的土地主导,加强农民利益保护,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同步发展。     

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

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工商资本下乡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进入农业领域进行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大量劳动力得以解放,农业生产效率得以提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与交易成本效应对农民增收的冲击作用十分明显,且这种冲击作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业融合效应虽然在中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缓冲期,但从总体上来看,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还是很明显;知识溢出效应虽然也对农民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但渠道效应并不明显,且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一定的时滞性。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大量闲置的农村宅基地以及农房进行整理盘活承包给工商资本,使其成为工商资本投资农业产业的用地来源;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于金融资本、工商资本的正向引导作用,综合利用补贴、税收优惠以及贴息等手段,以吸引金融资本和工商资本的深度融合,使得政策优惠聚焦于"三农"经营主体。     

从嵌入到断裂:中国社会认同的轨迹变迁

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作为两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存在着内在紧张关系,但是对于以儒家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而言,其实体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国家的结合,而嵌入性这个概念可以更好地体现这种联系的独特机制.进入近代,中国原有的朝贡体系崩溃,与世界的关系被纳入到新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而全球化所引发的认同碎片化则使原来的嵌入体系被破坏,呈现一种断裂的过程.     

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中,社区民警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强调将警务工作重心下沉社区的大背景下,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社区民警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区民警通过基于个体治理行动的关系嵌入,在街居空间普遍建立起警民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了社区警务互惠规范,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了社区平安治理目标。如果说关系嵌入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特点,那么组织嵌入则多是依托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通过对社区网格绑定性参与、党员社区民警在社区交叉任职等组织嵌入方式强化了社区民警的社区嵌入。与此对应的,基于特殊视角下的空间嵌入则使得社区警务室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空间形态嵌入城乡社区中,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格局。这些嵌入方式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构成了社区民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嵌入体系。     

舍近求远：规模农场农机服务模式选择的研究——基于一个下乡资本农场的田野考察

农机社会化服务是我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高效途径,但是具体选择何种服务模式是值得关注的。为此,文章以农业收割环节为切入点,从农机社会化服务模式选择的角度探讨乡土社会是如何影响下乡资本的经营逻辑。研究发现,购买本地农机服务不失为是下乡资本嵌入乡土社会的理性选择,但下乡资本相对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外生性以及本地农机手内外有别的行为逻辑,致使出现组织、成本和监督等用机困境。而跨区农机手凭借对乡土社会关系的处理和利用,使下乡资本成功摆脱了用机困境。由此可见,农机社会化服务模式的选择绝非按照经济学所预设“有求必应”的理想路径运行,其背后受到乡土社会的形塑。因此,乡土性始终是下乡资本有效经营的底色所在。     

家族企业成长及其与社会资本的融合

尽管家族制管理在家族企业初创期有其相对优势,然而,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排斥社会资本的家族制管理将成为制约家族企业成长的瓶颈。家族制管理衍生于低信任的中国家族文化,因此,融合社会资本的路径在于对中国家族文化的扬弃。家族企业成长的核心在于如何有效融合社会资本,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融合社会资本的过程。     

微观社会资本研究的反思

微观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关系结构 ,是社会结构的衍生物。适中的持续互动、共同性规范和共同利益是微观社会资本生成和维持的主要条件。不对称的利益关系结构导致大量社会资本的被支配方利益受损。社会资本的获得过程中 ,非理性行动和理性行动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实现微观社会资本向宏观社会资本过渡的条件是将个体的社会资本置于广泛的关系———网络结构中     

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逻辑、路径及其限度

乡村文化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内生权威弱化和治理功能式微的困境,呼唤国家治理的嵌入。在我国,国家逻辑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文化变迁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其独特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组织权威能够有效链接和整合国家与乡村、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在具体实践中,国家逻辑以价值引领、组织领导和制度嵌入等三种路径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和利用乡村文化治理乡村。为避免过度嵌入引发治理的内卷化,国家逻辑应以不损害乡村文化的多样性、不消解文化治理的协同性、不抑制农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为边界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