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早期京味小说的市井情味——以《小额》、《春阿氏》为例

京味小说是现当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但问世于晚清时期的早期京味小说却不甚为研究者所重视。本文主要以《小额》、《春阿氏》为对象 ,同时结合其他京味小说 ,从叙述方式、视角、文化精神等方面来探讨早期京味小说所表现的市井情味。     

试论晚清短篇小说译本的现代性——以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为个案

在晚清中国小说追求文学现代性的过程中,外国小说译本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1909年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译文集<域外小说集>,通过其中收录的16篇外国短篇小说译文以四种不同类型的小说结构模式一举突破了中国古代传统小说固有的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结构特点.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小说集在当时没有产生影响,但却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向上推溯了十年.     

论堂吉诃德与阿Q之比较研究的误区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受到了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影响,而其中的人物形象阿Q与堂吉诃德被认为具有精神上的相通性。本文拟从作者创作、人物形象内涵等方面入手,对目前评论界关于二者比较研究存在的误区作一分析。     

伤病修辞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心态转型——基于晚清政论、“新时期”初期文论的比较研究

晚清政论多疾病修辞,新时期初期文论泛滥伤痕修辞,二者的差异透露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有机增生性的内在疾病具有全局性、弥漫性;匮缺性的外受创伤则带有局部性特征,关联外来异质力量楔入以后分隔出的二元对立格局,极具宣示价值。吊诡的是,晚清知识分子的疾病情结在西方列强外部入侵下产生,文革创伤则起因于一个统一政权内部的变乱:词与物在此发生错位。病、伤修辞在历史语境中分别反映出忧思-自省与控诉-自清两种相异心态。这种心态转型与意识形态主流及其对立斗争思维的深度影响密切关联。     

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主张从中国文学内部来探寻现代性,提出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著名识断,这无论是从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述历史,还是“现代性”的古典定义而言,都有其学理上的渊源。但王先生将探寻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努力止于晚清而不前,视《红楼梦》已具有的现代性的因子于不顾,使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一再被压抑,却是值得商榷的。《红楼梦》无论是“颓废”的叙事内容,还是革新的叙事技巧,都已开晚清小说的先声。从此意义而言,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     

异化劳动:现代性状况与现代性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方面,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思想成果的指引,《手稿》的理论探索转向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领域,以劳动异化来表征人类的现代性生存状况;另一方面,《手稿》以异化劳动范畴为纽带,批判性地贯穿了相互分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初步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阈。这意味着,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本意义不是各个学科领域内部的思想革命,而是以现代性批判为母题的全新思想视阈的本质性开启。     

王亚楠 从“青岛小歌”到“上海第一小生”

王亚楠的不善言辞是出了名的。在《天下粮仓》的新闻发布会上，王亚楠对着摄像机居然憨憨地冒出句：“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随便吧!”所以拨打他的电话时，心里多少有些忐忑，怕出现尴尬的冷场。好在这种场面终于没有出现，整个采访过程都回响着他爽朗的笑声。     

红楼春梦好模糊——贾府“四春”谫论

<红楼梦>中的贾府"四春"是"千红"、"万艳"的重要代表,各有其鲜明的形象意义贾元春如富贵囚者,贾迎春善得恶报,贾探春堪称末世英雄,贾惜春则被佛心冷结.曹雪芹通过"四春"形象,抒发的是"原应叹息"的悲情,说明在那个时代,不论你是贵是贱、是强是弱、是热是冷,都不会有理想的人生归宿.     

"第三样时代"与人的现代性——从鲁迅《灯下漫笔》谈起

鲁迅《灯下漫笔》中所揭示的"第三样时代"即为人的现代性全面发展的时代。所批判的两个时代的循环——"暂时做稳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是高扬人的现代性价值的宣言,是个人追求人的现代性的哲学表述。而与《灯下漫笔》构成文本互涉的《祝福》,是鲁迅揭示两个时代循环的文本诉求与思想印证。以此观之,鲁迅作品被视为人的现代性意义最典型的表达,是因为鲁迅思想彰显的是对启蒙现代性价值的追寻,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以确立人的现代性。     

苏雪林“反鲁”案新探

学界一般认为,苏雪林对鲁迅由生前崇仰到死后攻击,态度前后判若两人。但从新发现的其在武汉大学的《新文学研究》课程讲义(1934)等文献看,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苏氏经历了从"钦敬""小说家鲁迅"到"反感""杂感文鲁迅",从鲁迅生前刻意掩藏自己对鲁迅的不满,隐约地"反对",到鲁迅死后对其公开诋毁、大加挞伐的过程。苏氏之公开"反鲁",固然与其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以及鲁迅"攻击"其亲敬的杨荫榆、胡适、徐志摩、陈源等公私恩怨有关,但根本原因则是其拥护所谓"党国"的政治立场;而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公开私信,把自己推向道德和舆论的前台,则与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密切相关。苏雪林"反鲁"案,从本质上说是苏氏向左翼和中共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但对鲁迅研究也不乏启示意义。     

李小琳的“清白”

据《新京报》、《第一财经日报》援引外媒2013年10月10日报道称,在中国允许外资投资国内保险业之前,李小琳曾为苏黎世保险入股新华人寿牵线搭桥,苏黎世保险曾为这次收购向新华人寿掌握的一个离岸账户打入1690万美元,这笔款项被用于贿赂数名中国人士。     

城市慈善发展的“南通样本”

广辟宣传渠道,慈善意识得到新提升.首先,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与《江海晚报》合作开办每月一期的人人可慈善专版、联合举办大爱江海·慈善南通征文活动、开设《关爱一线牵》栏目,在南通电视台开办了《热线帮帮帮》专栏,并且在慈善公益报、《慈善大众》、《南京晨报》、《江苏慈善》、《南通日报》、南通慈善网、红十字网等媒体上广泛宣传慈善工作、重大活动和先进典型.其次,依托项目重点做好宣传.在实施救助项目时,邀请市内主要媒体现场采访,对捐助项目进行重点宣传并组织媒体对实施的救助活动进行跟踪回访,深入困难百姓家中了解救助实效,向社会展示慈善关爱的力量,引领更多爱心人士加入慈善队伍.     

“批判的互联网”和“互联网的批判”——互联网哲学思想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人类正在从工业化时代进入到互联网时代,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在这一颠覆性的变革中逐步形成了以开放、创新、共享、自由、平等、包容等价值理念为核心的"互联网哲学思想"。互联网哲学思想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为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提供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通过对互联网哲学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核心思想价值理念的剖析与批判,挖掘互联网哲学思想的价值所在,尽可能地揭示互联网时代这一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为浩大、影响最为深刻的变革的思想来源,寻求技术理性与人文主义价值追求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推动构建全球化时代开放、普惠、共享、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代性生存与审美救赎——论克拉考尔思想中的“现代人”形象

克拉考尔从生存语境、生存状态和生存救赎三个方面展开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研究。理性至上导致现代人的感性萎缩,理智取代情感成为行为准则,进而切断了维系情感的纽带,使人们成为孤独的个体,最终导致人生意义的虚空。克拉考尔围绕着"碎片"、"世俗"与"复原",展开了关于现代人生存救赎的思考。在他看来,只有从碎片出发,才能串起历史脉络,把握现实生活。而从"碎片"与"世俗"出发,最终是为了丰盈人们的感性世界,实现"复原物质世界"这一审美救赎旨归。     

“现代性研究:思潮、观念与现实”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2008年11月25-26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厦门大学学报>编辑部、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思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现代性研究:思潮、观念与现实"学术讨论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     

“《罗尔斯篇》”与古今之争的得失——试论斯特劳斯派对现代性学问的挑战

斯特劳斯派所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在中外学术界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学术范式的批评也受到了不同的回应和评价.斯特劳斯的主要弟子布鲁姆对当代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罗尔斯的批评集中体现了两大学术范式的冲突的焦点.作者用虚拟的"<罗尔斯篇>"展开双方的冲突,并运用"强者政治学和弱者政治学"的解释模式对它们各自的得失进行分析和反思.     

“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其对于现代社会的问题现象有着根源性含义,故亦称之为＂社会学的元问题＂。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催生了＂社会互构论＂,这一理论又促发了更多切近经验层面的社会现象研究,如社会行动的现代性变迁研究、中国扶贫研究、社区建设研究、城市发展与社会建设研究、农村民俗制度变迁研究等等。其中,＂个体安全＂研究既是理论扩展也是实际应用。也许,上述研究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社会学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正是对于现代社会世界之问题性的关切使这一学科获得了新的生长点。＂个体安全＂研究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社会学持续生长的精神品格。     

关于1963年中阿边界条约谈判进程中的“冷”与“热”现象之探析——以中国外交部新近解密档案为主

1963年,中国政府和阿富汗王国政府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阿富汗的态度由前期的＂热切＂转向后期的＂冷淡＂。本文主要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近解密的档案对这种变化进行解读,总体上认为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直接导致了阿富汗态度的＂冷＂、＂热＂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阿富汗为了继续保持中立地位而在中印两个地区大国之间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另一方面,也是阿富汗维护国内稳定和发展需要的表现。     

由传统题材生出现代诗意——李金发《题自写像》和《弃妇》中的“西方”

李金发的《题自写像》中有一幅诗人自画像,《弃妇》则塑造出一位无助、绝望的弃妇形象,两者相互暗示、生成,其现代意义则主要源自诗中那模糊可辨的西方存在。这位西方形象具有多重面目与功能:有时是言说主体崇仰的对象,但又令人深感自作多情;有时激起东方自我的无力感,并引领其反思现代文明和人之存在方式;有时又被诗人话语所控制,成为其审视、言说中国问题时的修辞符号与象征;有时不直接现身但又无处不在,化为诗人思与想的底色与力量,参与乃至左右着诗歌流程。它与诗人的中国情怀、中国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张力,使传统题材生出现代诗意。     

比较视域下的中日“武侠”因缘

在中日文化语境中都有"侠客"一词,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各具特色的"侠文化"观念,且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交流中互为观照。然而,受近代学人的影响,在中日侠文化比较研究领域,学者们往往选择以"东洋武士"或"武士道"作为中国侠义精神的参照对象。笔者认为,将"侠客"与"武士"这两种身份截然不同的群体并列共举,实乃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文化误读,二者的行为模式、精神内涵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不可等量齐观。若能回到中日"武侠"因缘形成之源头,关注两种文化形态形成过程中相互关联的具体文化语境,不失为一种更有意义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