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作家的革命情结研究

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源于现代化的焦虑与渴望,在苏联革命的启示下,他们选择了由革命而走向"现代"的道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过程。这种革命情结在政治的肯定、诱导下逐渐定型、僵化。从革命视角出发,左翼文学中出现了贬低知识分子、美化工农的倾向,造成了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错位。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反抗虚无、身份认同与历史言说的葛藤——陈映真“文学左翼”意味及省思

作为"台湾的鲁迅"和台湾左翼作家的代表,对应于台湾不同的历史阶段,陈映真的文学写作分别被赋予了针对不同反抗对象的"左翼"身份意味。陈映真从文学左翼、政治左翼而辗转进入文化左翼的"泛政治"写作之旅,为析解左翼文学思潮及实践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省思维度。     

20世纪中国文学对民间语言价值的发现与运用

在各种文学运动和思潮中 ,2 0世纪中国文学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民间语言的意义和价值 ,从而积极倡导和重视民间语言在作家文学中的运用。在民间语言的文学价值被发现和重视的历史过程中 ,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权力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关系等呈现出新的特征。民间语言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广泛运用 ,对促进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之间——论解放区作家的一种写作状态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确立以后,解放区作家开始按照主流文学规范进行创作,出现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但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在一些艺术成就较高的文本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文学的形象、审美对主流政治的疏离和消解,在一些积极实践文艺大众化的作家身上,我们发现了他们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的边缘游移、徘徊的写作状态.发掘研究这种写作状态中存在的政治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民间伦理话语之间的摩擦、冲突,以及政治主流话语对非政治主流话语渗透的现象,有利于深化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也有利于还原解放区文学复杂的历史面貌.     

论文学语言的媒介性

语言作为文学的媒介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相比有它的特殊性:语言是一种文化,文学语言作为媒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语言还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体系,它与现实世界相分离,有利于文学深入、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语言也是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共同媒介,这既使文学与生活、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又促使作家采用某些艺术手段使文学语言在用法上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最终文学语言将传达的内容寓于自身之中,因而文学语言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工具与本体的统一。     

语言魅力的凸显--新时期文学语言探索寻踪

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新时期无疑是语言探索最积极、活跃的一个时期。经过20多年的探索,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真正拉开了距离,它的身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美的素质、艺术的素质。汉语文学语言在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切换以后开始更多地具有了那种不可化约的文学性。从文学语言自身的特点出发,新时期作家给以更多关注的不是客观地描写生活,而是激发读者的记忆和想象,让读者在想象中创造生活。从这个角度入手,他们在句式和词语的变换、隐性夸张、语言的超常使用和语言风格的粗砺、杂色、审丑等方面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瞿秋白"五四"观的出发点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文学书写事实上已非关乎文学本身,而成为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阐释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媒介.在1931年重返文坛的瞿秋白看来,文学问题也同样是政治问题.要解决"左联"内部存在的问题,要实现左翼作家的真正团结,必须实现思想的清理.从文艺的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出发,瞿秋白初步确立了"五四"认知模式中的革命话语范式.     

艺术形式的革命化与自我革命的形式化——论丁玲文学风格的流变与作家主体精神的辩证关系

从新女性作家到左翼作家再到革命作家，丁玲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不断改造旧我、构建新我的革命化过程，也是她的文学实践与其主体精神彼此形塑的过程。革命化的文学形式是丁玲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艺术呈现和文学表达，经由文学形式的革命化，丁玲实现了自我革命的形式化。丁玲文学风格的流变与其主体精神形成了同构与互文的辩证关系，体现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及其文学实践对时代精神的积极回应和主动对接，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值得发扬光大。     

论文学语言的模糊性

文学语言是一种模糊语言 ,其模糊性特征表现为 :用词的模糊 ,句意的模糊 ,主旨的模糊。文学模糊语言的生成原因 :文学语言的模糊化是作家语言艺术处理的结果 ,其手法是在横组合上对普遍语言规律的颠覆 ,在纵聚合上是对生活话语的陌生化 ,它是创造主体的一种深层无意识积淀的升华与再现。建构在模糊语言上的虚构世界有一种艺术的空白 ,对读者是一种召唤 ,有利于作者与读者的对话。     

论艾芜《南行记》中的语言变异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是文学活动的工具载体。文学创作者总是寻求以颇富文学魅力和修辞特色的文学语言来支撑其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艾芜笔下的文学语言平实清新、朴素自然，感受到浓浓地方味的同时可发觉到不少语言变异之处。     

文学语言民间化的选择——老舍、张天翼文学语言比较

新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学语言由文言变成了白话,为了建设白话文学,大量民间口头语进入新文学。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虽然老舍、张天翼都主张新的文学语言要向民间口语学习,但是在文学语言民间化的过程中他们的选择和得到的结果却不尽相同,从规范与突破规范、雅致和俗白、单一和多样等三个方面比较了他们在文学语言上的不同选择。     

“工农兵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重构

延安文学在对文学语言的颠覆性实验中确立了"工农兵话语",并通过对其权威地位的确立,创造出新的文学话语体系。鉴于此,"工农兵话语"既是对"五四"后其他文学话语的转换,也是文学现代性重构中话语的转向。作为文学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工农兵话语"在语言表达和呈现方式可以分为三点:语言的革命进化观,语言的经验实证观,语言的实用目的观。三者之间以"工农兵语言"为扭结体现出内在的逻辑关系,遂使"工农兵语言"成为具有某种先锋实验性的语言资源,进入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视域。从文学现代性重构角度看,"工农兵话语"是特定历史语境下顺时应势的"革命"选择,其中有合理的一面——文学现代性重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现象级存在;同时,由于它谋求的是建立整齐划一的话语言说和写作秩序,从而一定程度上漠视了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艺术涵容度和审美表现力,以及发展的诸种可能性。     

人道主义:高尔基与中国左翼作家的精神对话

高尔基以人民为本位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迥异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人道主义涵纳的底层情怀、平民意识和人民性特质,引发了鲁迅、茅盾、夏衍、艾芜等中国左翼作家的精神共鸣与对话。这种共鸣与对话或表现为高尔基文学创作对左翼作家的直接影响,或彰显为高尔基与左翼作家精神层面的相互呼应。这些影响与呼应的存在,极大丰富了20世纪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世界,形成左翼文学创作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纠葛

1930年代左翼文学-9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具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许多作家既有左翼文学的倾向,又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作家主体意识的左右互换、作品内容中所呈现出来的颓废与反抗主题及鲜明的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三个方面。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左翼文学不成熟的表现,但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文学发展状态。后来因过于强调左翼文学的政治性而导致二者分道扬镳,甚至出现了二者相互对立的局面。     

从"法治"走向"人治"的鲁迅文化和文学话语

在文化和文学"失语症"和"话语重建"的当下探讨语境中,人们注意到,生前经历过"五四"和"左翼文学"两次外国文化和文学蜂拥而入过程的鲁迅,却既未"西化"或"苏化",亦未"失语".在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学话语空间的创辟中,为反抗既成话语霸权,鲁迅不仅实现了从逻辑学范式向现象学范式的的思维转换(另文论述),而且完成了与之相应的语言秩序和话语方式从"法治"到"人治"的转换,而研讨上述"转换"中的创新经验将具有切实的当代价值.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论三十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社会历史原因

本文是作者《左翼青年作家创作论稿》中的一章。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形成的左翼青年作家群,是左翼文学运动中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支文学新军。他们的兴起和发展,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外国进步文学的影响,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关怀,以及青年作家们自身的生活积累、艺术索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即从上述诸方面论述了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原因,及其对三十年代文坛产生的积极影响。     

域外文学“体验”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影响

域外文学对于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而言并非单纯的阅读经历,而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透过日积月累的域外文学“体验”,逐渐形成“俄苏体验”“美国体验”和“日本体验”三大谱系,其中又以“俄苏体验”最为显著。俄苏文学激活了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的革命想象,不仅茅盾、蒋光慈、王统照、丁玲等既成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而且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叶紫、艾芜等新进作家也明显受到俄苏文学的熏染,从而充分显露出“俄苏体验”所引发的创作效应。在为数众多的美国左翼文学家中,单纯从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影响力而言,无人能出辛克莱之右,茅盾、萧红等左翼作家都受到辛克莱的影响,在他们创作的左翼乡土小说中留下了印迹。在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留日学生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较于留学其他国家者而言成为左翼作家的数量最多,由此也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不可小觑的影响因素。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域外文学“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启示以完成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创建,由此也使得中国左翼乡土小说与世界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之间形成紧密联系,从而成为国际左翼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