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全球化：转型、动力与后果

数字全球化是继通信、网络全球化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一个以“数字全球流动”为基础的新阶段。与此前阶段的全球化主要以“时空融合”为目标不同,数字全球化主要把“时空透明”作为目标,体现在对万事万物的数字化和精准化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是推动数字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动力,但这些直接动力以民族国家的政治特性、资本的利润追求、科学知识的反思性等深层动力为基础。数字全球化具有“乘数效应”,它给人类追求社会进步带来新的机遇,但也带来“数字泰勒主义”“新穷人”等负面问题。     

"数据幽灵"及其解构

伴随数字化的全球扩张,"数据"不仅在量上呈现指数级的爆发式增长,而且在质上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已由大量的"数据碎片"转化成监控力和破坏力极强的"数据幽灵"."数据幽灵"的本质在于其资本逻辑的统摄性、延展性和适用性."数据幽灵"充斥着数字主体的劳动和非劳动的时空,实现了对数字主体从肉体到劳动的终结.解构"数据幽灵"的现实可能需要从生存论的层面审度数字主体的现代境遇,从认识论的层面认清"数据幽灵"的资本逻辑,从价值论的层面超越数据幽灵,建构数字主体,从而彻底实现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真正回归.     

经济全球化健康效应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品和服务贸易、人员跨境流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都会对各国公众的健康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人员跨境流动可能导致传染性疾病在各国之间快速传播，给居民健康带来直接的风险；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活动通过影响各国的医疗服务水平、自然环境、国民收入等因素，对公众健康产生间接的影响。此外，全球化还会对一国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公众的健康状况。关注全球化进程中的健康风险，可以使一国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福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本国公众因全球化而付出的健康代价。     

论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阶段。经济全球化可以用世界贸易额的增长和各国贸易依存度的提高、资本国际化的程度、生产的国际化程度、劳动力国际流动的规模及其增长速度等指标来衡量。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重性。必须确立和完善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     

申请加入DEPA背景下中国数据治理的相容性审视及优化路径

在全球数字博弈背景下，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符合中国当前内部完善治理需求和外部应对“规锁”挑战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处理好国内数据治理法规与DEPA对接的问题，并以此优化中国数据治理体系，将是未来理论与实践研究上的重点。DEPA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方面采取了“原则+例外”的规制标准，其例外情形体现了比例原则之目的合法、手段合理和手段适度的内涵，确立了平衡“自由流动”与“安全发展”的基本模式。在中国与DEPA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对接上，中国数据本地化存储政策在适度性方面仍可能存在与之不相容的风险。中国应以DEPA标准为参照，以比例原则为指引，有序落实执法制度和配套机制以保障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优化数据本地化措施的适度性，驱动数据跨境流动体系良性运转。     

全球背景下的“新贫困”及剪隙

齐格蒙特·鲍曼的社会学著作中有大量关注福利国家前景、全球化影响下的人类生活、个体化以及“新贫困”的思考。被鲍曼称作消费者社会的当下社会，可被视作流动的现代性，强调流动性作为我们时代的标志。而全球化的概念完整地概括了这种资本与社会精英日渐增强的流动性的特点。     

价值的形式化运动与资本全球化的时空结构

资本全球化的空间拓展与结构性差异提出如下根本性的问题,即这种全球化形态的内在驱力、运行机制与时空结构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重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其对价值的形式分析。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直接将劳动指认为价值的内容实体不同,马克思揭示出价值的本质在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断裂性综合"的形式化运动本身。价值的形式化运动建构出价值的"抽象统治",这在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使全球化始终伴有危机的潜在可能。而在价值的资本化过程中,资本的再生产在使全部过去劳动积聚于当下的"当下性"生产中获得其"内在本质",这也使得机器体系作为资本"最恰当的形式"具有了时间性意义。价值的形式化运动使资本全球化呈现为一种关联性时空、危机性时空和等级性时空,对资本全球化时空结构的学理辨识为我们参与并引领全球化的进程提供了理论参照。     

全球背景下的“新贫困”及剪隙

齐格蒙特·鲍曼的社会学著作中有大量关注福利国家前景、全球化影响下的人类生活、个体化以及“新贫困”的思考。被鲍曼称作消费者社会的当下社会,可被视作流动的现代性,强调流动性作为我们时代的标志。而全球化的概念完整地概括了这种资本与社会精英日渐增强的流动性的特点。     

数字治理的法治化展开：核心命题与体系建构

数字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治理法治化应重点围绕数字安全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数字正义是数字治理的价值根基,数字向善是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高目标,数字人权是数字法治建构的终极关怀等核心命题展开。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应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智慧执法架构、提升数字司法效能、创新社会治理、确立公民数字法治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等方面推进,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展。     

数字资本主义“景观秩序”批判的哲学叙事

数字资本主义运用技术手段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占领，形成以数据为基础、数字平台为中介的新式剥削手段，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运行框架下，人们的交往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变。数字资本通过对数字平台获取的数据进行加工再塑造出的影像集合，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数字景观，它隐含了在直接暴力之外实施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操控秩序，其运行模式遮蔽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社会关系，实现了数字资本的无规制泛用。然而，这种数字景观是对资本无限扩张的控制秩序的粉饰，本质上仍停留在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之中，其发展形式并未超脱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披露。因此，对数字景观秩序的批判仍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解蔽数字资本主义繁荣假象下的剥削本质，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     

数字资本时代平台劳动过程审思——对平台“灵活性”与数字泰勒主义“俱生性”的批判与反思

关于数字资本时代的平台劳动过程研究，既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照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技术化”控制趋势以及“边缘化”剥削格局的演化进程，又不应忽视对数字劳动过程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进路。充分辨识和把握数字资本时代劳动过程涌现出的丰富“技治”现象，不但可以深化对资本与技术联姻后生产关系的一般认知，而且有利于揭示其算法技术背景下隐藏的资本剥削与操控真相，尤其是平台劳动过程映射出“数字工厂”和“数字泰勒主义”的不谋而“合”,使数字平台经济被悄然植入“灵活性”等虚假性意识形态因素。同时，算法“被”进化出操控劳动过程的主体性，使人类沦为给这种“主体”提供学习与升级的工具性客体，成了“数字泰勒主义”不断寄生与布展的对象性存在，最终平台劳动者沦为算法系统进化完善所支配和操纵的“数字僵尸”。     

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运动的新特点

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运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资本形态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一种新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其有望成为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主导资本形态；在生态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自然资本被大力鼓吹；金融资本在遭遇挫折后迅速恢复，并与前两种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剩余榨取机制看，资本日益脱离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转变为食利资本，主要以利息、租金等方式获利。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化的深入发展，资本逻辑全面展开，主导了从日常生活到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运动的新变化能给我们以下启示：规范资本行为必须正确认识各类资本形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调节作用，发挥社会价值规范的引领作用，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成功驾驭资本。     

数字农业助推黑龙江省乡村振兴的对策

黑龙江省在数字农业发展上有四个特征：制定规划，指导发展；人大立法，推动发展；龙头引领，带动发展；横联纵合，协同发展。其发展应用的重点：农业生产，农业服务，农业营销，土地保护，气象监测预报。黑龙江省数字农业的发展，一是要明确一系列顶层设计及政策。二是探讨数字农业中的数字农业利益格局问题和数字农业成本高问题。三是协调好数字农业与智慧农业、数字农业与数字农村、数字农村与数字城市三个关系。四是抓住数字农业的核心技术、平台技术、应用技术、基础技术四个关键技术。五是做好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强数字农业人才培养、做好资金物资投入、加强规划和法规落实、规避风险和保障数字农业安全。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全球化中的新问题

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考察当今全球化出现的新情况，分析这种全球化的困惑：一是全球化强化了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的不平等关系；二是近年来“反全球化”运动表明发达国家内部也不太平；三是全球化充分展开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同时也就使社会主义的因素脱颖而出。     

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全球化带来资本、货物、服务、人员在国际范围内的频繁流动,也带来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相互冲突与碰撞。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发展呈现出了融合和冲突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取向,西方文化借助其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借以广泛传播,处于全球化劣势中的后发展国家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中有益成分的同时,又面临着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独立性的任务。     

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与发展战略

全球化已成当今世界一种众所周知的认识。对于跨国公司而言 ,全球化条件下经营环境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范围的跨国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而深刻的调整。这既是全球化因素使然 ,亦将推动全球化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展开。     

数字资本逻辑的本质、双重效应及其中国应对

资本逻辑源于资本的不断扩张,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逻辑和资本的无限增殖本性,是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在传统的物质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基础上,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越来越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出现了新的资本形态,即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正加速与数字技术“共谋”,以资本逻辑的形式,实现支配世界的目的。数字资本相对于其他形态的资本,资本逻辑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追求剩余价值、压榨和剥削劳动者的本质并没有变。数字资本逻辑对社会发展仍然存在“文明”与“野蛮”的双重效应。面对数字资本逻辑,中国应该以人本逻辑统摄数字资本逻辑,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加快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     

多边贸易框架下的数字规则：进展、共识与分歧

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进步促进了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也给全球数字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全面分析了WTO框架下现有协议对数字贸易问题的适应性与局限性,按关税类、数据类、隐私和安全类、促进与便利类的议题分类讨论了目前正在进行的WTO电子商务谈判中成员方提出的数字新规则问题,并针对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源代码和加密保护等关键议题,基于各成员利益诉求与战略考量深入解析了存在的共识与分歧。文章最后结合中国的国情,为参与和应对全球数字规则的构建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 …

本文认为，全球化不仅带来经济安全问题，而且也带来文化安全问题。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强势文化和“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构成的威胁和挑战，必须克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确立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文化产业战略；二、建立积极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实行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适度准入原则；三、推进中国文化产业的民营化战略，主动出击另际文化市场；四、完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数字劳动的新型异化释解

进入工业4.0时代，数字劳动已跃升为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但数字劳动者的活劳动却被各种平台和数字资本所充分吸纳，产生了新型异化，研究发现，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数字劳动者裂变为数字孪生体，其生产的“一般数据”被各种数字化平台所窃取，成为无酬性的“产消者”;其二，数字劳动者的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劳动方式之一，但却与自身发生了新的疏离；其三，数字资本成为新的“普照的光”,它不仅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重要牵引，也完成了对数字劳动者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实现了对数字劳动者更为深度的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