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抗”到“和解”：女性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的发展与演变

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微笑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义话语不断遭遇曲解、质疑,产生女性主义者身份自认与指认的错位、创作意图与解读的背离。而思维和策略的调整或转换,意味着充满背叛、颠覆、先锋精神的女性主义已逐渐瓦解。     

从“非美”到“美”——魏晋南北朝艺术与设计的形式美转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分崩离析,与此相应的艺术与设计的体系也从中心走向边缘。艺术设计体系预设的社会功能、礼制规范的撤退,使造物的形式真正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而思辨玄学与佛教的影响,又赋予了形式美更深广的内涵指向,使设计与艺术中的形式在从"非美"向"美"的质变过程中,并未停留于所谓的现象"真实",而是具有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形式美的独立,一方面使人们的审美离功利越来越远,拓展了人们的审美空间,导致了山水审美的开始;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中国传统艺术以形写神的审美走向。     

从“原欲”到“情本”：晚明至清中叶江南文学的一个研究视角

本文从"原欲"、"情本"这一独特视角,对晚明至清中叶江南文学进行梳理与研究.李贽的"童心说"在哲学观念上完成了从"自由人性"到"自然人性"的转变,它对人性的本能欲望进行鼓吹和思辨,成为明清文学思潮中原欲思想发展的理论起点;袁宏道的"性灵说"推崇"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童心说"在诗文领域的贯彻和实践.从叙事文学来看,凌濛初较多地沉溺于市民欲望的描绘,而冯梦龙却试图找寻更高层次的人性解放,他所表达的"情本"是对"原欲"的超越."情本"思想本身可以划分出三个层次冯梦龙的"三言"处于纠缠于性欲的较低层次;汤显祖的<牡丹亭>对于"情本"的理解超越了性爱甚至于超越了生死,是第二层次;<红楼梦>展示了对于"情"的全方位的升华,以"情"立人,是最高层次.     

简体字在台湾：从“违法”到风行

简体,还是繁体？在台湾,它可以是政治问题。近日,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李应元走访岛内许多热门景点,发现其观光手册和官网涵盖多种语言,却没有简体中文版。事实上,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曾于2011年6月指示,岛内所有官方文件、网站应使用正体中文（繁体字）,才让官方简体服务惨遭“腰斩”。     

“文学性”与思想性：从维科到巴赫金

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性”理论对我国文艺理论在80年代以后的发展影响很深,但其重大缺陷是将文学的思想性与审美价值割裂开来,也偏离了西方美学和文学研究传统的精华。维科是“美学科学的发现者”,他的“新科学”所关注的正是文学中思想的独特性。巴赫金认为,文学中思想的形式和类型问题“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没有研究清楚”,还是空白。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主要内涵就是思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掘文学中的源发性思想。     

从“内嵌”到“互嵌”：重构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经济与社会

以“内嵌性”为核心概念的新经济社会学在过去4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既有研究受中层理论取向的影响，普遍看重经验层面上的贡献，对一般层面上的基础性理论反思有所忽视。就理论而言，新经济社会学在理解“经济”方面存在三个问题：看待经济后果不全面；对“经济”的定义过于粗糙和狭隘；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定义有所矛盾。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新经济社会学过分侧重现实批判，激烈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照搬社会学中的社会秩序问题，不承认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主张经济领域缺乏内生秩序，最终演化为社会还原论。新经济社会学若要在下一阶段有所突破，必须和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理论有更多对话。具体主张包括：提出“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理论命题；在理论框架中恢复经济领域的自发秩序性；对等看待经济与社会，视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液态相互渗透的互嵌状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姓氏与封爵称谓 ——从吴简中的“步侯”、“吕侯”说起

吴简中的“步侯”、“吕侯”,分别为临湘侯步骘、番禺侯吕岱的封爵称谓。这种在封爵称谓中使用受封者姓氏的情况,秦汉时期还极为少见。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逐渐普遍化的倾向。王爵、公爵、侯爵甚至男爵的封爵称谓中,都有使用受封者姓氏的现象。此现象在南、北政权中都有存在。这种现象既是此时期世家大族强大、家族姓氏受到重视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会进一步推动姓氏在社会等级识别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家族相关的、带有私有属性的姓氏,其使用范围从官职扩展到封爵等国家公器上,说明家族等私人势力对国家事务影响的增强。     

从“在场”到“悬置”：鲁迅图像的发生及演变

鲁迅在世时，留存、收藏了不同美术家创作的七幅鲁迅肖像。这一行为可视作鲁迅体认自我、“自塑”形象的一种方式。1936年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图像创作从私人情感的表达转为政治话语建构之诉求，逐渐演变为一种“图像政治”。由于图像以其直观性、形象性和魅惑性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创作鲁迅图像自然是阐释和“争取”鲁迅的绝佳方式。经由美术家们一次次的呈现、改写和重塑，“鲁迅”游离于历史本体，而成为某种政治表征和时代印记。     

从“无声”到“自醒”：当代电影文化中的女性话语表达

以“性别视阈”观照影视文化,“女性话语”经历了从“无声”到“自醒”的历史嬗变。具有进步意识的当代影视文本,不断摆脱历史的遮蔽,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完成女性话语的自主性表达。当代影视文化中的女性话语包括：“过自己的生活”;“知识”与“艺术”的救赎;“时代新人”与“半边天”;“花与花联合起来”。     

从观念到叙事：古代小说中的“灶下灵异”考论

古代小说作品中多有关于“灶下灵异”的记载。一方面,这些叙述受到了自古以来灶神（鬼）崇拜与禁忌观念的深刻影响,折射出文化观念的演变轨迹;另一方面,汉魏以来有关故事内容不断被扩展与丰富,出现了灶鬼作祟、灶器夜谈、灶下通灵等各具特色的题材类型。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可见出“灶下灵异”叙述在流传中情节模式与美学风格方面的细致变化。     

从“整理”到“重构”——论民间文学在作家文学中的传承与渗透

结合古今中外文学实例,论述了民间文学这一文学形态在作家文学中所处的地位及表现形式;认为创作正统文学的作家主动吸收或改造民间文学的成分,并在其作品中按作者的意愿发挥作用;经典作家作品中民间文学的出现大致有整理、引用、转述、融汇、重构等形式。     

从“寻利”到“分权”：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迁的轨迹与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迁大体经历了“寻利”、“寻权”和放权三个阶段 ,正朝着一个理性、正确的方向发展 ,但还是远远落后于经济与社会体制的变迁。新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走向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分权。     

从“单一”到“包容”：中国经济成长理念的传承与超越

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倡导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关于什么是包容性增长,它与我国以往经济成长理念有什么联系和区别,特别是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如何,以及怎么实现的问题,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本文试图从我国经济成长理念入手,梳理由“单一”到“包容”经济理念转变的逻辑,重点阐述中国经济发展范式的提升与超越,论述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最后分析得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意义及启示。     

“单性异体”与“两性合体”：从女娲神话到伏羲女娲神话考论

女娲与伏羲是我国上古神话内容体系中的重要人物,且二者经常相伴出现,粘合度甚高。女娲伏羲神话的形成演变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及内在规律,即女娲神话最初以“单性异体”的形貌出现,成为中华民族的创世始祖神;后与社会发展形态适应,出现伏羲女娲相结合的“两性合体”神话,女娲成为伏羲的配偶神;随着男性权力的日益巩固,伏羲成为文明时代的先祖,演变为“三皇”之首,地位不断升高。女娲神话与伏羲神话的发展脉络彼此交错,既自为一体又相互结合。梳理其演变轨迹,分析二神神话不同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内涵,有助于探索中国神话的历史文化意蕴及其民族文化精神。     

高校中共党委与民主党派合作工作机制：从“和”到“合”

如何构建中共党委与民主党派合作工作机制,是高校一直探索和实践的重要命题。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同心”思想深刻揭示了多党合作的本质内核,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目标方向。应增强以“同心”思想为指引的文化认同,通过制度安排、文化载体、工作方式等“三个切入”来推进高校中共党委与民主党派合作工作机制从“和”到“合”的实现。     

从“局外人”到“反抗者”——默尔索在边缘情境中的自我超越

《局外人》揭示了20世纪西方世界的荒诞性,并通过主人公默尔索的精神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应对荒诞的正确态度和途径是在“爱”与“对话”中“重新开始”,重建人与世界、与他者的关联,创造性地进行反抗。而默尔索从“局外人”向“反抗者”的成长,则是在辍学、入狱、被判处死刑等一系列边缘情境中逐步实现的。     

从“心动”到“行动”——机会与能力在项目团队知识转移中的作用

项目团队内的知识转移是项目情境下的常态范式,成功的知识转移将有效提升项目管理绩效。基于MOA模型识别出项目知识转移效果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通过收集建筑企业项目团队的234个样本,深入剖析项目团队个体从“心动”到知识转移“行动”实施的过程中不同动机质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机会和能力在知识转移效果的保障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结果表明:团队成员知识转移自主动机对知识转移效果呈正向作用,而受控动机在两者关系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成员间联结强度与知识转移动机的交互性对知识转移效果起正向作用,但知识转移能力对上述关系的正向影响作用未得到证实。此外,三项交互的结果显示,联结强度和知识转移能力的不同匹配对动机和知识转移效果的关系产生差异化作用。     

从音乐到文学：“雅”之审美内涵与评判标准

“雅”在先秦文化土壤里诞生,经历漫长的文学演变,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审美倾向、一种文学评判标准.“雅”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美学范畴,其审美内涵从对上古音乐的描述中孕育而出,在《诗经》文化传承、文人审美与创作追求、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特定文化氛围影响下,过渡到文学评判领域,具备丰富的审美意蕴,形成一套对“雅文学”进行品评行之有效的评判标准.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是对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主体内容。两届政府的“印太战略”都致力于抑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不断扩展印太地区的战略空间,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权。然而,两届政府的“印太战略”在对印太地区的定位以及对华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两届政府在推进“印太战略”的同时,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中国应把握其战略演变趋势,管控分歧,争取合作,稳妥应对。     

流散与回归:《只在昨日》中的“流散地”与“以色列地”

《只在昨日》是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格农的代表性长篇小说之一。作者通过伊萨克这一形象,描写了其与东欧加利西亚、雅法、耶路撒冷三个关键地点的情感纠葛,表现出阿格农对流散地和以色列地的困惑。对犹太人而言,何处是家园,至关重要。但在阿格农的《只在昨日》中,家园近在手边,回归之路却遥遥无期。通过伊萨克,阿格农表达了对流散与回归的深层思索。这种思索就本质而言是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