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剥夺”、“地方依附”与“地方记忆”——21世纪辽宁生态文学散论

21世纪辽宁文学研究的批评话语主要体现在地域文化视野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实诉求上,缺少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展开文学研究的生态批评。21世纪以来,生态批评浪潮得到深入发展,“地方意识”是其建构过程中极具价值的因素。萌发于白山黑水的辽宁文学创作一直携带着“地方”基因,并在“地方剥夺”“地方依附”“地方记忆”这三个维度中呈现着辽宁生态文学的思想流变和叙事经验,旨在唤醒一种具有生命共同体价值的“地方意识”,培育人类对环境的生态责任,促进人与自然的绿色互动。     

记忆缺失与文本呈现:“三一八”惨案女烈士研究——以魏士毅个案为中心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杨德群和魏士毅三位女大学生不幸殉难。长期以来,刘和珍、杨德群广为人知,魏士毅却被历史所遮蔽,其间蕴含着历史记忆架构下的话语权问题。借助报刊媒体、挽联、碑刻、回忆录及纪念文章等历史文本,魏士毅的形象得以重现。而探讨魏士毅及其殉难在中国社会所引起的反响,有助于揭示不同文本作者所表达并确立的社会身份,洞悉近代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在国族话语主导下的社会境况,挖掘历史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性别意涵。     

唐崖土司王城建筑石刻的造“形”与造“势”

唐崖土司王城,城址环境优美,建筑石刻工艺精湛,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研究意义。从实地考察入手,以环境艺术的眼光,用立体的观察方法,把土司王城的建筑石刻置于特定的时态和生态环境中,可以看到其遣“形”和造“势”的表达方式及创作理念,具有一定的审美特征和文化意义。     

舞的历史、当代性与记忆“再造”——以双雪涛、班宇的新东北叙事为中心

作为现当代重要的文化记忆之一,舞一再被当下叙事所征用,尤其在新东北文学中构成了独特的景观和内涵。双雪涛的《飞行家》《光明堂》、班宇的《双河》等小说创作,不仅利用舞的“兴”与“禁”的历史记忆,对城市帷幕后丰富性进行窥探,给予“零余者”回望或重返过去的机会,以及生成文本的“怀旧”感以建立其叙述的合法性,还试图通过区别于父辈的视角,对舞进行记忆的再造与内涵的更新,从而促成子一代这一新的历史主体与父辈的和解,并获得救赎的可能。     

先秦“愚宋”现象与《汉书·地理志》之地域文化观

“愚宋”现象是先秦乃至秦汉古籍中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先秦诸子笔下表现得尤其突出。虽然前辈学者已经对这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的起因有所解释，但我们以为，“愚宋”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歧视现象，它与“宋人最愚”这种想象中的历史事实并无直接关系。《汉书·地理志》中所反映的地域文化观念，既是以“愚宋”现象为代表的地域文化观念长期影响的结果，又可以完美地解释“愚宋”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同时，它也反映了古人著述中常常以地域特点评判文化特征的一种思维定式与写作习惯。     

从话语媒介到“文学场”——以《笔谈》杂志为中心的史料考察

《笔谈》杂志是著名作家茅盾于1941年9月在香港创办的文学半月刊。这本杂志曾被誉为"对于鼓舞斗志、激发全体中华民族坚持抗战曾经起过不可低估作用"的刊物之一,也是因抗战"文化人迁港"而形成的代表性刊物。《笔谈》杂志从出刊到停刊,恰反映了其从"话语媒介"向"文学场"转变的过程,深刻透射了当时文学刊物形成"文学场"的方式与意义。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     

文学“乡土”的官场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

文学“乡土”在本质上是个体认同的构造。文章以“文学豫军”的官场书写为例,分析地域文学中的官场话语与“中国”层面上的启蒙话语的纠葛,探讨官场书写的中原模式,包括:官场书写的诱惑与诉求,中原“头人”的塑造,以及在官场矛盾救赎中体现的地方创伤思维与文化意志等。     

明末清初“士人“与”优伶”关系新探——以《陶庵梦忆》为中心

在政治失序的末世、乱世或某些特殊情形下,怀才不遇的士人与政治之势的和解宣告破裂,士人与那些同样被势所压迫的优伶便有了某种同病相怜的心理基础。张岱的《陶庵梦忆》就可看成乱世背景下士人与优伶关系的具体呈现。深入分析《陶庵梦忆》的文本,可以发现此时士人开始将优伶当成有情感、灵魂的独立个体来欣赏,同时部分优伶的自我意识有所觉醒,在离乱中,从精神及物质两个方面给予士人慰藉和援助。随着大批士人的串戏活动,也使得某些下层士人与优伶的身份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这种新型的士伶关系与明末清初独特的思想、政治以及经济背景密不可分。     

重读《伤逝》:以“爱”为中心

《伤逝》虽然普遍被视为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但真正从本体意义上的爱的角度来讨论的却几乎没有。《伤逝》表面上以一对现代男女的爱情故事为框架,却不止于男女间的爱情探讨,它最终面对的是超越性和救赎性的爱之缺失这一终极性难题,凸显出鲁迅文学中隐含的宗教性维度。     

六朝“引”体考辨——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文心雕龙·论说篇》之“序”“引”是否为同一文体,曾经引发海内外文论家的关注.诸家常为“引”体“别成一体”张目,但由于论据没有效力,其结论不能成立.其实,“引”与“序”在六朝时期本是互为代称的同一文体.结合《文心雕龙》“序引”的文体阐释与陆云《与兄平原书》“引”体的叙述语境,六朝“引”体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其文体内涵指向史书列传篇首之“序论”.“序论”在“次事”之外兼又“析理”,故而刘勰《文心雕龙》将“序引”列入“论”体.“引”与“序”在六朝以后发生了文体衍变,“引”体的“随依性”增强,并与诗赋之“序”的文体同一性更为紧密     

才性论中的“清”观念——以《人物志》为中心

《人物志》一书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人才的鉴识、选拔、使用等问题,但作者刘邵在研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对人的才性问题多有精微的辨析,其中蕴含着尚＂清＂的审美观念,清气、清雅、清朗、清介、清节等概念分别对人的气、质、形、神、德等方面作了描述,在人物品鉴中表现出一定的审美取向。梳理《人物志》中的＂清＂观念,对于了解古代才性论的特点以及作者的审美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以章太炎《原道》为中心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是章太炎在解读经典时所提出来的理念.在他的理解下,经典的意义进入到他自己的意义世界之中,经典本身也具有完全的现在性和现实的旨向性.在推究道家之意的《原道》一文中,章太炎通过诠释“弃前识”和“不尚贤”,以此驳斥康有为等今文经学派“无缘而妄意度”的行事方式以及反对革命、倡导变法立宪的观点.     

文学视域下东西方文化语境比较——以《鲁宾逊漂流记》与“三言”“二拍”经商题材小说为例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像,深刻地反映出文化的特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二拍＂经商题材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十七、十八世纪东西方商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各自特点。这一时期东西方世界对个人价值肯定、对自由人格重视遥相呼应,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创作目的上,他们都是想通过作品来疗救人的灵魂或社会,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虽然同是对生命与个体的意义、价值取向的关注,西方是指向宗教,而中国则是指向史学。鲁宾逊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群体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写人物,这些作品围绕其文化内核在人物形象、义利之辨等方面而极具民族特色,反映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律典对传统统治正当性的依附与证成——以《大清律例》为中心的分析

清律律文承载着法传统中的核心价值和理念.与例文因时制宜地适应司法实践不同,解决司法问题不是律文的唯一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律文还具有某种符号意义.《大清律例》采取的律例合编体例,较好地兼顾了传统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与统一.律文从律典传统中承继了圣人治理哲学,道德化的天命来源和弼成教化的立法目的是这种圣人治理哲学在立法领域的表现,清律所包含的大量具文所具有的宣示“秩序的理想”意义进一步表明了圣人治理的立场.从而,依附于政治的律文为政治哲学所指导并从统治权威中获得正当性的同时,又反过来,通过标示社会传统和秩序理想,进一步地宣示了统治权威的正当性.     

湛甘泉“气化”“心学”思想探析——以《心性图说》为中心

明代“心学”除了众所周知的阳明“良知”“心学”外,还有甘泉“气化”“心学”一系。甘泉“气化”“心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心性图说》。在一“气”流贯的视域下,《心性图说》勾勒了万物间“生意”归之于人,人之“生意”归之于“心”,“心”之“生意”又归之于“性”,而“性”的展开便是天地间的“生意”,以“心”著“性”为这一图式之枢纽。《心性图说》还论及工夫论,甘泉以“敬”贯工夫始终,由是涵养一“心”所蕴之“生意”。由是甘泉建构了以“心”“性”论为核心,“气化”和工夫论为两翼的别具特色的“心学”体系。《心性图说》的撰成的机缘基于阳明对甘泉“心体”论的质疑,在此意义上,《心性图说》可谓是甘泉自我回护的产物。     

唐、宋、元时期回族先民“华化”论略

伊斯兰教入华之初,回族先民为了使自己所信奉的宗教能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所认同而不致湮灭,便主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自觉＂华化＂。笔者依据历史文献,对唐、宋、元时期回族先民＂华化＂的方式、内容、代表人物及客观原因进行了概述和阐释,旨在说明回族先民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大地上立足扎根、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     

论沈从文“乡族”与“军族”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丈夫》和《连长》为例

沈从文小说《丈夫》与《连长》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乡族＂与＂军族＂的两个题材,在＂乡族＂与＂军族＂的叙述维度中,作者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