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牡丹程式探析

程式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现象,它存在于口头诗歌特别是口头传统叙事诗中。它主要是指民间口头诗歌作品中重复出现、频密度很高的语言现象,是民间歌手即兴创作的功能要素。依据“口头程式理论”,我们从程式角度对“花儿”进行划分,旨在将“花儿”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形式与口头程式理论有机结合,从而,开拓“花儿”研究的新领域。     

“大地”的囚徒——陈勇诗歌论

本文从“大地”的想像入手观照陈勇及其诗歌，把他的诗歌中体现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及其遭遇命名为一种“囚禁”的状态，一种诗歌真诚歌唱所无法回避的“冥界”。这种“囚禁”状态是中国公共领域面临的现实处境，诗人们的歌唱只要是朝向“大地”的，都要经受这种“囚禁”的炼狱，而陈勇的书写强烈地体现了这一点。     

贺敬之“延安诗篇”散论

在贺敬之的诗歌创作中，怀念延安和礼赞延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也是诗人歌唱党和人民、歌唱祖国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对这些“延安诗篇”的延安情结、时代精神、抒情主人公形象和艺术形式诸方面进行了评论和分析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     

写作的“转向”与历史的“回应”——论延安后期诗歌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出现,是延安文艺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标志。作为历史的一种延伸,延安后期诗歌创作,生动体现了解放区文艺活动的继承关系及在新形势下,诗歌写作方向、创作主题、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变化。这种写作上的转向与历史的回应是以诗歌的大众化、走向民间为整体趋势的,它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也影响到了进入当代的诗歌面貌。     

“数码诗人”与新诗的新媒体传播

新媒体时代,中国新诗的生产和传播生态发生了变革,“数码诗人”应运而生。“数码诗人”是中国新诗新媒体传播的主导者,他们遵从数字媒介的技术法则和游戏规则,实践“自己动手”的美学,由此生成多路径、交互性、复合式的超文本诗歌。在给予读者自主性的同时,“数码诗人”让渡了建构经典文本的权利。数码诗歌的游戏倾向可能构成消解诗性的力量,超媒体的表现形式靠拢了大众的趣味,交互式的嬉戏也逗引了局外人猎奇的目光,但诗歌本身的处境并未改变。对于浸淫于大众文化中的网络受众来说,诗歌的智性挑战足以令他们敬而远之,因此,数码诗歌难免沦为诗人圈子内部的“游戏”。新诗的“数字化生存”由此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困局。     

“油印”与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构建

如果从印刷实践层面来看，“油印”之于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结构性改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发表渴望与发表空间逼仄的矛盾中，“油印”释放了其中被压抑的创作能量，并真正锲入到一种新的诗歌空间的创造中。本文从油印诗集、诗刊的研究出发，在诗歌新人推广、“诗江湖”构建和诗学品格等层面，讨论了“油印”与新诗场域构建的关系。从媒介的角度看，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根本性变化，就是“油印”的在场和结果。经由它形成的诗歌实践与创作的传统，至今仍然影响着诗歌的“江湖”。     

数字媒介时代中国文艺生产的“知识/权力”构型

在数字媒介时代,新型传播媒介对传统媒介传播方式形成了一定冲击,文艺生产话语权被部分从精英阶层下放至大众阶层手中,话语权的变革,使文艺生产的要素、结构、功能等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并形成了“精英言说”、“大众言说”和“市场言说”等三种“知识/权力”构型,合理整合这三种“知识/权力”构型,有利于文艺生产的有序开展。     

凉山彝族民间诗歌的类型及特征

凉山彝族民间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大众中有广泛的流传和影响。从类型来说,大致有“克智”、“史诗”、“哲理诗”、“抒情诗”四种。每一种诗歌都个性鲜明,富有特色,尤其长于叙事和抒情。这些民间诗歌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为研究凉山社会、历史文化和凉山彝族思想意识等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民间诗歌概论

民间诗歌,指民间口头韵文创作中,除谚语、谜语以外的作品,包括短篇抒情性的民间歌谣和民间长篇诗歌(简称民间长诗).本文拟就民间诗歌的类别与特征、起源、产生与传播、以及功能与文化史上的地位等作一整体性的慨括论述.     

论明代“四大奇书”的叙事视角

“四大奇书”虽然沿袭了源自民间口头叙事形态“说书体”，但在叙事视角的具体运用上，却表现出向中国古代历史叙事复归的特点。这种情况的产生与明代特定“社会一历史”语境下的小说观念有关。     

改造“二流子”话语的再解读——以延安鲁艺文艺精神为中心

改造“二流子”话语以秧歌戏的形式表达出来，实则是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在为工农兵服务过程中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借鉴与成功转化。成功改造“二流子”作为八十年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全社会、管理社会的重要成果，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除了保障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风尚之外，实则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管理全社会提供了一次成功的管理经验。延安文艺中的秧歌剧、小说创作则以现实主义为指归，积极呼应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实践，对这一历史壮举做出合乎历史，又关注世情与风情的写法，给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较为优化的思路。改造“二流子”是包括延安秧歌剧在内的延安文艺的重大题材之一。改造以好吃懒做、带黑恶流氓性质、影响边区生产生活稳定为特征的“二流子”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及政权建设的需要。改造“二流子”部分解决了边区政府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有助于改善彼时广大乡村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在具体改造过程中，改造“二流子”带有翻身与“翻心”的双重性，翻身相对简单，“翻心”更具难度。改造“二流子”运动再现了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治理，规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诗的国度,诗的时代

诗是人民心灵的呼声,它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欢乐,反映人民的愿望和理想。由于它的某些特点(如口头性、便于记忆和流传等),从人类童年时代起,这种文学形式,就赢得了特别优厚的偏爱。在远古时代,任何民族都是在诗歌的歌唱中渡过它的时光的。在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人们就用“口头诗”歌唱他们的生活了。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从“全国牙防组事件”反思我国媒介权威的塑造

“全国牙防组”造假事件不仅仅是一次商业事件，更是一次媒介参与制造的舆论事件。大众媒介通过所谓“媒介权威”的塑造和控制话语的权力，主导了受众的视线和价值选择。媒介在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的同时，也显现出忽略社会责任的弊端。     

“十三辙”在歌唱发声中的作用

合辙押韵是诗歌、戏曲等诸种艺术形式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之一。合辙押韵的歌词不但有利于充分表达作品的情感,同时会产生抑扬顿挫的旋律,富有歌唱的韵味,琅琅上口,因而容易记忆和迅速传唱。“十三辙”在歌唱发声中起着重要作用,“十三辙”能帮助我们在歌唱发声时找到字音的归韵和收音。“十三辙”同歌唱发声的共鸣、咬字、呼吸以及纠正错误声音等等都有着密切关系,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探讨。     

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及其实践

延安文学"大众化"以自觉的理论建构及其创作实践,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思潮中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同时为当下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带来了启示意义。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在战争文化规范下结合高度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延安文学"大众化"实践以雅俗共赏的创作风貌建构起了具有中国本土文化气象和中国风格的文学形态;延安文学"大众化"的整体特征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角色转换,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历史转移,集体化创作,"民族化"追求以及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同时相应地带来了局限性,如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审美理想、创作个性的失落,文学创作思想性胜于艺术性、通俗性胜于现代性、功用性胜于审美性的价值偏颇。     

论延安“鲁艺”音乐的“红色经典”价值

延安“鲁艺”的新型音乐体裁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技术积累,民间音乐研究开拓了“红色经典”音乐创作的新模式,毛泽东《讲话》精神为“红色经典”音乐指引了创作方向,专业的创作队伍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人才储备。延安“鲁艺”音乐在推动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同时,奠定了中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     

纳西族诗歌艺术表现手法──“增苴”

纳西族诗歌艺术表现手法──“增苴”李德祥纳西族诗歌正象其他兄弟民族的诗歌一样，具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美。这种美，纳西人民把她称为“增直”（音）。纳西族民间有这么一句话“高明的歌手出口成章，增直信手拈来”，“增直”指的就是纳西族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手法...     

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的价值及意义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延安文艺”是无论如何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这不仅是因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文艺”奠定了中国文艺的“新方向”，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种“新方向”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后，却遭遇到空前的质疑和尴尬，“延安文艺”成为了一种逐渐被淡化、被忘却的历史记忆。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和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