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碳排放的动态分解与效率评价研究

本研究基于2000—2020年中国城镇和乡村居民的能源消耗数据,利用IPCC方法和GDIM分解模型,研究中国城乡居民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及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构建超效率SBM模型分析中国城乡居民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效率。研究发现：第一,在研究区间内中国城镇和乡村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增长了72840.98万吨,而乡村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增长了48653.68万吨。第二,驱动因素显示,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能源消耗量和居民人均碳排放显著促进了城乡居民的碳排放,而居民消费碳强度和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降低城乡居民消费碳排放的重要动力。第三,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碳排放效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化特征,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碳排放效率处于下降趋势,而乡村居民消费的碳排放效率则呈现上升趋势。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应当从构建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多方位协同减排的长效机制和加强低碳领域的投融资规模等方面,制定降低城乡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相关对策。     

中国乡村振兴的测度、格局与逻辑

本文采用2010至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乡村振兴指数,利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以及莫兰指数研究我国乡村发展规律。研究发现：（1）从空间演变规律来看,乡村振兴具有地域聚集性,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等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指数呈现高-高集聚的空间正相关,而生态功能区为主的西部地区呈现低-低集聚的空间正相关;（2）从时间演变规律来看,乡村振兴水平在稳步提升,而且区域之间呈现收敛趋势,但“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未改变。据分析,我国乡村演变规律与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地理区位相关,据此提出乡村振兴两个逻辑：乡村振兴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相融合、乡村振兴要与新型城镇化相融合。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流动性、现代性与村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基于CLDS2016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年调查数据,考察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村的流动性及其现代化进程对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村庄的流动性与现代化进程与村庄建设意愿显著相关,并影响村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第二,农村居民的现代性不断增强,个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乡土性逐渐衰弱,导致乡村建设参与意愿下降;第三,流动农民工中的返乡村民有着更强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实证结果表明,乡村的流行性和现代化过程对村庄公共精神的影响是复杂的,要实现乡村的重新整合,既要继续乡村的现代化,实现村庄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又要促进流动农民工返乡就业,从而重建社区共同体。     

近代华北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社会流动(1905—1937)

铁路所具有的近代企业和交通工具这一双重属性既为乡村地区带来了大规模的近代企业,又为农矿产品的大规模流动创造了条件,由此促进了沿线乡村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地理空间流动和职业变动。同时,乡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也影响着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和社会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和人口社会流动的相互作用,进而又推动了铁路沿线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部分乡村地区居民逐渐向近代产业工人或工商业者转变,由村庄居民转变为市镇居民以至城市居民,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身的现代化。铁路由此成为影响沿线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之一。     

基层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成为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打开乡村基层治理的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智慧。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基层治理视角，可提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维度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第一，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3个核心维度，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展演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成果；第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程度体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是影响治理效能的效应边界；第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地方依赖和情感认同的双重治理机制而实现。研究强调了乡村振兴的“文化之治”，丰富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意涵，提供了造福百姓的学理路径与政策启示。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嵌入性治理

乡村振兴要求生态宜居,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生态宜居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嵌入乡村社会的外部行为规范,与乡土性、流动性和个体化的乡村社会相结合,产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嵌入性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农民分类意识淡薄的主体性困境、垃圾分类规则模糊的制度性困境和村庄动员能力减弱的公共性困境。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通过组织机制、制度机制、宣传机制、奖惩机制构成嵌入性治理机制,以重塑村庄公共性、明确治理规则、培育垃圾分类意识和规训垃圾分类行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嵌入性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嵌入性治理的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规则规范和治理权威型塑,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

推进不同类型乡村振兴是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基础上延伸出的“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价值。作为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典型案例,成都市新津区在城乡要素互通、产业融合、空间重塑、农博引领、共建共治、数字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认识并进行理论概括,在实践中应注意政府的参与要适时适度,提高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激发乡村人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激活资源要素和破解金融困境,着力提高人口双向流动程度等。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现代性进程中的乡村社区记忆:式微与重建——以陇中地区上河村为个案

伴随着商品农业的兴盛,村庄内人际交往关系逐渐理性化,村庄公共生活退出了日常生活实践,这既削弱了传统的乡村社区文化,也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乡村社区本身,乡村社区记忆逐渐式微。乡村社区记忆的重建需着眼于社会基础、动力系统以及主位文化等维度。     

乡村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以河北唐山乡村公共空间为例

乡村聚落中的公共空间是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随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以河北唐山为调查区域,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地乡村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分布特点。即虽然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多数乡村公共空间还是分布在必需性活动场所及其附近,并以两三种活动复合在同一地点为主,良好的环境和设施是附加性的分布影响因素。同时,本文归纳了公共空间活动的人员结构和组织特征,进而分析了政府、村委会、核心人物在乡村公共空间中作用。     

双层共创与动态均衡：政村合力下村级议事协商制度现代化实现路径

积极发展村级议事协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形式。乡村人口结构、业态结构的变化必然带动乡村治理内容和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党和国家持续地通过政策实验推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提升制度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能够促进制度现代化转型。在尊重创新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分析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案例发现：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差异实为制度在实践场域中的结构化路径差异，基层政府制度供给策略与村庄自主调适共同影响了制度创新的结果差异。在推进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过程中，要注重和坚持乡村治理系统的动态均衡，把握影响村级治理系统动态均衡的关键变量，找到一般经验与具体实践的连接点，实现政府与村庄的有效互动、村民与居民的有效共治、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有效互嵌，从而逐步推进和最大限度地提升村级议事协商实践的治理效能。     

乡村旅游的文化转向——以江西为例

近些年,随着中国居民休闲消费需求与能力的提高,乡村旅游已经步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游客之所以青睐乡村旅游,除了在乡村旅游中可以欣赏到美丽的田园风光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体验乡村古老的、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因此,不断提高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含量无疑是促进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意涵、着力点与实践路径

目前我国“三农”工作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之“三重逻辑”的背景、“三个现代化”的任务与“四项遵循”的原则构成了其基本意涵。立足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把握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现代治理三个基本着力点的前提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内外兼具”：乡村智慧治理伦理风险及长效机制建构研究

实施乡村智慧治理既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基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审视,乡村智慧治理在优化乡村传统治理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泛化与主体价值冲突、技术主导与主体权益冲突、技术开发与社会公正冲突等诸多伦理风险与挑战。因此,从乡村智慧治理的伦理自觉和技术自洽的长效机制建构来看：首先,乡村智慧治理“内”要以“善治”的核心价值理性构建其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次,乡村智慧治理“外”要以“善智”的技术理性打造其治理工具与技术的创新;最后,从主体结构、权责划分、战略理念的维度构建“内外兼具”相互衔接的乡村智慧治理框架,以期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治理现代化。     

派系竞争: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基于浙江省四个村的调查与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村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派系和派系竞争日益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构成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隐秘机制。派系是农村社会成员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派系具有派系利益的表达与保护、公共参与的动员与组织、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重要功能。派系和派系竞争促使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建构起一种以派系为核心,主要按利益关系的大小和紧密程度向外扩展的新型差序格局,村庄公共权力基于派系关系进行配置,村民自治的运作发生了多方面的形变。     

重塑善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治、国家兴,能否实现善治既关乎乡村自身稳定发展,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重塑善治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逻辑,而要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需要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标的,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中围绕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人才、治理文化和治理模式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瓶颈。消解矛盾、突破瓶颈需要;优化责权配置,强化乡村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共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格局;培育治理人才,加大乡村治理人才供给力度;拓展文化空间,加快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简化治理层级,建设数字乡村实现精准治理——从而真正建构起新的善治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语言态度与方言变异——溧水县城居民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情况的简要调查

本文通过调查发现:(1)"街上话"与"乡下话"构成城镇方言与乡村方言的二元对立;(2)溧水县城居民对在城话正在发生变化有着普遍的认同,说明在城话正处于一个不断向普通话靠拢的发展变化过程中;(3)在城话与普通话的同时使用与双项认同说明县城居民的语言生活是一种在城话与普通话并存共用、以在城话为主导的双语制,这使得在城话与普通话有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再加上居民对普通话的权威地位有着极高的认同度,自然就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所说的在城话向普通话靠拢,可见在城话与普通话并存共用的双语制决定了在城话向普通话靠拢的演变方向.     

云南乡村文化发展模式的失衡与调试

乡村文化外生于产业化,基本不按大规模复制的路径发展,其借助现代社会对文化的消费需求,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形成灵活与独特的发展模式。云南乡村蕴含着潜在的巨大的文化生长空间和产业拓展空间,但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既不能照搬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有别于中东部乡村,必须遵循云南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特征重点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乡村工艺美术业、乡村休闲娱乐业、乡村文化演出业、乡村节庆文化产业,这些产业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乡村电影的空间叙事创新研究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乡村电影的空间叙事形态,随着城市化的飞速扩张已发生一种明晰转向：从传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客观化美学呈现,演变为与现代性同构、承载城市主体怀旧情绪与批判意识的主观化空间形态,在真实与“想象”的相融相汇中,建构起一种寓托着创作主体“恋地”情结的乡村空间。由此,中国乡村电影的空间叙事,以多元性、异质性指向标示出对中国乡村电影空间美学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