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批评文体的明清文集凡例

明清时期,图书编纂中撰写凡例之风日盛,集部著作也不例外.从文学学术看,明清文集凡例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批评内容,集中体现了编纂者对许多文学根本问题的看法,是研究特定时代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的重要史料.形式上,凡例以排比科条为主要特征,长短不拘,结构自由而近于松散,与诗话、文话等比较接近,而迥异于序跋类批评文体.入清以后,文集凡例篇幅趋长,在结构、层次、逻辑上都呈现出精心结撰的倾向,并逐渐摆脱对成部著作的依附,衍变为一种独立而活跃的文学批评文体.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在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最常见的题目，但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角度去看，在这个题目之下，包含着许多令人神往的内容。鲁迅当年十分钟情于六朝文学，但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倒重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史，他把拟写的六朝文学，定名为“酒、药、女、佛”。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他在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主要讲了“酒”与“药”，十分遗憾的是“女”与“佛味曾涉及，否则我们今天将能见到许多深刻的见解。总的来看，魏晋时期是一个中国民族文化精…     

沈约辞赋简论

沈约辞赋简论林家骊“赋”这种体裁，起始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荀卿和屈子，大盛于两汉，演变递进于魏晋六朝，至唐变成律赋，至宋又成抒情小赋。六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觉醒时期，辞赋这种纯正的文学体裁就相当地受到重视。一个作者的文学水平，往往既要看他作诗的水平，又要...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论"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不单来自哲学和思想史,而且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论及"虚实"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唐宋文集的“压卷”体例及其文本功能

压卷,本义为开卷第一篇。压卷意识是中国古书通例之一,四部典籍的编次,皆需直面以哪一部分内容冠首的问题,而尤其以排比单篇诗文而成的诗文集最具有代表性。在通行的先赋后诗、先古体后近体的文集编次体例之外,唐宋文士往往会以诗文集中最特出的篇目冠于集首。唐人进士行卷或投谒的小集,尤其注意卷首的安排,以期先辈开卷即能看到自己的代表作。唐宋文集压卷的功能因编集的意旨而有所分野,或明学问之渊源,或明出处之大节,有时揭举王言典制以“尊重事”,有时则对家学及生平重要交游表达纪念。压卷实质上是一种强化或是突破文集内在秩序的行为,是唐宋文集体例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     

《文选》乐府诗选录情况及其乐府观念

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一座宝藏。该书诗类选录了60余首乐府诗 ,通过对入选乐府诗及其分类的考察可以发现 ,《文选》编纂者的乐府观念较之前代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　　萧统在写于普通三年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 ,阐述了他的文学观点 :“夫文典则累野 ,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 ,典而不野 ,文质彬彬 ,有君子之致。”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封信中 ,萧统对他此前主持编纂的《古今诗苑英华》流露出不满 ,称“犹有遗恨”。因此这里所提出的“文质彬彬 ,有君子之致”,很可能“成为他将要编纂…     

“箴”文体的形态与演变

西汉扬雄模拟西周《虞箴》作箴文二十五篇，确立了“箴”的文体形态，扬雄在《虞箴》的基础模式之上，增加了汉大赋式铺叙和内容的重复，这些“革新”在晋时被放大而造成了“箴”体的芜杂。六朝时期，随着箴文篇幅的增加、箴“序”的出现和发展，“箴谏”的可诵读特质逐渐消失。刘勰所认可的官箴具有干预国事的功能，且此功能具有从官员到君王的特定指向性。从先秦至魏晋，官箴一直是箴文体正统。但唐以后，官箴逐渐消失，箴文多为“私箴”。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作为切入点研究六朝文体学，还原具体某种文体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能使得六朝文体学研究焕发新章。     

文学传统与文类学辩证法

文学类型的划分、文类概念的确立以及分类标准的制订必须以文学传统为依托。根据历来批评家积极论证、作家共同践行和读者普遍认同,所谓“文学类型”或“文类”应理解为文学体例的类别,既包括语言形式的体例,又包括题材内容的体例。文学批评推动了文类概念的确立;文学创作是文类发展的开路先锋和不竭动力;文学接受的介入影响着文学类型的再生产。这三者与文学传统之间复杂多变的辩证关系展开了文类发展史上多彩的画面。     

古代文集编纂及文学观念的一次异变——王世贞创立“说部”的文学观念价值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创立“说部”,引起士大夫们的格外注意。目前学术界对“说部”的研究多侧重于目录学和文体学的价值,而对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新变缺乏足够重视。“说部”包含两大类内容：批评与学问。王世贞将此前处于辅助地位的杂考、诗话、札记等成果提高到与诗文创作成果等视的地位,突出“学问—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的重要性,彰显其“文学创作”“学问—批评”双峰并峙以及学问、批评、创作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念,使中国的文学学科思想更具结构的完整性。这一观念是中国古代文集编纂观念和文学思想演变过程的一次异变,对此后中国文学观念与文集编纂思想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成在久：系庆版《李锦全文集》前言

2020年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60周年大庆。系里的纪念活动之一是编辑出版《中大哲学名家文集》,《李锦全文集》是其中的一本。这本系庆版《李锦全文集》的署名编者是业师李宗桂教授与我,但目录实际上是由93岁高龄的李锦全先生亲自选定的。系庆版《李锦全文集》的33篇文章是从10卷本《李锦全文集》析出的。     

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

文体辨析是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 ,而其学术渊源则来自《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二书“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思想 ,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史学乃至佛学 ,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和佛学家无不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工作 ,并因此构成了本时期主要的学术背景。在这个背景中开展的文学创作和批评 (包括总集编纂 ) ,都鲜明地带有追溯源流的特征。它不仅使文体辨析更趋细致、周密 ,而且各文体源流有自 ,对纠正当时写作体例混乱、文本不明等时风末弊 ,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试论隋唐反审美的文学思潮

隋唐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创作的高峰时期,但在理论领域,与魏晋六朝相比较,不能不说处于低谷。理论陡然滑坡的一个主要标志在于唯儒家政治、反文学艺术、反审美的思潮的汹涌于世。至于隋唐创作在各历史阶段的发展不平衡,则主要与儒家诗教和明道、宗经、征圣的观念自中唐以来尤其成为一大批作家的文学本体论相关。隋唐反审美的文学思潮是以魏晋六朝文学的审美自觉为鹄的的。自曹丕重申汉代扬雄的观点,提出“诗赋欲丽”主张,人们即已认识到文学语言是一种审美形式;自陆机综合屈     

竹林七贤文集流传及存佚考论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是魏晋之际最富影响的文士群体。他们或多或少给后人留下了一些作品。以现今能够见到的文献而论,除王戎无作品传世外,其他诸贤皆见有文集行世的记载。但宋代以后,除阮籍和嵇康尚有文集流传,且版本逐渐由简及繁外,山涛、向秀、阮咸、刘伶人的文集也渐次失传,仅有一些杂著传世。系统梳理竹林七贤文集流传及存佚情况,可以为人们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竹林七贤提供较为全面的文献参考。     

魏晋六朝拟古辞乐府不均衡现象考察

汉代乐府古辞是后世文人拟写乐府诗的仿拟对象,魏晋六朝的拟古辞乐府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拟作朝代分布不均;仿拟对象分布不均;拟作诗体分布不均.这是由各朝代音乐发展状况及乐府文学发展规律等各因素共同造成的.     

论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魏晋风度

六朝时期，政治局势风摇雨动“，名士少有全者”，焦虑之绪宛如乌云般笼罩。此时，名教已然摇摇欲坠，再加之祸福难料“，人的觉醒”便豁然摇曳而出，人们开始挣脱礼教束缚，转而自觉地关注起个体之本身，其思想解放之程度令古叹而今震。时势所致，魏晋玄风炽热席卷，一代“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由此发轫，不仅通过诸文学作品展呈以现，亦被六朝的志怪小说折射而显。察之，六朝志怪小说不仅数量丰富、内容奇谲，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且观，就在此些光怪陆离的玄奇故事里，人物的外貌美、人情的真挚美、人性的超越美与世风的玄味美皆于笔端尽露，光芒闪耀，璀璨夺目。由此，魏晋风度芬芳发散，令人一往情深，而沉醉不已。     

唐宋古文运动述略（上）

唐宋古文运动述略（上）陈平原从公元５８１年隋文帝开国，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又是一个八百年。以八百年的时间跨度来把握文学风尚与进程，无论如何是显得过分粗疏。而且，不同于上一个“八百年”之可以依文章体式而分为两汉辞赋、魏晋玄言与六朝...     

百年中国文论述略

文学评论既指文学的“评”,也指文学的“论”,这是驱动文学发展的双翼。中国文学评论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出现于近代。近代文论的改良主义主张致力于“言文合一”的新文体的推进,其目的在于以文“觉民”。五四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工具革命深入到人的文学的提倡。革命文学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转向,四十年代是革命文学的广泛实践、理论也趋于完备的时期。工农兵文艺是革命文艺的继续,它完成了文学的一体制。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明清宗教文化与神魔小说的思想内容

魏晋六朝朴素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和变文、话本等市井文学共同孕育了明清神魔小说,形成了由文言志怪小说至白话神魔小说的演变体系。从题材来源看,神魔小说更多的是取自神话、宗教民间传说以及宗教化了的历史传说,产生了《西游记》、《封神演义》、《西洋记》等一大批作品,因而它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背景。可以说,神魔小说是明清两代在“三教同源”、“三教圆融”的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以神魔怪异传说为题材,以宗教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