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传递与调节：博物馆藏品NFT在全球传播中的价值考察

数字技术革命加速了人、物、信息和社会“脱域”融合,深刻影响全球传播的理念、规则和路径。被年轻世代追捧的藏品NFT看似只是一种被区块链标记了所有权的数字化的内容,但其背靠区块链技术和表征民族国家“集体记忆”与价值观的博物馆藏品,是国家投射和文化关系的融合,因此具有在全球交流中“传递”意识形态的价值。以德布雷媒介学理论视角考察藏品NFT在全球传播中“传递”地方文化的潜能,进而探讨其作为“中介”是否有可能“调节”国际传播交流的僵局,为“讲好中国故事”这一理论命题赋予强大动能,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     

对外传播中西藏形象建构的策略和方式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西藏时常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西藏在西方人视野中的形象往往影响着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和“西藏问题”的认知与判断。目前,西方人视野中的西藏形象与真实的西藏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有的是对事实的歪曲。对此,中国应该加大针对西藏的对外传播力度,在西方人中建构真实、全面的西藏形象,主导西方的西藏形象话语权。本文认为,在对外传播中建构西藏形象,需要打破西方的西藏话语权和“想象中的西藏形象”,争取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以主动、灵活、多元化的传播策略和方式构建西藏对外新形象。     

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与传播

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它以传统价值观念为核心,集中体现了民族持久而稳定地对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武术文化的现代传播不可忽视来自西方体育思想的扩张和全球化体育文化的侵蚀,竞技体育的社会负面影响和体育价值观念的转变,需要传统武术文化及价值观念的回归,武术文化需要主动的应答和创新,实现现代发展与回归传统的交融统一,在民族文化自信和认同中扮演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化媒介,促进武术文化晦国际化传播。     

从空间赋值到关系嵌入: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转向

大众传播体系的变迁衍生了一套区别于传统文化书写的媒介机制,并呈现出独特的价值逻辑与功能特征。从电视传播到移动传播,传统节日文化的生产逻辑从"空间赋值"向"关系嵌入"转变。前者重在对不同形态空间的占领,在空间整合中实现记忆的集约化传播与总体性图式;后者注重将关系嵌入话语流转,在关系的搭建中实现娱乐、赋权与记忆的个体化景观。作为"高维媒介"的移动媒介的空间流转有利于实现媒介仪式的生成,并在符号传播中促进交往实践。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人际沟通方式的转变,用户利用数字媒介低损耗的特点进行存档、注解和"阅后即焚",改写了传统节日的文化机制,拓展了传统节日的生产边界,重描了传统节日文化的媒介模式。     

从软实力到“暖实力”: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创新的话语、维度与愿景

国际传播理论与生俱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烙印在当前全球传播生态变迁和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逐渐式微。由于缺少共情话语与观念生产的能力,加之“中国威胁”话语建构日趋复杂,我国国际传播策略与效果层面的短板尚未克服。“暖实力”的提出,有利于探寻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和符号体系的方法,打造既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亦是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标识性话语的新探索。全球信息传播所遭遇的传播折扣因素、“暖实力”的价值升维要素、“暖实力”编码/解码、中国形象建构以及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宏观技术路线,构成了中国“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框架。以战略传播理念构筑“暖实力”国际传播内核,以新技术赋能“暖实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以中国善意聚合“暖实力”国际传播内在动力,以“对话人格”形塑“暖实力”国际传播行动框架,有望成为中国“暖实力”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     

手机文化传播机制形成路径及其形式

手机被称为“带着体温的媒体”。从朋友、同事、家人之间的人际传播,到单位、地区、国家的群体传播及全球传播,以手机为主的移动互联网正式进入了主流媒体序列,重构了各种文化、社会、政治体系内外媒介传播的权力关系。手机媒体技术与传播形态主要体现在媒介形态创新和使用形式创新两个方面,手机文化传播方式的不断创新与普及,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社交方式和消费方式,带来了文化传播的丰富和繁荣。充分的用户基础、快速的技术创新、网络的安全治理、全媒体的深度融合将使手机发展成为最具竞争力、最有传播效果的主流文化媒体。     

作为非理性的偏见何以可能——理性主义的偏好及其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偏见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种认知罔顾事实和对话,是主体自身情感、信念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固有缺陷之外化表征。在西方跨文化传播中,东方被贴“标签”及至遭遇刻板偏见,乃为一般事实。直面此种现象,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逻辑搭建多囿于政治理念、国家利益、大众传媒等视野,相对疏于社会文化心理进路的考察。理性主义构筑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柱石,展现出西方社会“意欲”向外投射的根本要求,推动了现代性进程,但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危机也引致西方跨文化传播陷入“他者化叙事”泥淖。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媒体建构东方形象的非理性修辞和话语表达,而“东方主义”作为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其概念内涵及生成机制与理性主义偏好之间的深度关联,更隐喻出省思理性主义对西方话语生产的影响还需扎根理念空间。     

后殖民视域下非遗海外传播研究

非遗海外传播对于提升民族文化话语权,加速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流通具有重要意义。在后殖民语境下,非遗海外传播者需要书写本土文化身份和异域文化身份混杂的离散者身份,以离散者的视角构建媒介反话语、语言民族主义、杂合等模拟策略以解构媒介帝国主义和语言帝国主义,建设跨文化非遗文本,促进中国非遗打破疆域限制,用中华文化符号诠释中国形象。     

多伦多传播学派媒介文化理论初探

大众传播媒介已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文化的深层结构中 ,使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的特质。特别是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的发展 ,不仅大大拓展了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 ,而且还改变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 ,使文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重组和整合。以哈罗德·英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和戴瑞克·德科柯夫三人为代表的多伦多传播学派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大胆睿智而最有原创性地考察媒介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研究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发展对文化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影响力提升路径——基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新闻报道的数据分析

本研究基于LexisNexis全球新闻在线数据库的样本计算分析，呈现近十年来“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规模倾向、议题框架、产业分布和全球共现。针对合作国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图景，结合“文化影响力”这一接轨国际的国家评价指标，从中发现中华文化影响力在“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国际传播现状，进而探讨“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合作框架为激活文化地理扩散链路、发挥文化在地对话效力、担当文化市场参与驱动和拓宽全球文化共享空间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力提升契机。因此，应主张将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愿景融入“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平台，接轨全球文化市场趋势，将文化影响力的切实提升与文化经济的细分开源通盘布局，在文化生产对话、文化扩散传播、文化贸易合作和文化消费共享等路径中生成、赋能、承载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

电视作为覆盖面最广、渗透力最强、传播效率最高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 ,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已经成为“软环境” ,正在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作用。在跨国传播中 ,对受众的“现实观”真正起到“培养”作用 ,形成“社会倾向”并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 ,是那些与强势经济、强势政治紧密相连的强势文化。因此 ,建立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全球传播视野和国家安全高度的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理论 ,不仅为电视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方法 ,而且为国际关系研究、国家安全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中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中原体育文化资源丰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映.虽然在少林武术和太极拳方面已开创较好的对外传播局面,但相对于其丰富的体育文化资源,中原体育文化仍然有着广阔的对外传播拓展空间.基于对中原体育文化内涵和传播现状的分析,提出了以下中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策略和途径,即:积极开展大型赛事活动,有效利用大众媒介,充分发展动漫设计,推广特色体育教育.     

网络传播与民族文化重塑

网络传播对民族文化有巨大的重塑作用。民族文化的发展需要借助网络传播,网络传播作为载体也需要民族文化丰富其传播内容。民族文化的重塑,既要与世界多样性的各种文化互为联系,同时又要精心地确立并保持自身文化最具特色最发达的成分。网络传播的“多元文化共生互渗”、“交互性与开放性”、“文化资源重新配置”等特性,为各种民族的、地区的、不见经传的、原生形态的文化资源提供了充分展示的空间,为各类不同文化的携带者提供了书写个人见解的机会,从而极大地激发了落后地区前所未有的传播愿望和积极性,促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建构中国国家传播的战略体系

当代中国亟须构筑一个既能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文明传统与历史实际出发,又能大胆探索、开拓创新、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强大国家传播体系,需要从文明传播的战略高度建构一个能讲好伟大历史与光明现实的"中国故事"的传播要素体系,建构一个能谱写出恢宏、壮阔、瑰丽、奋进的"中国史诗"的传播精神与传播框架,建构一个向全民族、海内外有效传播"中国精神"的媒介融合环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球人文价值的合理部分进行主动的、有取舍的交融,从而形成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各阶层各族裔的全方位覆盖、吸引与凝聚。     

英尼斯的传播偏倚观与西方文明危机

传播的时空偏倚性最早由加拿大学者英尼斯提出,在西方传播学界有着开创性意义.他从历史角度来探讨媒介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并通过对媒介时空偏倚性的分析来探讨传播媒介形态对社会组织形式、知识垄断和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媒介对空间的偏倚促成了知识垄断的形成,并加剧了权力的集中,最终导致对文明历史纵深感的削弱.当前,西方主导的世界传播秩序引发了有关后殖民文化的思考,英尼斯对传播偏倚及其对西方文明影响的思考无疑有着新的时代意义.     

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初探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曾经在西方产生重大的影响,而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日趋广泛,中国也同样面临着来自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威胁。在当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其发达的传媒体系和文化产业对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入侵,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并非像“魔弹”那样能够对受众一击即中,它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本文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理论的梳理,结合传播学理论和社会实际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     

浅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播

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使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成为衡量民族文化传播质量和效果的重要尺度。作为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播主体,尤其是在当前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的全新媒介信息环境中,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整体媒介素养就成为了民族文化能否更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关键因素,大学生媒体素养的高低决定其在新传播秩序中的地位和将来的状况,决定着整个少数民族群体媒介素养的提高以及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跨文化传播与国家软实力提升

在全球文化的选择与互动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这严重制约着跨文化有效传播。造成跨文化传播冲突的主要原因是高度语境文化和低度语境文化的差异;文化是软实力的载体,挖掘传统文化的软实力之源,增强跨文化传播的传导能力,从而消除误解与偏见,以达到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增强国家软实力。     

铜鼓文化的传播、传承与海上丝绸之路

铜鼓文化的传播、传承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铜鼓的创造者百越族群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者,因为西南和岭南的越人在先秦时期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造就了秦汉时期岭南经济的繁荣;铜鼓文化的传播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互鉴的生动案例。铜鼓文化在传播中交流互鉴,在传播中创新发展。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内通外联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了中国-东南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壮丽图景;放眼新时代,保护传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必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意义重大,其传承发展可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民族文化复兴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