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正> 邓小平同志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这是他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基础。他特别注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就指出:“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倡全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文选》(以下简称《文选》)中收入的四十七篇论著,虽然没有专门谈论哲学问题的篇章,     

关于东汉末年当阳、江陵两城的定位问题——与石泉先生商榷

拜读了石泉先生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以下简称《新探》),其中有些见解我很同意,如“江”并非长江的专称、曾与随的地望、古邓国地望、云杜与绿林故址等等;但对有些问题,我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这里仅就该书中的《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见《新探》一书第417—501页)一文关于东汉末年当阳、江陵两城的定位等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就教于石泉先生。     

“不忿”辨

读张怀平同志的《“不忿”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我认为就李端《闺情》诗来说,这一解法可以成一家言。但就“不忿”这一词语来说,实有商榷之必要。“不忿”用得颇广,一般解作“恼恨”,唐代就不乏其例,如《降魔变文》:“太子下马,不忿欺诳之情。”这里的“不忿”,显系“恼恨”。其他如:《三国志平话》卷中:“蒯越、蔡瑁有不忿之色。”元曲《连环计》第四折:“连李肃也不忿其事,因此拔刀相助。”《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兴哥不忿,一把扯住他袖子要搜。”《警世通言·况太守断死孩儿》:“邵氏不忿,一时失手,误伤人命。”     

论《世说新语》独特的文学价值

<正> 产生于南朝刘宋时期的《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与早期志人小说《语林》、《郭子》相比,《世说新语》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它在文学上的独特价值,就是“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善”,这是志人小说成熟的标志. 所谓“内容最丰富”,是指《世说新语》在内容上的特点,具体讲就是: (一)《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汉及魏晋知识分子的风貌. 《世说新语》从《德行》至《仇隙》分为三十     

浅析王安忆“三恋”、《岗上的世纪》中的性叙事特征

“三恋”系列小说(包括《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是王安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关于性事题材的小说,作为性叙事文本,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唯性主义”特征:就性事发端而言,是非情、非爱的;就性行为本身而言,是非心理、非意志、非思想的;就性事效应而言,是非目的、非功利谋求的;就叙事动机而言,是非引导、非评判的。     

试解《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结构的奥秘

薛志贤同志在《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发表的文章中,就《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的结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不仅“没有使问题得到清楚的解决”,而且产生了新的混乱。例如,他认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先于货币。”我认为这里有两个错误: 第一、《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假定金是货币商品”。这就是说,马克思研究货币的各种职能是以货币,     

《水浒传》“武定板”的名称从何而来?

在《水浒》版本史上,“武定板”占有重要地位。若问:“武定板”的名称从何而来?研究者的回答,还司以讨论。戴不凡同志回答说:“洪熙皇帝晋封他岳父郭铭为武定侯。——《水浒传》的‘武定板’名称就是打从这里来的。(见《小说见闻录》第113页——11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此一说法,令人费解。为何一定要将“武     

勇敢吸取外国艺术营养——鲁迅、郭沫若早期小说艺术的一个侧面

“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小说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人们公认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宣言,是新文学的基石。“五四”时期的小说,特别是鲁迅的小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从艺术上看,同“五四”时期以及晚清以来大量外国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作为借鉴不无关系。据统计,晚清小说刊本一千五百种以上,其中翻译小说就占三分之二。远在“五四”以前十年,鲁迅留学日本时就邀集同志译了《域外小说集》,他自己译了《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本科学小说。“五四”以后就全国看来,翻     

提高年轻干部的政治素质

江泽民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要教育和提高干部，就必须在干部中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深入持久的学习．最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论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离不开理论的武装与指导。一个领导干部思想、政治上旗帜不鲜明，含糊动摇，甚至是非不分、美丑不辨，往往是从理论上的贫乏．认识上的模糊或动摇不定开始的。正如刘少奇同志说的，“没有理论的人容易…     

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兼答张云勋同志

张云勋同志在《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一文中,对拙作《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提出了商榷意见,(以上两文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以及1980年第5期)使我得到不少教益。这里,笔者拟就几个分歧较大的问题,再谈一些浅见,请张同志及其他同志批评指正。 (一) 在讨论中首先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范畴,同辩证唯物主义的     

再论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答李廷贵、酒素同志

我们在《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见《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以下称《问题》)文中,就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问题,谈了初步的看法。认为鼓社、议榔源于苗族的母系氏族时代,本来意义的议榔不是习惯法,更不是法律。李廷贵、酒素同志《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以下称《答文》)一文,对此提出异议。这里,主要就《答文》的不同看法,谈一些认识,就教于李、酒二同志及各位读者。     

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对按劳分配的决定作用——与周彦文同志商榷

周彦文同志《按劳分配的根据不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以下简称《周文》)一文,读后不无启发,但该文断然否定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及其对按劳分配的决定作用,不敢苟同。这里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周彦文同志和经济学界各位前辈。一《周文》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内容,也是按劳分配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存在旧式分工的差别,”产品不够丰富,还不具备按需分配的条件,“个人消费品必然要实行按劳分配。”因此,“阐述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用不着去寻找另外的,并不存在的     

“集中”不是中国无产阶级特出的优点

“集中”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特出的优点”(也有说“本身的一些重要特点”、“自己的特点”、“特殊的优点”等,文字不同,含意一样),这似乎已成定论。但每当我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无产阶级优点(特点)的论述时,总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没有把“集中”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特出的优点”呢?难道是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发现这个“优点”,或一时疏忽?我不以为然!且不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国革命》)为毛泽东思想成熟时期之经典论著,就是在十四年前,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阶级分析》)一文中就有过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现代产业工人)“集中”的提法。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之所以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发表张闻天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的文章,其中就谈到“生产力是经济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社会科学》1979年第3期刊载的孙冶方同志的《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一文,赞同李平心同志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同时也要研究生产力的观点。如果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力,那就意味着要去研究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要去研究人们对自然进行斗争的能力。这样,政治经济学势必要“侵犯”工艺学、技术学乃至生理学、心理学等等各门学科了。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而毕竟是一门社会科学。     

关于“绝对成本控制法”的几点答辩

《江汉论坛》1985年第3期刊登了肖作树、方善鹏二同志的《就“绝对成本控制法”与夏应琪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我认为,二同志从理论上探讨“绝对成本控制法”(以下倚称“绝控法”)是值得欢迎的。兹就《商榷》所提出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商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绝控法的实质并不是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互相转化,而是产品的个别劳动低于社会必要劳动。”这说明肖、方二同志并没有弄明白C、V转化的原理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区别。两者讨论的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把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消耗转化论扯到一起,是《商榷》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     

天津应更加开放把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最近,全党、全国都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其中《要吸收国际的经验》一文,是小平同志1988年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谈话的一部分。那次会见是我陪同的。小平同志说:“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这里,小平同志讲“还要造几个‘香港’”的落脚点是在“要     

再论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兼与葛剑雄同志商榷

《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刊载了笔者《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在涉及汉武帝末年的人口数量问题上,与传统的看法不同,认为“并非减半”。而这种观点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共鸣者,葛剑雄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但时隔两年,葛同志在没有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转变了以前的看法,认为“举其大要”,武帝年间的户口减半“是毫不奇怪的”。并且,还就此问题,提出与《初探》商榷,因此之故,愿将自己的浅陋之见再加陈述。     

《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一文辨误——与邓剑鸣、李华飞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上发表了邓剑鸣、李华飞同志《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一文(为行文方便起见,以下简称“邓文”),对于元薛愛情关系的论述似值得商榷,拙文意就这一问题向邓剑鸣、李华飞同志请教。薛涛与元稹是否真的见过面,这里姑置不论(即使见过面,也未必就一定存在愛情关系)。邓文对元薛存在愛情关系的论据有四: (一) 薛涛诗《奇旧诗与元微之》(二) 元稹《寄赠薛涛》(三) 薛涛诗《谒巫山庙》(四) 《云溪友议·艳阳词》     

《子夜》与《金钱》

<正> 一九三三年,当《子夜》初问世的时候,瞿秋白同志一面给予很高评价,一面又指出,这部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Iargent》——《金钱》)。”这个“影响”指什么呢?瞿秋白同志没有点明,作者茅盾也感到茫然不解其所指。那么《子夜》到底受没受左拉《金钱》的影响?这要首先看一看茅盾与左拉的关系。     

“经济逻辑”与解放区长篇小说的文本裂隙 ——以《种谷记》和《高干大》为例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语境下,“突击文化”与“经济逻辑”间产生个体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在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高干大》中却因作者在冲突中确立小说主题的努力使两部作品出现文本上的裂隙：《种谷记》拖沓、结构松散、主题含混;《高干大》中段情节急转,主次情节混乱,小说的整体性大受影响。这使得二者刚跻身解放区文学的经典序列边缘就退了出来。不过,也正因此,《种谷记》和《高干大》保存了那个正走向全面体制化、同一化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在文化、观念上的演变痕迹,使其以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成为历史转折期的文学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