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影响的阶层差异

借助江苏城镇居民相关数据,从收入阶层差异视角出发,对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与结构之于其消费支出和支出结构的阶层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升的同时,不同收入阶层,无论是人均收入规模还是收入结构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水平与支出结构的影响也表现出阶层差异。     

通货膨胀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17个省份收入分组数据

为了检验通货膨胀对我国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影响的结构效应,基于中国1995-2012年17个省份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构建了均衡模型论证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总收入和分项收入的影响机理,采用动态GMM方法检验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收入份额影响,进而分析其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除最高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外,通货膨胀降低了其他各收入水平组的当期收入份额,从而加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中低收入组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份额对通货膨胀没有调整应对能力;通货膨胀却极大地提升了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中等偏上收入组的经营净收入份额,降低了高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的经营净收入份额,从而缓解了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的差距;高收入组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从通货膨胀中受益最多;通货膨胀有利于转移性收入“正向分配”效应的实现.     

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基于122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通过对122个国家1980-2012年面板数据的分析,研究了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紧缩性的利率政策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但是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对分位数收入人群的对比发现,利率上升对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下降具有显著作用,可能会使得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上升但其作用并不显著。通过传导机制的检验发现,利率政策的调整通过对资本形成与就业的影响进而改变收入分配的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在OECD国家中投资率的上升导致富人收入比穷人更快增长,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恶化。     

收入水平、收入不确定性与城乡居民养老资产储备

运用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数据,考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对城乡居民养老资产储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正向影响养老资产储备,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大,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小。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随分位数的提高而增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各个分位点上的影响都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在低分位和高分位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在中分位的影响则要小于农村居民。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对收入水平最敏感,中部居民对收入不确定性最敏感,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对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比欠发达地区敏感。构建收入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和考虑空间相关作用后,都证明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交互效应机制发现,农村样本的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存在交互效应,但城镇样本不存在。     

收入、收入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的证据

通过对来自江苏的1532个样本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水平、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收入满意度则受绝对收入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仍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同时更应通过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提高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成因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其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基尼系数做为衡量全国收入差异的重要指标,对衡量城乡收入差异并不适用。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以及恩格尔系数的数据历史地考察了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差异,阐述了我国居民收入差异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内部分化效应研究

基于2001-2015年我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增长效应和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与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中等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农民;城镇化有助于壮大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会加剧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在此基础上,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强对职业农民培训、不断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力度等视角,提出实现农民收入协同增长的对策。     

我国城镇职工家庭收入水平分析

进入八十年代,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剖析这些变化的特点,把握这种变化的趋势,使其循着合理化的途径发展,是研究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市场状况的出发点。本文仅就收入水平进行剖析,并以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水平为主要研究对象。     

农地经营权配置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的重要手段,而明确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对于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测算了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实证分析了农地经营权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OLS回归分析发现,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更加有利于高收入农户,明显地提高了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不利于低收入农户.因此,应当保证农地自由流转,促进农地经营权集中,提高大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同时,对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收入农户,应当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保障其生活水平.     

社会性别视角下老年群体经济参与现状分析——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吉林省数据分析

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体因为退休、身体功能弱化等原因不得不退出社会生产领域,其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针对这一社会问题,本论文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吉林省数据,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及分析视角,围绕吉林省老年群体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水平、工作/劳动现状等方面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吉林省老年群体经济收入来源脆弱;经济参与程度比较低;经济收入水平不高,并且收入水平与受教育水平、城乡、性别等因素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内蒙古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为探究内蒙古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本文对1978年以来内蒙古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数据指标进行分析后得出,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政策倾向及内蒙古地区本身的历史地理环境特点是城乡差距形成及扩大的主要原因.只有改革二元经济体制,加大对农民的政策倾斜力度,发展内蒙古地区的特色经济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青海省农牧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变动趋势

农牧民收入差距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历来为各个国家所重视。改革开放以来,青海省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牧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根据青海省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及收入差距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1988年,这个阶段农牧民收入持续较大幅度增长,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后每年的实际增长率均在13.49％以上,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2917扩大为1988年的0.3250。第二阶段为1989年—1993年,这个阶段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及收入差距变化在波动中     

农户收入水平与宗教信仰:U型曲线假说及其验证

关于农户收入水平与信仰宗教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为:收入水平与农户信仰宗教概率间究竟是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提出收入水平与宗教信仰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的理论假说,进一步利用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使用零膨胀泊松模型和Logit模型对假说进行证实.基于模型回归的结果可知,家庭人均月收入处于1826~2921元区间的家庭的宗教信仰概率最低;人均月收入低于1826元时,人均月收入水平越低,该家庭信仰宗教的概率越高;当人均月收入高于2921元时,人均月收入水平越高,该家庭信仰宗教的概率越高.     

基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农户收入差异分析——以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为例

通过对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234户农户进行实地走访和调研,获取了农户收入相关数据,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户收入结构进行了比较,并着重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认为：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收入越高;户主为40～50岁的家庭,其收入处于最高峰,户主为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家庭,其收入相对较低;农村家庭中非农劳动...     

各国经济增长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世界上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收入水平提高一系列新挑战,因此,围绕“中等收入陷阱”和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路径和各阶段特征的分析,界定了“中等收入陷阱”及其主要特征,通过大量国别的例证,考察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出现“增长减缓”的根源。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我国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分配不公现象的政策思考

这几年,我国个人收入的分配中存在着三个突出的问题:平均主义严重;收入分配不公;收入的货币化程度低。其中,人们最为不满的是分配不公的问题。它的主要表现是:脑体力劳动者收入水平倒挂;领取法定薪金收入的劳动者(包括机关工作人员)收入过低,而个体劳动者收入过高;有些行业和部门的收入水平过高。我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和存在,与我们所采取的分配政策有密切联系。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改善农户收入了吗?

从移动支付、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三个方面表征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依据 陕西、宁夏、山东三省(区)１９４７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测算了数字 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并运用 Fields分解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市场参与 对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表 现为反事实框架下,实际参与数字金融市场的农户若未参与,收入水平将下降６．４０％,实际 未参与农户若参与数字金融市场,收入水平将提升９．５７％;其中数字信贷对农户收入影响效 应最高,其次是移动支付和数字理财.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扩大了农户收入 差距,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１４．７９％;其中数字信贷对农户收入差 距贡献率最大,其次是移动支付和数字理财. 关键词 数字金融市场;农户收入;收入差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水平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弹性比较分析

从协整分析的角度,研究了中国1992-2011年间城镇居民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收入函数、消费收入弹性函数以及误差修正模型。消费收入函数表明,中低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意愿较高收入阶层更为强烈。消费收入弹性函数表明,所有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收入弹性都小于1,都是低弹性,且缺乏弹性,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很谨慎。误差修正模型表明收入在居民消费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发挥了消费收入协整关系的引力线作用,能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的经济学分析

为了探讨促进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和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道路和途径,对比农民工的城乡生活成本和收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农民工选择移居城市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的倾向;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决定着返乡农民是否能够坚持已经形成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有效地控制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长、提高农民工务工收入、促进返乡农民从事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     

我国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状况分析及对策建议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整个"十一五"期间,西南地区收入水平呈快速增长趋势。2010年西南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此次调研的四个城市的人均收入名义增速几乎都超过10%,同比增速显著提高。然而,西南地区的收入水平仍然低于全国同期水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绝对值呈现出逐步"拉大"趋势。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拉动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马太效应"和城乡二元结构却导致了区域收入不平衡状况、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的凸显。我国应加快西部经济增长步伐以促进人民增收,通过政策倾斜缓解区域收入不平衡,以城乡一体化等手段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