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城市化现状、问题与统筹城乡发展对策

通过分析福建省城市化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新形势下福建省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实现海峡经济区全面繁荣的新举措.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城市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走向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加速我省的城市化进程,对建设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将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实证分析了福建省城市化动力机制存在的特点与缺陷,提出了优化与完善我省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政策建议。     

新型工业化与福建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使尚未完成工业化的福建省面临信息化、全球化、城市化滞后、资源约束的新挑战。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决策,对福建省具有特殊的意义。文章提出了适合福建省情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就地城市化中的经济、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晋江市与巩义市为例

选取福建省晋江市和河南省巩义市的相关经济的、人口的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指标,建立就地城市化指标体系,对两市经济的就地城市化、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的发展指数、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两市近几年经济的就地城市化快速发展、环境的就地城市化快速推进,而人口的就地城市化相对滞后,形成了两市就地城市化过程中的失调环节.提出当前我国就地城市化发展较快地区的经济、人口和环境发展失调问题,为其他地区的就地城市化工作提供借鉴.     

福建省服务业空间差异性研究

计算福建省67个空间单元的服务业区位商、非均衡和极化水平,描述各地区服务业发展基本情况和空间差异性特征。对2000—2009年福建省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服务业空间依赖关系确实存在,服务业空间集聚显著,但是这种空间差异性逐渐减弱。建立福建省服务业空间误差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增加值滞后项、城市化水平、农民纯收入以及服务业空间误差项是福建省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主要解释变量。     

福建城市化发展战略博士笔谈

2003年5月,“福建省博士创业促进会”在福州举办了福建省城市发展战略“博士月谈”,与会者主要是省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博士。会上,大家用书面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崇论宏议。本刊精选部分意见,以飨读者。相信这些意见对福建城市化问题研究的深化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福建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与分析

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根据福建省经济发展阶段确定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评价标准。对福建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构显示出福建省城乡经济整体的协调性不高,主要表现在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和农业发展缓慢造成的乡村经济的落后,且福建省城乡经济发展沿海地区协调性明显较内陆地区好。提出福建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首先城乡的协调并不只城乡关联,还包括城与城,乡与乡的关联互动;其次要进行空间分类指导,统筹全省不同区域的城乡发展;第三要加快城乡平衡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完善,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流通和城乡居民生存发展条件的平衡。     

福建省人才吸纳水平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福建省人才存量相对不足与人才的吸纳力水平低下有关,对福建人才吸纳力影响因子的分析结果显示,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对增强人才吸纳力的正效应不大。海峡西岸经济区为提升福建省人才区域竞争力提供良好的区域品牌效应,突破人才瓶颈还需要大力发展为人才成长与科技发展服务的相关产业,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人才的收入预期,增加区域研发和教育投入,改变人才管理方式,以增强区域的人才吸纳水平。     

基于STIRPAT扩展模型的福建省CO2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传统STIRPAT模型只把人口数量、经济增长、技术水平三个因素作为环境影响的决定因素,忽视了其它重要因素,为了更全面地分析CO2排放的影响因素,有必要在STIRPAT基本模型中引入变量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实证结果表明:人口、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是福建省CO2排放的最主要正向影响因素,城市化水平次之,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要小于其他正向因素。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抑制CO2排放增加,但这种抑制作用要远小于其他正向作用因素。     

浅析福建山区社区建设的自然村落取向

福建山区自然村落作为原生态的社区,是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浪潮中缓慢消失,还是通过整体搬迁快速消失,抑或是通过外部力量的支持、依靠全体居民主动参与重建村落社区,这是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基于福建山区的自然环境、现实经济条件和人文生态等客观现实,福建省在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阶段,要以自然村落为取向开展社区建设。     

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早期城市化是指近现代之前的城市化现象.相对于现代城市化,中国早期城市化有三个突出特点,即经济活动的非集聚性、社会活动的内聚性和城乡关系的非对称性.在江南地区,早期城市化实际上包括两个既互相联系又彼此独立的发展进程围绕城市展开的一般城市化和围绕市镇展开的农村城市化;在发展形态上,表现为依次演进的三种基本形式汉唐时期的内聚型城市化、宋代的城乡互动型城市化和明清时期的市镇主导型城市化.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独特发展道路.     

我国东北地区城市化质量测度与评价--基于社会-经济-空间三维视角

城市化质量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见证。从社会、经济和空间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赋值法可以对我国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进行城市化质量综合测度。从总体上看,辽宁省城市化质量高于吉林省和黑龙江两省。社会、经济和空间三类城市化质量在空间上分异比较明显。哈—大城市走廊的沿线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较高,而外围地域城市的城市化质量明显较低。     

城市化与现代化的理论思考——论欧洲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城市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就城市化而言,欧洲率先经历了这一过程,然而,我国学界对这一过程研究并不太多,对城市化的概念,以及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亦无清晰的梳理。因此,结合欧洲城市化的进程,对城市化的概念、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当今的城市化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对我国学界的研究有所丰富。     

中国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

文章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过去3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及其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文章指出，在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飞速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城市化阶段，离基本城市化阶段越来越近，但由于中国独特的城乡制度以及行政管理体制，中国城市化呈现两种模式——主动城市化模式和被动城市化模式，并呈现多种城市化主体，而政府和企业则是中国城市化的主导性主体。这背后最主要的动力机制还是制度和利益，彰显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趋势：在利益机制驱使下，中国社会渐渐地形成了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城市内部分化明显的利益分配格局；由于缺乏公开、公正、民主的配置机制，各个城市化主体之间的博弈大多屈从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而导致各种暴力冲突、相互仇视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社会运行秩序特别是支撑这些秩序的信任机制，显现出相当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对未来中国的城市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此，文章提出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几种可能的路径。     

国际视野下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动态演进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虽然已超过50％,但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不协调,土地财政主导下的“造城运动”和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半城镇化”尤其明显。在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转型期的经验,对城镇化模式进行适时调整和转型。据我国城镇化所处的阶段与特征,结合国内实际,从“服务导向”、“创新导向”、“就业导向”和“环境导向”几个方面提升“城市化质量”,以促进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中国城镇化概念与水平测度研究综述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城镇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城镇化研究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城镇化的概念内涵可以从人口视角、地域视角、生活方式的视角以及综合视角等方面进行归纳综述;进而还可对城镇化的水平测度方法如人口比重法、“两化”关系法、综合指标法、多元计量模型法等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系统综述,并提出城镇化概念和水平测度现有研究中存在的概念不统一、传统方法为主、创新方法较少等问题。     

基于拉姆齐增长模型的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研究

乡城迁移城市化是现代城市成长的前提和基础,而且研究乡城迁移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有两种:政府主导的郊区城市化和农民自发进城务工的迁移城市化。基于两种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中的农民收入增长率使用拉姆齐模型研究了城市增长过程,研究表明:乡城迁移城市化之后的消费水平并不是农民的最优消费水平而是政府强加的消费水平,城市化中的最优路径是类似于使农民利益受损失的"圈地运动"经济增长路径,政府购买不会对经济系统的均衡路径产生影响。此类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城乡和谐发展。     

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空间演变及动力研究

为测度城镇化质量水平，探讨其空间格局演变及主要动力因素，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为基础，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效率及城乡协调程度五个方面，建立城镇化质量综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重庆市自直辖以来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同时分析了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检验了推动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动力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重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质量整体提升，呈现出以重庆市主城各区为核心，向临近主城区域，再向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逐级降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提升重庆市城镇化质量的动力因素作用显著，且推动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内源动力、行政动力、市场动力、外源动力。重庆市应坚定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实现城镇化质量整体均衡提升。     

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初探

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和制度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促进城市化进程。经济因素是城市化演进的持续推动力,它通过工业化、比较利益、资本等驱动城市化;人口因素是影响城市化最能动的因素,通过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引导人口城市化;制度是推动和阻碍城市化的关键因素,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框架推动或阻碍城市化进程。     

中国市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

从市域尺度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是精确定位各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关键。基于2010年世界上185个国家与中国337个地级市(州)的城市化率和人均GDP数据,通过GIS等定量方法,可以分析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市域格局,进而探讨二者协调性的空间聚集状态及省内分布特征。研究表明,中国地级市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虽呈显著相关,但不同城市二者的协调性却不一致,337个地级市中仅有36个处于协调状态,且协调性呈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各省份内部二者协调性的分布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即位于省份中心位置的城市大多城市化超前,处于省份边缘的城市大多城市化滞后。而西北、东北地区的省内差异较大,中部地区的省内差异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