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交汇空间中的对话与阐释——论现代历史小说家

在中国历史小说的坐标上,现代历史小说具有一套完整且独立的体系。目前学界对现代历史小说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小说文本内容或形式方面,很少有学者将现代历史小说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现代历史小说是由作家创作、作品以及阅读传播等多种要素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运用新历史主义方法对现代历史小说家这一创作主体进行解读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从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角度分析,现代历史小说家的历史典籍阅读过程具有自身独特的逻辑肌理。他们首先与历史典籍产生了文化互通的“共鸣”,并进一步识读出历史典籍包含的异质元素即“惊叹”阅读。在“共鸣”与“惊叹”交集的基础上,现代历史小说家最终以“症候阅读”的方式洞穿历史表述的连续性,从而获得重新书写历史的权力。     

由历史的人到人的历史──新时期历史小说回眸

如何界定历史小说？郁达夫认为“历史小说是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子，而配以历史背景的一类小说而言”。对历史小说理解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选用的是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挖掘的是历史内涵、历史意识和历史审美；另一方面作品是以小说的艺术手段布局谋篇，运用艺术想象的创造力，营构历史世界的完整性和生动性。一、新时期历史小说取得了丰硕成果。新时期以来，文学热点不断变化，小说创作领域流派纷呈，思潮涌跃，各显神通，显现出一种繁荣热闹的局面。相对而言，历史小说家们似乎并没有…     

历史学家与历史小说

历史学家写历史小说是我国的文学传统.从前人褚人获、钱基博到今人周远廉、廖心一、王曾瑜等,都表明了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小说,由于他们的深厚历史素养,使其作品的历史真实性,一般作家难以企及.不应当把演义体裁排斥于历史小说之外.历史学家们创作的历史小说,给历史小说创作领域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至今并未引起文坛足够的注意,更被文学评论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年来作家们创作的历史小说,虽然成果不少,有几部优秀作品,但还缺少黄钟大吕式的经典之作,近年出版的作品,总体上质量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真实性成问题.这些作家应像历史学家那样严肃对待历史,下一番苦功.而写历史小说的历史学家,则应加强文学修养,使小说更有可读性.     

论古今小说家的“历史情结”及其传承

文章通过论述我国民族重视历史的传统,及这种传统在古今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和历史小说在时代对古代的超越,阐明了"历史情结"在古今小说家之间的传承性和发展性,揭示了我国古今历史小说创作繁荣的原因.     

中西历史小说比较初探

<正> 中西历史小说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的作家作品亦十分繁杂,它们又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使研究对象不致漫无边际,本文所论将限于中国和西方的古典历史小说,而不及于中国和西方现当代作家所创作的历史小说.     

"纯粹历史小说"的出现——以刘圣旦《发掘》为中心

西方史诗性历史小说进入中国的时间虽然很早,但以此种文体模式写作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出现得较迟.刘圣旦的历史小说集<发掘>是第一部以西方史诗性历史小说观念创作的"纯粹历史小说集",它的出现,不仅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贡献了一种全新的文体形式,而且提供了新的历史关照与文学还原的方式,并为中国长篇史诗性历史小说的出现做了前期准备.     

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

现代小说观念以故事性和虚构性为小说的基本特性。然而,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虽未排斥小说作品的故事性,但都不承认小说作品的虚构性。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不仅第一次将《搜神记》之类的志怪作品由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类,而且第一次将大批唐传奇作品著录于正史艺文志小说家类,并将虚构与否作为区分史传与小说的基本标准,从而开启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小说观念的先河,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生的日本因素

日本近现代历史小说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意识与观念发展的结果,“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的定义与区分,影响到鲁迅和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对历史小说的理解,他们分别创作出“新编体”历史小说和纯主观的“历史的小说”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开创了两种模式。     

中国现代域外题材历史小说创作研究

域外题材历史小说是指中国现代作家以外国历史为题材的"创作小说",此类小说除了与以中国历史为写作对象的历史小说一样具有时间上的久远性外,还具有空间上的隔膜性。由于这类小说数量较少,以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和研究领域并未将其纳入。从类型学与阐释学理论入手对这类小说创作加以综合研究,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的一种开拓。     

论西方传教士对中文小说发展所作的贡献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曾经翻译创作过许多中文小说,在小说理论上也曾提出一些主张.在中国近代对中国小说的变革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在小说观念、小说功能、小说内容、小说语言、小说形式、小说理论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变革的导向.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下)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上)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中西长篇小说的相契现象及发展阶段之比较

中西长篇小说发展中存在着契合现象及类同之处 :它们的产生都依赖于类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及文体自身的条件 ,它们都经历了从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切入现实 ,从对客观世界的描摹到对人物性格、精神世界探求的过程。如果以十八世纪中叶为界线将中西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 ,那么 ,第一阶段中国长篇小说艺术成就远远高于西方 ,第二阶段中国则远远落后于西方     

20世纪美国的流派小说回顾

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社会,促使美国小说横向发展,形成了多种艺术风格的流派小说,早年的现实主义传统似乎要被逼出文坛了。但是,众多写作态度严肃而又卓有成效的小说家并没有放弃现实主义。实际上,他们的绝大多数作品也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个原则创造出来的。流派的众多,题材的丰富,艺术形式的五花八门,使美国小说的创作形成了空前热烈的局面。     

阿拉伯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逻辑

在国际或世界新闻史的研究中,选取的对象往往因语言或文献原因而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全面的.当我们在做新闻史研究时,不一定完全依照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阿拉伯世界的新闻传播发展逻辑还应该遵循自身情况来定位,单纯地追寻西方和固守传统模式显然都缺乏充足的理由.单纯用西方模式来理解其他地区的新闻事业,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风险.     

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阶级烙印

阶级斗争学说的盛行使阶级对立分化意识具有普遍的接受群体。革命历史小说非常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提倡的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阶级立场。革命历史小说中无不显示着鲜明的阶级烙印,革命历史小说作家承认自己的阶级属性,在作品中毫不讳饰自己的阶级感情,他们渴望用自己手中的笔再现本阶级革命事迹。他们的作品既可以被视为现实政治生活的浓缩,同时也是对历史上曾经有过,并且一度主宰了整个社会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的真实再现,是典型的阶级斗争哲学与政治伦理学的范本。     

民初艳情尺牍与写情小说

民国初年各类书信尺牍的出版一度高涨,而其中的艳情尺牍因其骈四俪六的绮艳文风尤为一时风尚,特别是以徐枕亚等人为代表的旧派小说家陆续发表的一些"创作型"、"代言体"书牍,在一笔操办往复书信的过程中,竟使其具有了小说的情节和架构,具有了类似于《玉梨魂》一派写情小说的特点。然而到底是此类艳情尺牍的创作和出版催生了《玉梨魂》一类兼具书信体特点的小说的出现,还是民初《玉梨魂》等写情小说的流行刺激了艳情尺牍的出版和流行呢?笔者通过比较明清以来言情小说的基本情况,认为尺牍在小说中的运用一直存在,民初艳情尺牍的出版和风行应该是源自于写情小说的影响。     

“新历史小说”历史观刍议

“新历史小说”力求保持历史的原生态,而不再成为教科书的知识补注。“新历史小说”突破了过去单调划一的历史发展模式,对现实社会和当代人性进行总体性观照。“新历史小说”作家真实地反映历史,而不作简单的价值评判。     

沈从文小说的叙述者与叙述策略

沈从文小说中有公开的叙述者、缺席的叙述者和隐蔽的叙述者。作为一位自觉进行文体探索的艺术大师,沈从文在小说叙事方面的贡献,足以使他与世界一流的现代小说家相媲美。他不像西方现代小说家们那样高举着叛逆的大旗,也不像某些现代作家那样以一种极端前卫的姿态标新立异,而是将叛逆的渴望和创新的激情包裹在看似守旧、朴拙的文本中。他从不张扬自己,从不夸饰自己在艺术上的先锋立场,但历史会领悟他的苦心,后人会接受他的遗产。     

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

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权是享有诉讼主体地位的标志。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犯罪嫌疑人孤立无援的艰难境地。但从司法实践看,这种律师帮助权对犯罪嫌疑人所起的作用不大。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我国律师帮助权的范围较窄,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诉讼权利很有限。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完善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