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异质性、企业所有制与海外股权并购——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首次采用上层梯队的理论视角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海外股权并购份额的影响因素,并且引入了企业所有制的调节变量。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1～2010年的108项海外股权并购的样本,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任期、职务、性别和年龄异质性与海外股权并购份额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民营企业所有制能够负向调节任期和职务异质性的影响,正向调节年龄异质性的影响。不同企业的最高决策者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根据需要调整和影响企业高管团队的构成,从而促进海外并购决策。     

高管团队异质性、行业背景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元分析

为解决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争论,将企业创新绩效分为创新过程绩效与创新产出绩效两个维度,对32篇相关研究文献的35个独立样本进行元分析,同时探索行业背景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不同维度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职业背景及任期异质性对过程绩效有积极影响;性别异质性与过程绩效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专业背景及年龄异质性与产出绩效有着正向关系;教育水平异质性未被证实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进一步检验行业背景调节作用时发现,除却对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外,在高管团队年龄、职业背景、性别、专业背景以及任期异质性主效应模型中的调节效应均显著。     

“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高管团队人力资本、激励机制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以2008年公布研发数据中在我国深沪交易所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高管团队人力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对企业研发投入没有影响,其平均在位时间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负相关,团队成员中技术性背景成员的比重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引入激励机制后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的激励能促进企业增强研发投入强度.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构建合理的高管层结构、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可以为企业的研发投入提供强有力的组织结构及制度支持.这一研究成果为全面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提供了决策参考.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评级

ESG评级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企业长期生存的内在要求,而高管团队在企业长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越高,企业ESG评级越高。机制检验显示,高管团队稳定性通过降低企业战略差异度和经营风险提高企业ESG评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内控质量较低、审计质量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影响效应显著;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更显著。因此,企业要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经营风险,注重ESG信息披露,提升ESG评级,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

文章选取2013—2018年A股共计1221家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都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战略差异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章不仅丰富了高管薪酬的研究,还为制定企业战略,加大创新力度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高管薪酬作为一种激励措施,其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著.通过选取2016—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出现拐点,超过这个拐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就会对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开始产生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并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展开了检验.因此企业应合理控制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高管实业背景、金融化与制造企业创新

鲜有文献从管理层异质性角度出发考察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基础效应.本文选择2012—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基于金融资产持有动机与高层梯队理论,分析高管实业背景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该效应只出现于非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并不显著.剔除国有企业样本后考察高管实业背景的调节作用,发现高管团队有无实业背景并不能削弱挤出效应,而实业背景高管占比则能显著提高调节作用,比例越高调节作用越强,证明该作用具有"群聚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实业背景调节作用的实现路径为发挥储备型金融资产的"蓄水池"作用,而非投机型金融资产的"投机"作用.本文为企业适度金融化、合理从事创新活动及高管选任选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终极控制人、高管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

基于古典代理理论和行为代理理论,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具有不同产权性质特征的公司其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更加不同.本文选取了2006-2010年我国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16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的当前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呈显著的负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呈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运用股权套现对削弱股权激励当前价值、预期价值或对公司技术创新有影响作用.而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当前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作用更强,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地方性国有上市公司较中央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当前价值对技术创新的负向作用更强,预期机制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     

高管团队异质性、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社会责任

针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级评分报告中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偏低的问题,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及需求层次理论,以2014～2017年沪深A股26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固定效应及面板门槛模型,研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股权集中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认为,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以股权集中度为门槛变量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股权集中度低于11.65%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高于11.65%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可以在考虑股权集中度的基础上有效构建高管团队,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建立适当的沟通机制,保证信息传递、共享渠道的畅通,削弱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制定及实施带来的负面影响。     

高管层团队人口特征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沪深两市15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企业高层管理团队人口特征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管理背景的多样性和平均年龄对企业业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高管团队平均学历水平及学历水平的差异性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不显著。     

动态环境下变革型领导、TMT行为整合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在长三角企业收集的343份问卷样本,探讨动态环境下变革型领导和TMT行为整合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与TMT行为整合均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TMT行为整合可以帮助变革型领导并提升创新绩效;动态环境的调节效应揭示了在更高的动态环境水平下TMT行为整合在变革型领导与企业创新绩效上的间接关系会变弱。     

高管团队断层线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高管团队互依性的研究视角

如何更有效地管理高管团队断层线以充分整合团队认知资源是战略领导权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但是,鲜有实证研究分析高管团队断层线与团队结构互依性（TMT in-terdependence）共同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探究了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团队互依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影响。数据分析表明,不同类型的高管断层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差异,其中任务相关断层线与企业绩效间呈现倒 U 型关系,而社会分类断层线与企业绩效间呈现 U 型关系。数据分析还表明,高管团队横向互依性（Horizontal Interdependence）和纵向互依性（Vertical Interdependence）会正向调节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显著提升任务相关断层线的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优化高管团队结构和提升团队运作效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技术创新推动国家和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作用机制探析

由于技术创新而实现国家和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的事例在有关史料中已得到充分记载和证明,然而,学者们关于技术创新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机制研究十分少见。在收集和分析大量有关技术创新史料的基础上,提出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并从五个方面论证技术创新之于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作用机制:(1)是国家和区域劳动生产率更快速提高的主要源泉;(2)是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3)是实现稀缺资源替代生产的根本途径;(4)是工业标准化生产的重要基石;(5)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引擎。     

董事海外背景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基于企业绩效与信息质量的中介效应

当前海外人才回流趋势明显,很多企业聘用有海外背景的人才担任董事职位,董事的背景特征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决策及绩效。聚焦资本市场中的分析师群体,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董事的海外背景会显著提升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企业绩效和信息质量起到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和分析师盈余预测方向在董事海外背景与分析师盈余预测相关关系之间具有调节作用;董事海外背景会显著增加分析师跟踪数量,但不会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分歧度。因此,企业应关注有海外背景的人才,向资本市场传递更有价值的信息;分析师等利益相关者应从多方面搜集企业信息,以做出更有效的决策。     

军转民活动与军工企业成长: 来自十大军工集团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和代理理论,研究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对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的差异化影响以及高管联结的调节效应。采用中国十大军工央企集团A股上市公司2007—2019年的经验数据,对构建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具有倒“U”型影响,但对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具有正向影响;高管联结正向调节已吸收冗余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高管联结的增多,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倒“U”型曲线拐点向右移动;高管联结对已吸收冗余与外向型军转民活动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分析

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新古典增长学派、新增长学派、美国制度学派等认为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而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发展了的新制度学派则倾向于认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一种协调的关系。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助于保持制度创新的活力,同时,我国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又是技术创新动力的保障。而且,政府、中小企业都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和谐发展。     

关于管理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思考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文章就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内涵、管理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辩证关系以及管理创新与科技创新中应处理好的几对矛盾——“规范与创新”“失败与创新”“发展与创新”等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试论高校科研创新团队的管理

本文引入管理学原理,介绍了高校科研创新团队的含义、特征及管理方式,通过对不同高校科研创新团队的调查和分析,结合作者实际工作经验,对科研创新团队的管理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以期能为有关管理提供参考。     

我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差异及区域贸易战略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我国31个省区的有形贸易,针对我国31个省区的对外贸易水平,采用对外贸易总额、增长比率、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同贸易方式下出口总值及增长率、不同性质企业的出口总值及增长率等28个指标,对对外贸易省区进行分类,并对它们的特征、形成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对区域性对外贸易战略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