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调解场域及其 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供的理论框架是结构与人的关系,该理论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通的中介,通过场域、惯习连同各种资本来探索社会实践的奥秘。本文采用场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分析当代城市社区调解制度,首先对该理论进行“社区调解学改造”：把社区调解人行动的社区空间视为一个场域,即调解场域;把社区调解人的素质看作调解场域的惯习,即调解惯习。指出在社区调解制度的运作过程中,调解场域与社区调解制度的核心机制——信任机制之间是互动的,信任机制是完成调解主体之间互动、简化社区纠纷解决过程的重要因素,它受到社会宏观结构和社区中观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社区调解人在调解场域中的调解行动发生作用。信任机制的构建受到社区调解人的调解惯习的影响;同时信任主体,即社区调解人与被调解人的互动也对信任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被调解人对调解人的信任导致调解过程中的合作,合作又进一步增强信任。本文认为,通过对上述一系列关系、互动的行动过程进行分析,可以提炼出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即可以从社区调解人的选拔、该制度的本体建构及其与法院诉讼的衔接机制、社区信任环境的营造等方面进行构建,进一步发展社区调解制度。     

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县级政府职能研究——基于Z市“多村一社区”的调查分析

在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县级政府作为重要资源的掌握者,应主要定位于规则制定、支持培育、监督管理等多重职能作用上。通过对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县级政府职能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主导提供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项目与居民需求偏好存在一定偏差;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培育比较匮乏;绩效评估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县级政府职能,应着力构建三大机制:准确表达民意的公共信息采集机制、对社会组织的多元培育机制、科学高效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评估机制。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中国城市社区发展

城市社区发展依赖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及分布状况,对社会资本的培育是社区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经历了社区社会资本缺失与重构的过程。通过重构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内形成良好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关系,以积极促进社区发展,构建适应新时期社会化运行方式的新型社会。     

社区自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协商机制研究——以两个社区营造实验为例

为了探索行之有效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依据自组织理论,通过对S市JT小区和J市D街道两个社区营造实验点的自组织参与社区议事协商过程的实证研究,根据两个社区的自组织参与社区协商发展程度的不同,认为社区协商的本质在于行动,自组织的执行力是社区协商的关键。促进社区协商民主,应当注重培养自组织自下而上参与协商的能力,同时应使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机制中充分发挥作用。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其协商机制的研究对基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社会资本与和谐社区建设

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基础上的情感、信任、规范等,它能够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并通过推动人们间协调的行动来提高共同体的工作效率以及共同体内成员的生活工作质量。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主要分析社会资本对社区建设,尤其是社区文化环境建设方面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在其中的作用过程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建设和谐社区的建议和措施。     

志愿组织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策略——以广州S社区为考察对象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就社区事务进行积极协商，有利于基层治理动力的内生与强化，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空间。以广州市S社区志愿服务队为例，基于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通过认知嵌入培育协商治理意识，通过关系嵌入编织协商治理网络，通过结构嵌入建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资源嵌入筑建协商治理保障，合力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理解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从线性到循环: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践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五社联动”机制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是“五社联动”的主体性要素之一,是实现社区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以厦门市DX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项目为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梳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实现组织的循环发展。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分为资本储备、资本形成、资本强化3个阶段,在资本储备阶段进入社区并挖掘地区特色,资本形成阶段以组织内部信任、制度和网络要素的培育带动组织资本的增长,资本强化阶段聚焦于组织的独立反哺,实现资本循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重点在于参与带动发展的资本培育理念、多元主体参与的资本构建策略、多维互促的资本形成模式和规范带动运行的资本循环机制。     

城市社区腐败及其源头治理

社区腐败是指在社区民主机制扭曲以致失灵的情况下,行政机制对居民基本权益的侵害而引发的腐败行为。居委会干部的任命制,社区重大决策的家长制,公共资源的选择性分配和社区监督机制的虚化是其主要表现。政社合一的社区管理体制,社区决策体制不完善,社区运作行政化和居委会角色冲突是导致社区腐败的重要原因。深化社区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机制建设,培育社区专业性组织以及加强社区教育是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社区腐败的必由之路。     

社区制度的培育与规则的形成--从几个案例考察城市社区权力的形成方式

社区建设是中国城市基层进行的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的宗旨在于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基层社会领域尝试并培育一种健全、便捷、合理、民主的新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新制度与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国城市社区在实现法律授予的自治权力的过程中,其现实权力的来源并不是自动形成的,也不是单纯经由上级政府赐予的,而是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过程当中由社区与政府、社区与社团组织、社区与居民在不断的反复博弈过程中实现的.社区制度的培育过程表现为现有体制下需求者(社区居民)和供给者(政府)之间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量的反复博弈过程.     

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建——以中国城市社区发展为视角

社会资本的较强解释力使它渐成为跨学科的一个常用概念.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存量与分布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事实上,就一个社区而言,社会资本的现状也深刻影响着社区的发展.纵现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现状,社区建设应当通过培育和重建社会资本,努力构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整合平台,培育、引导、保护社区主体的参与热情,建立较为完善的社区参与机制,是促进社区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试析城市社区运行机制

研究社区运行机制是探讨社会运行机制的基础。我国城市社区运行中表现出的诸多问题的根源是,社区动力机制不足,整合机制出现偏差,激励机制欠缺,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不完善。为了促进城市社区的良性运行,社区建设应围绕着完善社区运行机制进行探索与研究:设计整合社区行政力量的框架方案,形成以街道办事处为中心的社区整合机制;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健全社区控制机制;进一步发展社区服务和社区福利事业,全方位满足社区需求,强化社区利益相关性,培育社区动力机制;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和社区治安调解制度,强化社区保障机制;根据激励标准和激励对象,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建立社区激励机制。     

地震灾后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过程目标及其实现

同社区建设的任务目标相比,过程目标注重社区成员行动能力的提高、社区凝聚力的增强、社区自主发展能力的最终形成.然而5.12地震灾区灾后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着重任务目标、轻过程目标的不良倾向,不利于社区的长远发展.农村社区工作者应当树立过程目标意识,通过项目、活动带动的行动教育模式和合理利用和引导关于公众议题的讨论等方式促成过程目标的实现.     

社区关系重建和生活意义重塑——行动研究在村改居社区工作的运用

地区发展模式主要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归属感、认同感等)问题,而行动研究方法,则提供了一个实现社区意识建立和生活意义重塑的方法。本文通过北京某村改居社区工作案例,来展现行动研究方法应用于社区意识形成和生活意义重塑的过程。通过建立社区学苑,以社区教育为核心,以开设的系列课程作为联络、建立和深化群众关系的手段,达到居民社区意识形成和重塑生活意义的目的。     

治理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 ——基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社区治理案例解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社区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延伸,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起着重要作用.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及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实地社区治理案例考察,从共识、行动、结构三个维度研究了新时代治理要求下社区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研究表明:社区共同体意识来自于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凝聚和引导,强调了共同体建设的责任和义务;社区共同体行动涉及共意性行动目标形成和整合效能,包括社区空间资源整合和组织整合下的合作平台搭建;社区共同体共治结构是共识达成和行动过程中社区主体间关系从树状分离向网状连接的转化.     

农村社区建设中社会动员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来自江西省9个村的实地调查

社会动员是引导村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有效途径,动员方法能够反映农村社区的结构性特质。通过对江西省9个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农村社区建设主要采用行政动员、项目动员、能人动员和自组织动员四种动员方法。同时发现社区社会动员存在社会动员思路不清晰;社会动员方法欠缺主次;动员能力弱、难以形成持续性的合力;动员结果停留于表象,难以促进村民的价值观以及社区结构的改变;社会动员欠制度化等问题。要提升农村社区的社会动员能力,应该理顺动员思路、加强动员的制度建设与机制建设、培育多元动员主体、注重动员中共同文化观念的塑造。     

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发展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社区自组织机制自社区产生后就存在了,工业化、城市化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区自组织机制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过程.在"全能政府"失败与"万能市场"失灵并存的背景下,社区自组织机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发育对转型时期中国的社区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社区整舍机制由以"他组织"为主导向以"自组织"为基础的转变,不仅是社区内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微观基础.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社区发展——现代文明的支撑点

本文通过对社区发展基本理论脉络的评述,指出了社区研究的应有着眼点。同时,结合现代化建设这一社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力图摆正人们对社区发展的认识,提出社区发展是构建现代市民社会,同时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社区发展的过程是在社区组织领导下的社区人的自觉建设过程,因此,培育现代社区意识是社区发展的核心要素。在这一前提下,社区人与社区环境的良性互动,最终会以美好的社区形象展现社区发展的积极成果。     

城镇化背景下兵团团场社区治理研究——基于第七师一二三团团场社区的调查

社区是兵团城镇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团场社区的有效治理对于兵团实施建城戍边战略和更好地履行国家赋予的战略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兵团团场社区分布广、差异大,在治理中存在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会组织匮乏、社区物业服务缺乏市场化运作、社区工作人员思想观念落后、社区社会资本缺乏等问题。该文选取了兵团第七师一二三团4个典型的团场社区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应当通过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团场社区物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转变社区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完善队伍建设、培育社会资本、团场对社区管理的权力走向"有限型"等途径,才能有效改善团场社区治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