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产业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

电商产业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议题。研究发现，电商产业的低准入门槛、产业体系拓展、信息生产和共享机制分别与农村社区的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市场机会相互结合，孕育出电商产业与村庄社区交织互动中的发展动力机制。但电商产业在农村社区的嵌入性发展，面临村庄产业环境滞后而导致的资源利益竞争与流失困境，以及生产主义扩张与村庄社会秩序的均衡难题。农村电商产业发展应坚持乡村本位，通过市场主体合作、政策制度供给、基层组织建设来形成产业集聚、基层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以推动新兴经济产业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助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     

嵌入理论下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理

理清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制,是将外部资源转换成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关键。研究发现,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行动,既回应自身市场获利的经济属性,又有贡献反馈家乡和带动村民主体增收致富的传统社会属性,在疫情后还具有稳定地方经济和发展秩序的新社会属性。该群体通过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关系嵌入等路径与村庄社会实现深度融合,与地方政府、分化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互惠合作的产业共同体。同时,资源型乡贤“家乡人”的地缘身份和共同产业利益的联结,助力形成的多元主体共同规约的经济风险防范举措,以及国家制度规范和村庄公共性双重约束的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实现了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结合发展。此外,还需增强基层社会的治理与监督能力,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组织与引领,以应对资源型乡贤向营利资本的异变转型。     

社会资本视角下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基于闽南D村瓷砖产业的考察

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要依靠内生型乡村产业.通过对闽南村庄的一个专业市场进行田野考察,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分析内生型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发展路径及综合效应.研究发现:乡村产业以农民家庭为主要经营主体.在产业发育阶段,农民通过动员社会关系进入产业,实现扩散经营,并且基于同乡互助,在专业市场内部达成保护型经营共识,避免恶性竞争,形塑出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的关系型经济网络.内生型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关系,农民的生产生活维持较高的一体化程度,对村庄生活有长远预期,有利于维持村庄共同体和社会秩序,但同时要注意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低水平困境.基于此,建议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应充分挖掘地方资源,产业振兴与社会效益相互促进,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依靠完善的支持保障机制,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以市场力量作支撑,更重要的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为此,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构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农民主体”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发展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和多主体协同发展,打造了以农业生产与休闲度假旅游为主的新型产业。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政府政策支持撬动了村庄沉睡资源,促进资源化资产;市场力量下乡经营村庄资源促进经营市场化,带动了更多资本下乡;政府支持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促进了收益均衡化,从而推动了农民生活富裕。进一步分析鲁家村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是村庄发展的根本遵循,发达的县域经济是资本下乡与人才回流的经济基础,而农民主体性的觉醒与发挥需要领导者的带动与引导。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产业振兴路径研究——基于一个药材专业市场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在于农业产业化,其重要实现机制是以专业市场组织农民,形成有竞争力的地方产业。通过对中部农村一个药材专业市场的调查,分析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专业市场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社会经济效应。专业市场形成的基础是在地域范围内围绕产业链发展形成农户主导的专业分工,而产业发展服务于小农的条件,也是小农支持产业发展的前提。专业市场的形成过程有不同阶段、不同层次,涉及农民、村级组织和地方政府等主体。村民精英带动形成自发性的基层集市,村级组织建设地域性市场,地方政府扶持建设全国性专业市场。专业市场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产生了综合效应,表现在农民家庭、农村社会秩序及城乡关系三个方面。研究发现农业产业化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专业市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市场组织形式,在农户和集体发挥作用的基础上优化市场体制机制,从而促进产业就地化发展,实现产业振兴的目标。     

从“城乡失衡”到“城乡均衡”：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就地城镇化实践

产业发展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支撑力量。以鲁西南农村的农业产业振兴实践为例,探讨就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机制。结果发现,鲁西南的农业产业振兴加速了乡村城镇化进程,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成为农民“迁移进城”的替代选择;经营产业与经营家庭过程同构的家庭组织机制、产业配套与日常生活需求契合的政府服务机制以及农民转型与村庄发展目标整合的职业化动力机制共同形塑了就地城镇化实践,并实现了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均衡的城镇化发展可以依托于农业产业化路径来实现,关键在于要实现以农民为实践主体和以村庄为建设载体的有机统合。     

“慢城”何以“快干”: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多元共治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后劲与潜力,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因地制宜、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在运用案例分析法、访谈法对S镇国际慢城项目展开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市场、社会在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中协同共治的三维分析框架,指出在组织管理、资源投入和政策指引上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存在规划滞后和项目先行,政府政绩主导下盲目开发、旅游产业与乡村发展耦合性偏离等问题。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应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多方资金的整合机制以及多重利益的协调机制,共同克服管理程序缺乏严格规范、项目投入缺少市场研判、政策指引不力等问题,共同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社区嵌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使用嵌入性理论,从资源禀赋和社区治理两个维度出发,基于产业类型、组织结构和利益联结以及社区治理、社区文化和社区信任路径,解释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形势下,依托社区资源实现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进而构建合作社“社区嵌入”的发展路径。运用上述分析框架分析贵州省麻江县蓝莓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发现当地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直接决定了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产业选择,据此形成的不同产业使合作社在产业结构的嵌入中也有别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村庄治理形成的良好内部信任机制和村庄能人培育是合作社社区嵌入的重要内生动力。目前脱贫地区合作社发展尚未达到理想状态,未来更要重视合作社发展与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和社区治理结构的嵌入性,依托禀赋定产业,培育能人促发展,同时适时开展联合发展,以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提质增效。     

基于主体与要素耦合性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选择

产业振兴是发展乡村经济的根本之策。从乡村产业的发展历程看,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以农户为主的“合作社”模式,以市场为核心的“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以政府、农户、企业多力量联合的“政府+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和以政府为核心的“产业园区”模式。根据不同发展模式要素需求与禀赋结构的一致性,构建“要素 组织主体 利益博弈 产业发展模式”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主体与要素耦合性下产业发展模式的形成机理,即在要素与主体耦合下资本形成,在资本形成与利益博弈匹配下产生异质性产业发展模式。基于其耦合性并根据具体案例探究“主体 要素”的产业发展模式选择框架,为乡村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发展模式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实现资本与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利用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调研发现,农村资源及其支配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受限于市场交换互动模式的有限适用性,资本主体无法与农村资源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因而难以自行整合农村资源。村社组织具有“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可以灵活对接资本主体与农村资源主体。由村社组织主导农村产业发展时,可以将“资本整合农村资源”的过程转化为“村社组织整合资本与农村资源”的过程。村社组织一方面可以依靠利益互嵌实现与资本主体的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实现与农村资源主体的灵活对接,进而充分整合资本和农村资源,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主导作用。     

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初探

在后扶贫时代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巩固和提升产业扶贫成果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有积极意义。在论述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与价值基础上,提出政策-要素-利益的融合分析视角,并结合广西P县个案"扶贫车间"的回访调查,分析政策、要素、利益三者在产业衔接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在后扶贫时代,通过强化政策保障机制,使扶贫产业的政策投入作为输入型资源,从兜底扶持转变为激励策略,从项目制打造扶贫产业点到政策集合助力培育和布局核心产业;建立要素融合机制,增强产业竞争力应当引导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依托区域市场提升产业链拓展功能,实现产供销有效性整合;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强调产业振兴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政府、企业、村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均衡和共享。过渡期的有效衔接将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效能提升,在诸如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条拓展、利益均衡分配以及产业发展基础性制度建构等方面呈现出积极效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导向存在地区差异性,其最低目标在于维持劳动力的有效就业,保持集体经济的活力以及实现农村生产要素资源的有效利用。     

地方国企参与乡村振兴合作治理机制解析——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

超大城市郊区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类型,其振兴路径尤其是产业振兴的经验对于广大乡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示意义。本文聚焦地方国企参与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合作机制,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政府一元主体结构,以股权为纽带,构建起政府、地方国企、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组织机制,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但“百村”模式作为将行政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载体,其治理在实践中仍表现为一种“作为管治的治理”。由于缺乏合作治理理念的价值引领,各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搭便车问题使得地方国企尚未完全发挥其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走向合作治理”可以被视作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体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取得认同、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在此理念下,需从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三个维度着手进行全面优化,真正将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尤其是地方国企的活力,实现乡村产业更有效、更全面、更充分的合作治理。     

牵引式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与农民主体性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农民主体性的有效激活。而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核心议题, 是以体制机制变革达致还权赋能。为深入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激活农民主体性的作用机理, 研究以利益牵引为视角,以还权赋能为主线,着眼产业发展与农民参与的双向互动,建构了基于“契合度—参与性”的牵引式治理分析框架。以陕西省礼泉县 Y村为个案,以产业发展激活农民的主体性,关键在于构建牵引式治理的衔接机制、参与机制、共赢机制和培育机制。而理想型牵引式治理的迁移扩散,需要实现乡土逻辑、利益逻辑和制度逻辑的有效契合,实现产业的嵌入与融合,强化农民的组织和参与,落实多方的合作与共赢。     

经济社会变迁与农民伦理变革:湖北S村农民合作的个案研究

接续韦伯命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的影响的争论,以湖北S村为关键案例,考察在农业经营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小农的心理境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其如何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及民众互动,以及在此前提下,农民合作的产生、机制及其担纲者等问题.案例显示,村庄政治能人虽然能以对政治逻辑的熟练把握吸引国家外部资源注入,但是当其将政治逻辑导入村庄内部时,导致了村庄社会团结的瓦解与村庄秩序的紊乱.而浸没在社群伦理之中并且深谙农民合作在市场中重要性的民间精英,则一方面将个体农户带入现代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觉维持社群伦理、维护社区利益.S村案例提供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农民伦理变革一个解答,也暗示了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以及伦理秩序、集体意识变动的可能影响.     

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组织形式——固原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启示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农业组织形式和经营组织制度。笔者通过分析固原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特点,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实现生产要素重组,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维护农民利益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组织效能。     

基层政府发展村庄产业的“经营平台”机制——以X村旅游开发为例

以贵州省L县X村的旅游开发为例,探讨基层政府发展村庄产业的“经营平台”机制及其逻辑,将“经营平台”机制看作基层政府保持适度自主权的努力。在推动村庄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基层政府集中体制内资源与村庄社会合作,合力将村庄打造为带动各方市场参与的“平台”,并保持平台稳定运行,尽可能提高平台交易量并从中抽取“平台利润”,形成一种“经营平台”的治理机制。这一治理机制使得基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规避体制-市场-社会三重结构的约束,保持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权。“经营平台”是基层政府集中有限资源应对制度约束的结果,它在推动村庄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回应多方诉求,也满足政府自利诉求,但却弱化村庄治理能力,放大经营风险,加重体制负担。     

博弈逻辑视域下产业集群长效发展机制探析——以毕节小坝汽车产业集群为例

毕节试验区小坝汽车产业集群是以贵州力帆时骏振兴集团为龙头企业,通过以商招商形成的汽车产业集群,合作企业和龙头企业之间存在直接的利益竞合关系。通过合作博弈分析探讨了如何保障龙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如何兼顾各合作企业作为利益共同体的个体利益;如何保障产业集群支撑点——政府的利益诉求。龙头企业、合作企业与政府的利益均衡,是小坝汽车产业集群和谐、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党的引领、区域优势与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基于湖北省“党建引领·活力村庄”的调查研究

党的引领是贯穿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是以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以"区域"作为乡村振兴的调查和研究单位,将"村庄"放在区域视角下审视,提出党的引领与区域优势相融合的乡村振兴路径。乡村振兴中的区域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农民、市场等主体优势,土地、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优势,因靠近城市、经济发达地区、交通枢纽等地区而获得的区位优势。应以党的引领确定乡村振兴的战略地位和主导方向,运用思想引领、组织引领、群众主体、要素融合、特色产业驱动等机制,依托区域优势资源条件,注重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选择最适合的乡村振兴路径。     

产业振兴：村集体产业主体的融合发展机制分析——以安龙县红旗村发展红托竹荪产业为例

村集体产业发展主体包括政府、村集体组织、企业和农户。在欠发达地区，村集体产业多源自政府产业扶贫项目，前期主要由政府主导发展。对安龙县红旗村发展红托竹荪产业的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阶段，必须依靠多重主体融合发展才能实现乡村产业发展。具体体现为：政府要转变角色和职能，由主导发展变成辅助发展；村集体要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强调自主性；产业发展要依靠市场运作，企业市场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发挥农户参与经营可以避免产业发展方向出现偏差，强调农户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主体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