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与时代意义

黑格尔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继承和超越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逻辑是:家庭(伦理性与实体性的统一)——市民社会(伦理性与实体性消失,个体独立性得到彰显)——国家(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相统一的伦理和精神);其运行逻辑是: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个人需要升华为社会需要,个人的特殊性升华为市民社会的普遍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个人私利的战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道德图景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市民社会"是精神发展的中介环节,既非真实的历史社会形态,亦非道德学意义上的完美社会,其本质上是"个人私利的战场"。市民社会所塑造的道德图景是分裂的"伦理上蜕化的景象",它将原本在"伦理世界"中统一起来的个体与实体分离开来,从而使得伦理生活方式"从实体出发"走向"集合并列",个体主义伦理、契约伦理与制度伦理等成为规范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建基于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伦理形态就是各种道德价值糅杂而成的混合体,彼此竞相为之提供道德基础而又互为犄角,这样拼接起来的现代性社会注定就只能是"一幅个体化了的冲突图景"。黑格尔的这一思维路径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伦理形态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黑格尔 “ 市民社会” 理论之奥义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提出了一个与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概念，这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创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达到对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现代性的进步性及其危机。市民社会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标志，它的两端即个人自我利益的特殊性和“需要-劳动”体系的普遍性互相交织，首先体现为伦理的丧失，但在其演化中又能回复伦理性。理论教化和实践教化、司法的普遍性公正、同业公会作为有限的具体普遍性对贫困和贱民问题的纾解，都在逐渐回复现代社会的伦理性。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挖掘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奥意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既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历史进步意义，把它描述为一个具有无穷可塑性又不断实现人们的现代自由的场所，又直面现代性的内在弊端，还指出只要生活于市民社会中，其弊端和困境就会始终存在，但是现代国家必须为消除弊端作出努力，而不能放任和漠视。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它促进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个人自由的确立。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危机和挑战。黑格尔最早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批判了现代性,主张以理性取代知性,以伦理国家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共产主义社会代替伦理国家。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现实王国与伦理世界——浅析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两种分析

以“从激进到保守”来解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前后分析似乎不妥。对比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所采取的不同视角,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在《精神现象学》中所采取的是跟随意识的各个形态、观看一般的意识如何逐步走向科学的方式;在《法哲学原理》中则采取的是科学的、概念式、体系式的思想的方式。按照第一种方式,黑格尔将市民社会描述为一种异化的“教化的现实王国”。按照第二种方式则将市民社会理解为绝对精神的显现,因此它是“以概念的方式”将市民社会把握为伦理世界。     

论黑格尔“ 伦理地塑造人” 的教育观

黑格尔将教育学视为使人们合乎伦理的一种艺术,并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地塑造人"的教育观.首先,"伦理地塑造人"的教育是除去"自然的质朴性"的教育.黑格尔认为,教育在本质上是伦理性教育,作为人类自我完善的中介,教育超越个体自然本质,促使人从简单的自然欲望向着具有自由精神和普遍伦理精神的存在者发展为目标.其次,"伦理地塑造人"的教育是实现自我解放的教育.黑格尔认为,教育是获得自我解放和自由的基础性环节,通过教育,人能够从消极无我或者恣意妄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教育即是对人进行道德教化,以培养合格公民为旨归,而一个合格公民即是获得自我解放和拥有自由的个体.最后,"伦理地塑造人"的教育是立足于伦理共同体的教育.黑格尔认为,个体的道德实践只能从家庭、民族和国家等诸种共同体的现实伦理精神出发,教育只有立足于并依托于伦理共同体,才能培育健康的人性和优良的品性,才能展开其促进人的公共性普遍伦理精神成长的实践图景.     

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

伦理实体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并充分阐发的重要概念。在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中,伦理实体是由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诸形态构成的辩证发展的体系。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是过渡的和否定性的伦理实体;国家是复归的和否定之否定的伦理实体。在伦理实体的这三个结构中,都存在着由“伦理的实体”蜕变为“不道德的个体”的可能与危险。伦理实体的概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伦理—道德悖论,要求进行道德哲学的转向,由对个体伦理、个体道德的关注,进展到对实体伦理、实体道德的追究,建立以个体伦理—实体伦理为二维坐标的道德哲学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     

黑格尔国家理念述要

对于国家的哲学反思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以自由贯穿于法哲学的各个环节,黑格尔主张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自由的理念只有作为国家才是真实的。透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辩证性的逻辑运动过程,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统一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的伦理精神。作为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总体,国家是地上的神物;国家不是历史上的现象,而是关于客观精神的理念;国家统摄并高于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它们的真实基础。黑格尔的国家是理性与暴力的统一体,它是保守的、更是暴力的,具有集权主义的印痕。     

黑格尔伦理秩序的三重维度

黑格尔认为,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根据在于作为伦理实体的"善",伦理秩序只有体现"善"才是合理的;伦理秩序的实质内容是伦理关系的结构性存在,在横向上表现为现实社会结构中的伦理关系客观性、必然性及其展开,在纵向上表现为伦理实体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三个环节上的有序的辩证发展;意志自由不仅是人的存在本质,而且是伦理秩序的基本价值诉求,作为整体的伦理秩序是自由的伦理秩序.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并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并且决定政治国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认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谱系学分析

"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和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起点,在"市民社会"概念的背后隐藏有多种思想渊源和理论含义,真正的市民社会概念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开始形成的,并通过洛克、孟德斯鸠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在黑格尔那里确定为一种包含内在张力的特定范畴。马克思从颠倒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入手,逐步将理论出发点确立为"物质的生活关系",并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论黑格尔伦理学的几个突出创见

较传统伦理学之仅仅讨论价值领域或礼风民俗,黑格尔的伦理学关注远为宏大的视域,它是对人类整体的自由生存的集中探讨,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许多突出创见。在黑格尔的伦理法哲学中,在历史上和学术上被割裂的各个概念和领域,比如伦理和法,被完整地统一了起来,使伦理成为一种全整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大大地扩展了伦理学的领域;他丰富了伦理学的内涵,以"精神"统一了伦理意识和伦理现实,将权利和需要作为伦理的基础,并系统地阐述了伦理的辩证内涵;他厘定了道德和伦理的差别;他将伦理视为自由的实现,将自由视为伦理的目的;他将伦理的真谛指向了由自由意志所塑成的普遍性——共同体精神。     

从“分离”走向“和解”:黑格尔古希腊悲剧观中的“命运”思想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从古希腊悲剧中汲取营养并提出"命运"的观念。"命运"作为一种否定运动本身已经暗示了"分离",其表现在伦理实体的美好个人全体性沦陷在否定的必然性之中,同时在更高层次上通过对命运的承认个体又能够扬弃分离而达到"和解"。黑格尔的这种"命运"观念与其历史观是一致的,并且在其早期神学著作中体现出了某种预示,这也是黑格尔哲学中神学性的体现。     

伦理道德的西方精神哲学范式

人类精神世界的对话和理解必须发展求同别异的问题意识和文化能力,其中"求同"是出发点,以便在万种风情中发现精神世界的终极目的和文明天命,"别异"使人们面对异域风情的魅惑敏锐地洞察"西方问题"与"中国问题",而不致"西方人生病,中国人陪着吃药"。在西方文明史上,黑格尔以"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图式,建立了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范式。"黑格尔范式"既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哲学范式,又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范式,因为它是西方文明史与精神史的现象学呈现。"异乡人"问题,是内在于其中的"西方问题",在"异乡人"的伦理驿站,中国西方精神哲学分道扬镳,因为"异乡人"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在精神世界的中国风情中,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问题",是伦理家园和伦理能力问题。     

市民社会之于国家现代性的决定性意义

现代国家的基础是国民发达的主观自由。黑格尔对此的理解与一般自由主义者不同,他区分了国家和市民社会两个领域,将主观自由分别视为市民社会的第一原则和国家的第二原则。因此,主观自由也可分为对应市民社会的"主观自由I"和对应国家的"主观自由II"。虽然构成国家基础的是"主观自由II",但保障国家现代性的却是"主观自由I"。尽管黑格尔以没有主观自由为由将亚细亚排斥在现代国家之外,但是同时又给了市民社会以培育主观自由的功能,这就为亚细亚通过市民社会来建立现代国家提供了可能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域中的交往与共产主义

在黑格尔将特殊性原则主导的市民社会趋向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伦理统一的国家看作必然性的地方,《论犹太人问题》时期的马克思则看到了"国家不能挽救市民社会于自身之中",并且"国家的秘密在市民社会之中"。因此,马克思开始从市民社会内部探索自由的障碍以及自由的实现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将自由的障碍以及自由的实现表述为劳动异化、私有财产异化以及造成这一异化的深层根源的交往异化和"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     

政治哲学史中“市民社会”概念之嬗变——从卢梭到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发展历程

卢梭通过布尔乔亚批判地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对即将出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古典主义的批判运用,这是辩证法在政治哲学史中预见性的、非自觉的运用。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理论中,以自由为伦理基础的市民社会概念最终通过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被置入了历史主义体系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中统一了革命性与抽象性的辩证法,最终使得市民社会跨越物质自由与伦理自由成为可能。市民社会本质的此岸性,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现实关系最终随着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彻底运用而被揭示,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被把握为论证人类从异化现实解放的历史环境与物质基础。     

马克思对黑格尔行政权思想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立足于市民社会,剖析了黑格尔的行政权思想,揭露了官僚政治以维护普遍利益的面目维护特殊利益的本质。马克思阐明,市民社会存在着私人利益冲突,同业公会是维护共同利益的虚幻形式,建立在同业公会基础上的行政权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官僚政治。马克思批驳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行政权同一的论证,提出了克服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铲除官僚政治、建立体现人民主权的行政权的初步构想。马克思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西方政治统治的弊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国家高于社会"超越"社会先于国家"——黑格尔对古典自由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的批判

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社会先于国家",认为国家产生于社会和个人利益的需要,这一理论既没有准确把握和揭示市民社会的现代内涵,同时也遮蔽了国家的伦理价值.在法国大革命和普鲁士王国分裂现状的影响下,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明确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现代内涵,并主张"国家高于社会",认为市民社会必须通过自我扬弃,上升到国家阶段才能克服自身的矛盾,实现个人利益特殊性和国家伦理普遍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