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分析的方式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了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节作用。通过层次回归以及调节效度检验发现：（1）工作-家庭冲突中WIF时间冲突、FIW压力冲突以及WIF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2）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3）通过回归分析也证明了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三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指出通过企业帮助、政府支持及农民工自身调解可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老年人家庭付出回报不平衡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家庭生活是老年人生活的核心，因此理解老年人的家庭压力是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付出回报不平衡理论（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 ERI Model）是目前有关压力最为流行的理论之一，大量研究发现ERI能影响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但老年人家庭ERI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仍不清楚。本研究结果表明：（1）老年人家庭ERI能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该路径的直接效应占总体效应的58.7%；（2）社会支持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21.9%；（3）社会交往掌控感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10.7%；（4）社会支持通过社会交往掌控感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二重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8.7%，所有三条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占总体效应的41.3%。     

对“Easterlin悖论”的解读——基于农民工的视角

基于CHIPs调研数据可知,农民工收入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同样表现出“Easterlin悖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农民工幸福感起正向作用的并非家庭收入本身,而是扣除生活必要开支后的剩余部分,说明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并不止步于基本需求的满足。（2）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严重损害其幸福感,但随着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其损害程度会逐步降低;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仅负向影响低收入者的幸福感。（3）收入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关注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城市居民、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均不利于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作用并不显著,说明他们并不将同村村民视为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4）当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诉求,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流动方式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作用明显。     

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综合效果评估

运用2008年《教育救助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流动》专项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具有较高的收益率,甚至高于学校教育的收益率,但只有中高等级培训才会产生显著的收入效应;（2）培训与否以及不同层次的培训,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稳定性均未带来显著影响;（3）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在对主观幸福感及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GINI系数、熵指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婚姻、住房、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增长、财政公共支出、城镇化率也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分组群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技能匹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就业质量的视角

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推动作用。文章使用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就业质量的角度分析工作的技能匹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从事技能匹配的工作能够显著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并能够提升个体获得幸福感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和女性个体技能匹配所带来的幸福效应要强于东部和男性个体。机制分析表明,工作的技能匹配是通过影响个体情绪和自我认同感来影响其幸福感。     

农民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为了探究农民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在对38位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进行探索性研究,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发现,生存需要、人际氛围和成长发展是影响农民工工作幸福感的3个主范畴,其中生存需要包括工作时间、物理环境、员工薪酬和食宿条件4个子范畴,人际氛围包括老板关心、同事关系、客户认可和业余活动4个子范畴,成长发展包括工作内容、发展前景、上升空间和学习机会4个子范畴。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医学生自我控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生活节奏和兴趣爱好的作用

在福建省某高校选取704名医学生,采用自编人口学变量问卷、自我控制量表、生活节奏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问卷测试。结果发现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511,P＜0.01）;自我控制与生活节奏呈显著正相关（r=0.494,P＜0.01）;生活节奏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r=0.409,P＜0.01）。自我控制水平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41, P<0.01),自我控制水平能够正向预测生活节奏(β=0.49,P<0.01)。生活节奏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22,P<0.01)。生活节奏在自我控制和主观幸福感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1059,占总效应的20.7％。兴趣爱好在自我控制和主观幸福感中起到调节作用（β=0.084, t=2.73,P<0.01）。     

大学生幽默风格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选用幽默风格量表（中文修订版）、社会支持评定量表、Campbell幸福感量表对39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四种幽默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均具有预测作用;（2）社会支持在嘲讽型、亲和型、自贬型幽默与主观幸福感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3）亲和型幽默、自强型幽默对提高主观幸福感起到积极作用,而嘲讽型幽默、自贬型幽默不利于主观幸福感的提高。结论是,社会支持在幽默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抽样调查数据

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问题,以北京外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基于抽样调查数据,在问卷量表的基础上构建了就业满意度指数,分别分析了农民工背景信息、工作情况、收人情况以及主观感受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揭示了多种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影响就业满意度的高低,特别揭示了收入增加和收入公平性,是提升就业满意度的重要手段。     

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边界及其机制

对国内外有关金钱与幸福感关系实证研究成果的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金钱和主观幸福感（SWB）的关系是一条呈边际递减趋势的曲线;金钱和幸福感之间有显著但微弱的相关;收入增加并不能保证幸福感的增加;影响个体幸福感的主要是个人的金钱欲望和社会比较（收入排名,社会地位排名）、物质主义、适应水平、品味能力以及消费方式等;金钱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有时可以起到社会支持作用（如镇痛效应）,可以影响人的自尊水平,但也会增加对他人的排斥感,减少助人行为。     

新老世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特点——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一直为学界和国家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6—2021年)共15年的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获得、社会保障、社会参与、本地人认同四个方面的变迁进行分析。本文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结果发现,随着国家不断出台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各项措施,农民工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社会参与、本地人认同水平方面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在就业稳定预期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没有显著改善。在分离了生命周期效应的世代效应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要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其就业稳定性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并未相应提升。“80后”新生代农民工尤其重视各类社会保障,相比较而言,新世代农民工的“高收入、高本地人认同”与“低稳定就业、低保障水平”之间的矛盾性值得关注。     

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安全感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幸福感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为考察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反应曲面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大学生安全感和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作用。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阶层能预测主观幸福感，安全感在主观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中介作用；（2）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社会支持的调节。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个体的安全感和社会支持等心理层面的因素。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以下简称CSS(2015)]的数据验证了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 农民工对养老保障满意度越高, 社会冲突意识越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养老保障满意度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 而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4年数据,并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将农村公共服务分为农村生活条件、农村医疗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农村生态环境、农村文化设施、农村教育设施、农村社会保障等七个方面,实证考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一定会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前提条件是满足农村居民需求,即有效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如农村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的实证结果。2)农村生态环境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生态指标的系数与预期相反且不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污染企业有"污染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效应,且后者大于前者。3)农村社会保障的提高、农村生活条件、农村文化设施和农村交通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其政策含义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契合农村居民需求;地方政府对于现有的污染企业短期内不能实施"一刀切"强制性关门政策,要解决好农村居民就业和收入问题;进一步提高欠发达地方的公共服务供给财政支出。     

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选择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可分析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以及两者交互项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就业于离乡的大城市能促进农地流转,而且非农就业时间越长、非农就业工资越高对农地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程度越强,越能增强农民的流转意愿。农民选择参加不同类型的基本医疗保险会对农地流转产生不同影响:参加新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新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倾向于流转农地,但影响不显著;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在新农合"枷锁效应"的作用下"锁定"在农村生产活动中,从而显著地抑制其流转农地。非农就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交互项表明,非农就业会有效缓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民的"枷锁效应",而且随着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农民向省外大城市转移,使非农就业压力缓解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基于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2011年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西北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总体满意,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收入水平、阶层地位、收入分配公平感、生活水平比较、地位变动感知以及地位决定因素认知等变量上差异显著。经济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自评较高或自我感知地位上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效应。职业身份为干部和教师、拥有农用货车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较高。不同收入阶层依照不同参照群体的经济地位构建主观地位结构,且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差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