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机制泛化——河长制制度再生产的一个分析维度

河长制是一项由地方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治水方略,在水污染治理中彰显了治理绩效。当前,河长制制度再生产中出现了治理机制泛化现象。不少地方将“长制”模式视为解决突出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通用良方,沿着河长制轨迹出台了很多类似“长制”。河长制本身的示范功能与治理绩效辐射、常规治理机制失灵、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增长诉求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治理机制泛化现象需要加以审视,它可能导致基层政府疲于应付、公众力量被忽视、治理绩效“内卷化”以及“南橘北枳”效应等风险。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激活社会力量,发挥公众的主体作用。就政府系统本身而言,需要强化科层部门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其治理能力。     

谈金融市场中的产权“异化”

随着信用在金融市场中的不断膨胀 ,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 ,金融市场中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互相脱离 ,导致虚拟经济在为实体经济提供多重融资渠道的同时 ,又成为金融动荡、世界性金融风险升级的“祸首”。本研究提出产权“异化”这一概念 ,认为虚拟经济负面效应扩大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异化” ,即价值产权逐步脱离物质产权 ,形成独立于物质产权的运动方式 ,在一定的程度上支配着甚至对立于物质产权。因此 ,遏制和防范金融风险应从产权 ,尤其是价值产权入手 ,从宏观和微观两层面寻求产权治理机制和治理措施     

发展型治理：中国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建构及其运行机制

集体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案例村集体经济“两因素三阶段四主体”的考察，发现集体经济治理的独特规律在于“发展型治理”，即发展优先治理，治理服务发展。具体而言，在集体经济兴起阶段，各主体以发展为第一追求，并形成产权模糊和政府支持的状态。发展阶段村民的权利诉求并不一定能打破村级组织与地方政府的二元合作主导状态。但是，随着中央价值引导以及对产权清晰化的推动，倒逼集体经济进入治理体系变革阶段。“发展型治理”的实现得益于三大机制的有效运行，即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不同阶段的错位支持，集体产权在不同时段的差异性配置以及国家对社会价值的强势性政策引导。未来，需要进一步正视农民权利诉求，转变政府支持方式，推进集体经济组织内生能力建设。     

河长制助推流域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河长制是生态文明背景下为加强河流治理而探索出来的创新机制,党政领导担任河长统筹负责、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合作的治水模式与流域治理现代化的理念相契合。随着河长制的全面覆盖,流域治理正从“九龙治水”的分立式格局向高度统一的整体性格局转变。但立足于现阶段的国情水情,河长制的推行仍面临着法律缺位、组织架构不合理、运行条件滞后及考评标准不明确等难点堵点。为了肩负起新发展阶段推动流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运用法治思维,从立法健全、组织协同、运行保障和考核评价四个方面对河长制进行制度变革,激发河长制在流域治理领域的效能,加快构建现代化治水格局,描绘“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现代股份公司在中国规范化发展研究

作为股份经济运行的载体，现代股份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机制即法人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法人组织形态、法人产权安排、法人治理结构三方面内容。在我国，股份公司的规范化发展，应着重解决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层次及国有股权配置、“新三会”与“老三会”关系、代理经营者的职业化诸问题，建立和完善对代理经营者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     

对公司制企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思考

至今有关法人治理结构的规定未能解决公司制企业内部约束机制问题，构造出资产所有者对资产支配者有效的控制的内部机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法人治理结构：在明确产权主体代理机构、国有资产分散化的前提下，使企业的产权结构多元化，在公司内部形成“三权分离”的局面，股东会的作用主要对风险的承担，由职业经理独立承担经营权，各产权主体的代表在董事会中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监控与评价。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超产权论与我国国企竞争环境的培育

超产权论认为企业产权改革只有在竞争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是竞争促使企业改善治理结构，创造良好绩效。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协调好产权、竞争、治理机制与绩效的相互关系，在推动产权改革的同时，更要注重加速市场化建设进程，塑造竞争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革经营者管理制度，培育企业竞争的良性环境。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之路的现实选择

改变国有大中型企业“先天不足，后天贫血”的出路在于寻求和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借鉴并改造西方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产权约束机制和利益驱动机制的双重效应，实行以“委托——代理制”与以投入产出总承包的包式投入为内容的“发包——承包经理制”并行的治理结构，从而把产权的软约束变为硬约束，并重构国有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唤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基于江苏、湖北、宁夏三省(区)106个村庄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建反事实框架,实证分析了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河长制显著地提升了村域河流治理的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而对经济绩效未产生显著影响,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依地理区位、村级河长权威、河长制推行时间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河长制可以通过增强激励问责、提升环境规制与促进公众参与三种渠道影响村域河流治理绩效。上述研究为河长制全面推行这一主题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河长制在末端场域的治理效能提供了政策启示。     

“私有共治”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内在机理——以浙江省M村水田治理为例

“私有共治”是产权与治理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是一种具有良性自主治理能力的集体行动模式，通过“公共利益”等公共性元素的存在及作用机制，实现了形态上的“自由人联合体”，从而达到共益共赢的治理效果。分析传统时期农村水田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个案发现，共同利益、权威主体、自主组织、共享规范是开展“私有共治”集体行动的条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权变机制是形成民间社会自治规则、实现有效自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未来，应在吸收传统的“私有共治”的治理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和功能，引导他们通过创造条件、创设制度、创建机制等开展自主治理，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产权制度变迁、公司治理结构与经济绩效--捷克与俄罗斯比较研究

俄罗斯和捷克在证券私有化方式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私有化方式形成了不同的产权结构。俄罗斯形成了典型"内部人"控制,捷克则是作为外部人的投资基金分散持有企业的股份。不同的产权结构又导致不同的治理结构,进而对企业的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     

网络社交中的表情包传播优势、传播失范及治理对策

表情包在当今网络社交生活中因为具有醒目性、求异性、社交性、便捷性和利益性等特征而广泛活跃于各大平台,但是也存在一些传播失范现象,带来传播低俗文化、传播攻击性文化以及侵犯肖像权等问题,借鉴“河长制”治理模式对表情包传播中的失范问题进行规制。研究认为,“河长制”治理模式既强调统摄各个环节以建立首尾衔接、环环相扣的治理链条,藉此形成对表情包的闭环治理,又强调综合运用法律监管、技术监管、行政监管、自我监管等治理手段,藉此形成对表情包的协同治理。研究还认为,应当由相关政府部门担任表情包“总河长”,统筹管理表情包的有序发展;表情包制作者、使用平台及大众担任“河长”,分别从源头管理、过程管理、全民监督等方面对表情包进行有效治理,从而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社交环境。     

“项目进村”对村庄治理机制的重构

“项目进村”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理论,结合安徽省YQ乡的案例分析,解读“项目进村”何以成功,并分析生产型治理对乡村治理机制的重构。研究发现：生产型治理通过发挥科层机制与合约机制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项目的交易成本,实现“项目进村”;当合约机制的交易成本更低时,就会引致对科层机制的替代,但是当交易的非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选择科层机制。科层机制是村庄“有项目”的基础,而合约机制的嵌入能够避免科层机制治理目标的异化,使得进村项目“得以落地”;合约机制是项目内生性嵌入村庄的过程,而通过与科层机制间的协同,能够避免合约机制治理能力的弱化,使得落地项目“得以持续”;通过生产型治理,可以从治理主体、产权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打通乡村治理的关键痛点,为“项目进村”打下坚实的治理基础。     

河长制推行中农村水环境治理的 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探寻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既是对农村水环境长效治理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河长制”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对实现宏观层面农村公共事务的“善治”有重要驱动作用。依据参与式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按照公众参与程度不同,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分为决策型、管护型、改善型及监督型四种类型。通过对江苏农村地区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四种参与类型所对应的典型参与模式：村庄磋商小组、民间河长、以河养河与互联网+河长制。研究发现：四种模式各有优劣,参与主体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公众主体认知强、村两委大力支持的村庄适宜村庄磋商小组模式;治水氛围浓、双河长合作能力强的村庄适宜民间河长模式;市场化程度高、公众经营能力强的村庄适宜以河养河模式;数字化程度高、干群互动频繁的村庄适宜互联网+河长制模式。就农村水环境的善治而言,公众参与边界仍需平衡,只有实现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良性互动、正式与非正式途径的适度平衡,才能使河长制推进中持续吸引公众有效参与。     

西部自然资源产权问题浅析

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西部地区具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实施，加强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产权问题的研究很有必要。西部自然资源及其产权现状存在问题很多，西部自然资源产权改革应有自己独特的原则与途径。     

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我国多数转制公司中 ,法人治理结构还很不完善 ,目前还存在较多问题 ,其主要根源 :一是公有产权不明晰 ,产权主体缺位 ;二是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 ,非国有股比重过低。因此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采取的基本对策 ,主要包括实现国有股权代表到位和公司投资主体多元化 ,并建立职工持股制度 ;进一步理顺“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 ;强化法人治理结构的监督与约束机制等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改善高校校办产业治理机制的探讨

本文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原理分析了高校校办产业发展过程中治理机制上存在的问题 ,对实施“一校两制” ,事企分开 ,明晰产权 ,转化机制等内容作了初浅的探讨 ,并对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 ,开展界定产权以及产业改制、改组等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思路     

论企业产权明晰化的基础

本文认为明晰企业产权的基础是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只有基于多元的产权主体,才能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是企业行为约束由“外在化”向“内在化”转移的“临界线”,也是国有企业真正实现“四自”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