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地纠纷的基本形式及化解路径

当前农地纠纷主要包括农地流转纠纷、农地征用纠纷、国土整治纠纷、农村建设用地纠纷四种形式。当前农地纠纷多发与相关政策法律变动和农地利益释放等因素有关。化解当前农地纠纷的关键在于继续完善农地政策和法律制度、构建合理的农户利益平衡机制和严控分利集团分食农地资源。     

农村土地流转中基层权力主体的作用

中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后,有些村没有集体经济组织,需要由村民委员会来行使与土地相关的经济职能。土地事实上是乡村干部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一种非市场资源。在明确农地所有权、稳定农地承包权的基础上,放活土地经营权,强调对农户农地流转过程的规范和监督。在基层权力主体中,充分发挥与农户联系最为紧密的村民委员会的基础性作用,并努力实现村民委员会协调其他多元主体作用的发挥,共同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保护农户农地流转权益。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成因与对策

近年来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日渐增多,其中农户间基于自愿流转而引发的纠纷尤为引人注目。此种纠纷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即国家农业政策突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民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为妥善解决此类纠纷,应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受案范围——兼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二条

从规则层面来看,2009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从正反两方面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受案范围特定化,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有法可依。但是,结合实践不难发现,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受案范围的立法规定与农民权益保障需求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从应然角度而言,应根据农地征收补偿纠纷的不同类型将特定类型的农地征收补偿纠纷纳入仲裁的受案范围。同时,应当将村民资格纠纷作为一类独立的受案案由加以规定。     

农地纠纷的成因及其对策思考

农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直接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我国农地纠纷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的发展。本文阐述了我国农地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分析了农地纠纷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农地纠纷的对策,对推动农地制度的改革,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稳定,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研究

现行法律对村民委员会定位有不足，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中对村民委员会应重新定位，以理顺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应按照法人理念确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应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一样。法律应明确规定村民会议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股东大会。由于每个行政村兼有社区和生产单位的两重性，村民会议不仅对村内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最高发言权。同时，对村内公共事务也享有最高发言权。村民会议应由村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对一些涉及村民委员会干部自身利益的村民会议，比如审议村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评议村干部的村民会议，尤其是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特别是罢免村民委员会主任的会议，如果仍由村民委员会主任主持，难以保证村民客观、公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村民委员会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董事会，村民委员会主任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执行由村民会议交办的各项经济事务；作为社区的自治组织，一如城市居民委员会，处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这样，在法律上就理顺了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村民会议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从而确立了村民委员会应有的法律地位。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破解农地制度悖论的有效路径

稳定农地承包关系是农地制度安排的大局,但农地调整是制度公平的体现和农民利益的选择,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安排蕴涵着农地调整的逻辑必然。农地制度稳定与调整的制度悖论解决需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     

中国农地发展权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中国农地发展权制度安排的缺陷,使得诸如农地发展权的归属、红利分享的利益平衡、失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等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要建立中国农地发展权利益协调机制：基于农地发展权的性质和国家宏观战略的考虑,非国有农地的发展权应当由国家统一行使和管理;确立农地发展权各方利益的兼顾原则,农地开发所得红利不仅应当妥善照顾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而且应当惠及区域内未获得开发机会的农地权利人;消除土地增减挂钩制度中的土地财政动因,建立并共享农村地籍数据库和农民对政府实施土地增减挂钩制度的绩效评价机制;藉由农地开发红利设立农民市民化工程基金,发挥创新思维,赋予征地政府和开发者妥善协调农民市民化的辅助义务,从而快速有效地解决农民市民化。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农地征收补偿价值构成及主体关系重构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实物期权理论和博弈论为基础,确定农地征收补偿价值由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实物期权价值及博弈价值5部分构成;从代内、代际公平实现角度,确定农地征收补偿相关利益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失地农民及后代人;从价值充分实现角度,重构农地征收补偿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从价值归属、社会公平及可持续发展角度构建农地征收补偿价值的利益分配模型。     

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与村集体决策

强调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村集体决策对农民意愿的影响,旨在解释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在村务中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发挥直接影响到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其村集体决策作用空间,而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则受到村集体决策的推动和约束。因此,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取决于村集体决策及其所处场域的资源状况。研究通过对粤东两个村庄案例的对比性分析,解读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行动逻辑及作用机理。     

农地闲置治理中的村民互助:地方经验与缺陷补正——以四川省G村为例

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层面对农地闲置的治理问题进行探讨,其研究成果局限于制度构建,忽视了实践经验的重要作用。实践中多数不适宜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流转的地区采用村民互助的方式对闲置农地进行了有效治理,其中,以四川省G村最为典型。该村的村民互助经历了经济关系主导型、血缘关系主导型、地邻关系主导型3种类型的演变。目前,其采用的地邻关系主导型村民互助,包含着相邻居住型和农地相邻型两种实践类型,是一种为克服劳动力之不足而以地邻关系为纽带自发形成的临时性农业生产方式。G村的村民互助虽然在农地闲置治理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部分村民参与意愿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互助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应通过利用村两委和龙头企业提高村民的互助意愿;实施教育服务购买优化农民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理念;借力乡贤调解纠纷提高村民互助的可持续性等途径予以解决。     

人民调解进高校及其改造——解决高校大学生间纠纷的视角

［摘要］由于高校大学生间日常生活纠纷的几何增长，并且多次酿成命案，因此迫切需要对该纠纷予以快速、有效、便捷的解决。而现有的高校调解机构在解决该纠纷时存在着非彻底性、非专业性等弊端，无法满足纠纷解决的需要。课题组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建议将人民调解引入高校社区，并在调解组织的设置、调解人的遴选、调解程序运行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适用的法律依据、受案范围、调解协议的履行等方面对人民调解制度予以改造，使之更加适宜于解决高校大学生间日常生活纠纷。     

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与完善--山东省邹城市村镇人民调解制度调查报告

通过对山东省邹城市村镇人民调解制度的实地调查,总结出新的民间纠纷具有主体多元、类型多样、注重利益、易激性等特点,分析了由镇调解中心、管区调解站、村调解委员会构成的各级组织形式,总结了"十户三员"、"民情恳谈"、"评理会"等制度创新;阐述了现行调解制度产生的原因、优越性;对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定位为基层政府指导下的民间组织、专事调解民间纠纷、合法调解协议书应具有法律效力等修改法律的建议。     

农地流转:政府的视角——一种学术文献的研究进路

政府在我国农地流转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从政府的角度来研究农地流转,主要涉及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定位与职能、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农地流转中的政府行为、完善农地流转的政府途径等方面。通过政府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如何避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怎样处理跨地区的土地流转主体之间的关系、怎么解决政府机制失灵的问题等,仍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试论农地流转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促成了农村“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然而近年来,随着农地流转在广大农村地区兴起并产生新的利益主体,“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呈现出参与主体扩大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新兴利益主体与原有“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的参与者既存在利益关联,又有利益冲突,原有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需要与时俱进进行调整。分析农地流转背景下相关利益主体各自的角色期望和行为方式,基于农地流转的利益关系,将各利益主体置于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框架下,并探索治理的优化,是今后广大农村地区深化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     

人地关系视域下农地闲置的形成机理及盘活——基于川东北F村的个案分析

耕地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农地闲置严重威胁着我国耕地安全,故研究耕地闲置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人地生存依赖关系是理解农地闲置的重要视角。基于川东北F村的个案,对农地闲置特征、形成机理与盘活策略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丘陵地区农地闲置整体上呈现出稀缺增多频现缓解的演变特征。农地闲置特征演变主要囿于人地关系历经了靠地化、半靠地化、非靠地化及再半靠地化过程。靠地化使得村民高度依赖土地,农地闲置罕见;半靠地化使得村民对土地的依赖降低,农地闲置增多;非靠地化使得村民暂不依赖土地,农地闲置频现;再半靠地化使得村民对土地的依赖增加,农地闲置缓解。未来需要牢固树立科学合理利用耕地理念,除要求土地承包商适度保证流转耕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外,还应针对难流转的农村闲置耕地适时启动再分配改革政策,运用政策优势激发靠地和半靠地化村民盘活农村难流转闲置耕地,充分释放土地红利。     

论农地流转中村委会对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路径

目前在农地流转领域,还存在农民对农地流转不积极、流转纠纷频发、农民农地权益受损等现象。农村的发展有赖于农地,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集体农地所有权人的代表——村委会应当认清自身角色,要在"依法、自愿"的基础上有意识地组织、推动农地流转,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实现农地效益。     

产权认知、禀赋效应与契约选择——基于农地流转契约治理的分析

农地流转中,契约的非正式化、短期化以及流转对象差序化与政府政策倡导的契约正式化、长期化和农地规模经营存在一定程度背离。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中农户的契约选择与农户对农地的控制意愿强弱密切相关,农地控制意愿的强弱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户的禀赋效应强弱决定的,而农地产权认知是农户禀赋效应的重要决定因素。文章从农地转出户与转入户的关联性入手,构建了一个“产权认知——禀赋效应——控制权强弱——契约选择”的分析框架,提出波纹环形圈的决策理论,并以减弱农户对农地的控制意愿为桥梁,从调整农户不正确的认知、加快标准化合同拟定、积极发挥村干部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利益权衡的调节作用、加快培育村民主动投入到村级事务及村级产业发展的事业中来的组织性和自治性等4个方面提出治理的思路。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村民自治组织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

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是重建农村社区,而农村社区重建最重要的是发挥好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价值。村民自治组织具有角色定位清晰、体系结构健全、整合多元利益和选拔精英人才的优势,能够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发挥提供公共服务、调解民间纠纷、保护集体财产的作用。尽管如此,当前村民自治组织也存在政治层面的行政倾向严重、组织层面的结构体系涣散、经济层面的治理资源缺失等困境。因此,现阶段唯有合理划分治理边界、明确角色定位,构建村庄组织体系、增强组织能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提高村民参与,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最终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农地产权安全感知为中介

在构建"农地确权—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农地转出意愿"框架基础上,利用山东省实地调查数据,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供给意愿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农地确权对农地供给的影响机理提供理论依据。应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进行核心解释变量、其他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体效应与边际效应分析;建立结构方程,应用索贝尔检验与自抽样检验对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将会提高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及其三个因子(土地调整因子、土地征收因子、流转纠纷因子)的安全感知,而上述中介变量对农地转出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另外,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金融资产价值、农用机械价值对农地转出意愿也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