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视陶渊明为君子吗?——论《爱莲说》对菊花文化形象的改造

陶菊历经千年盛传不衰,以多元形象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为研究濂溪之学的经典文本,其中作者为“君子”和“隐士”赋予了新的内涵,菊被比拟为“花之隐逸者也”,同时,莲被推崇为“花之君子者也”。自此,“菊”原本盛行的君子面目被“莲”所遮蔽和替代。隐士菊与君子莲,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历史组合。观此文化现象背后,周、陶二人君子标准的分流或与嘉祐八年(1063)混乱动荡的政治风波直接相关。周敦颐通过改造菊花形象剥离掉了陶渊明的君子内核,而强化了其隐士外衣,为后世评说陶渊明留下了新的话语范式。     

最可宝贵的性格之写照——谈鲁迅的《莲蓬人》

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以莲“出于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赞誉“君子”之美德,成为传世之作,鲁迅的《莲蓬人》,以莲莲“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的风姿写照出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成为脍灸人口的绝唱:     

《爱莲说》语译和简析

新选入初中语文课的《爱莲说》是一篇赞颂莲花,寓情真切的短文。 此文作者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宗道州营道(现在湖南道县》人,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是宋朝理学的祖师,著有《太极图说》、《通书》和《周元公集》(《爱莲说》即选于此集),宋朝有名的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二人,都是他的弟子。他的学说为宋以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他家几代住在营道濂溪;后来他住在庐山莲花峰前,峰下有溪;他也名之为濂溪,学者称他濂溪先生。 作者仅用119个字,就把莲花的清逸秀美展现在读者面前,历历如绘,情溢行间。“说”,是论说文的一种体裁,可以说明事物,也可以论述道理。我们可用语体文把它加以翻译和品     

《爱莲说》的创作地考论及其意蕴

北宋嘉六年(1046)至治平元年(1064),周敦颐任赣州通判,写下了千古名作《爱莲说》。《爱莲说》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著名诗人黄庭坚来赣州,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赣上食莲有感》诗。赣州市内旧有爱莲池和爱莲书院,纪念周敦颐。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因为《爱莲说》的魅力与影响,该文的创作地居然说法颇多,其实撰于赣州无疑。     

《濂溪志》版本述略

周敦颐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承上启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以收集整理周子作品、传、表、族谱、世系、祠堂、书院及后儒论断、吟咏之作为主要内容的濂溪志,是研究周子的宝贵材料。目前国内现存的濂溪志版本共有八种,即：明代胥从化版《濂溪志》十卷、明代李桢版《濂溪志》九卷、明代周沈珂、周之翰版《周元公世系遗芳集》五卷、明代李嵊慈版《濂溪志》十三卷、清代吴大镕版《周公濂溪周夫子志》十六卷、清代周诰版《濂溪志》七卷、清代周诰版《濂溪遗芳集》二卷和清代彭玉麟版《希贤录》二卷。     

“五经博士”周冕对濂溪学发展的影响

自明景泰七年始,濂溪后裔周冕赐被封为"五经博士",朝廷实行了世袭授职、修葺祠宇等系列优抚政策,成为濂溪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周冕通过祭祀来扩大和深化理学的传统,修纂《濂溪遗芳集》,建构以濂溪学为中心的后学图谱,不断传播着濂溪学说及故里风物,引发后世文人学者竞先修史编志、刻石题咏。这适应了理学到心学的学术文化转向,将濂溪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莲说“心”语

中国文人向来以物咏志，周敦颐的《爱莲说》说流传百年，为大众所喜爱，也真正地奠定了莲花在中国文学中清廉高洁的艺术形象。其中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对莲的咏叹，更反映出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美学观念。本文将以躯体标识器补充下的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础，探究《爱莲说》的认知结构，发掘使其能够广泛流传的语言特点。     

周敦颐的"君子人格"与"君子之政"及其当代价值

周敦颐在<爱莲说>、<通书>、<太极图说>等著作中对君子人格进行了阐述,区分了人生追求中的 "大"与"小",认为生命中之道德境界的追求高于和重于生活中之物质与地位欲望的满足,能有如此体认并能力行践履,便成就了"君子人格";以之从政,便是"君子之政".这些观念和实践值得今人高度关注.     

莲

历史上,很多文人都写过赞颂莲的文章,最有名的是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近代的文学家朱自清也写过有名的《荷塘月色》,把荷塘月夜的宁静、荷花开放的     

《易传》中君子人格的养育

君子人格的培育,是《易传》的主要内容。《易传》强调君子学习的最高目标是圣人之道。在学习方法上,强调君子要注重书本与实践结合,要注重从自然之象和卦象之中学习。《大象》集中体现了君子求学于自然之象和卦象的内容,包括君子之德、处世之道、教化之方、管理之术、刑狱之事等等。这种注重从自然之象中学习的方法,是先秦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民族寓言与“中国形象”的营构——《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评介

吴翔宇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立足于鲁迅营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语境、建构策略、形象序列及价值评估等重要问题,系统地梳理 了鲁迅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实践及心路历程,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晚清女报与近代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发生——以《女子世界》为观察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作为新兴媒体的报刊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化空间。女性小说创作也不例外,其作品大多首先载于报刊,从数量观之,则以女报为最。本文以晚清重要报刊《女子世界》为“集散地”,考察晚清女报的编者对于女性报刊体例、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等方面的构想为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发生提供的制度上的铺垫。     

论译者的翻译个性——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

创作个性是文论中的重要论题,受之启发,提出翻译个性的概念,指译者基于自己对翻译活动的独特认识与体验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就决定了译者翻译个性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译者与作者的个性差异,译作偏离原作的现象普遍存在,创造性偏离越明显,译文往往越有审美性与艺术性,译者的翻译个性也就越鲜明,如霍译《红楼梦》体例的更新与变异、整合补偿的广泛运用等。翻译个性有利于推进译作与译者本人的经典化进程,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论题。     

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逻辑——基于对师德政策特性的分析

师德问题的治理虽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从宏观的政策层面看，同样需要遵循师德政策的逻辑，即合于师德政策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师德政策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就师德规范的体系而言，师德政策具有层次性；（2）从"政策群"这一角度出发，师德政策涉及多维主体。正确评估我国当前的师德建设状况和合理规划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路径，需要以遵从师德政策的这两个特性为前提。     

换“所”不换“师”式变更与审计费用

以签字注册会计师流动为视角,考察换"所"不换"师"式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换"所"不换"师"式变更当年的审计费用显著低于其他形式变更;进一步地,在换"所"不换"师"式变更形式下,签字注册会计师在变更前的任期越长,审计费用越低。研究结果说明,签字注册会计师的个人因素以及其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这层关系会对审计费用产生某些特定的影响。     

美国师德问责体系的结构、特点及启示——基于德克萨斯州的经验

美国德克萨斯州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了一系列教育工作者违规行为问责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师德问责体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师德问责体系具有独特的结构与特征。颁布《教育工作者伦理规范》，使问责有法可依；设立专门机构，使问责主体明确；细化教师违规行为，使问责有据可凭；强调证据证词，使问责合理科学；重视结果多样，使问责责罚分明。这些对于促进我国师德问责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平台卖家违规行为、买家态度与平台型电商声誉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平台卖家的各种违规营销手段层出不穷,给平台型电商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损害.通过设置情景模拟实验,根据不同销售阶段卖家实施违规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对平台卖家违规行为进行了总结及分类,探讨了平台卖家不同类型的违规行为对平台型电商声誉造成的影响及原因.研究发现:(1)较之实际销售欺诈行为,消费者对平台卖家虚假营销宣传行为的态度更为消极,从而会对平台型电商声誉造成更大的破坏;(2)买家态度在平台卖家违规行为和平台型电商声誉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平台卖家违规行为通过影响买家态度进而影响平台型电商声誉;(3)平台卖家声誉对平台卖家违规行为与买家态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平台型电商可以制定更加精细化的治理策略,对不同类型的平台卖家违规行为以及不同声誉水平的平台卖家采取差异化的监管办法,并运用一系列手段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获取消费者的信任,改善买家态度,以维护平台型电商声誉.     

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

中外儿童文学充满了“动物”色彩,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为了对少年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题材。通过论述动物文学与儿童文学交错重叠的关系,回顾了儿童动物文学的兴起,并从政治、社会、科技发展等方面分析其发展动力,综述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挖掘其研究意义,肯定其对儿童成长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旨在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与新动力。     

董事责任保险能否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务丑闻的曝光,使得企业董事及高管面临严格的监管审查并导致其执业风险不断加大,由此促使作为董事和高管的风险分散与权益保障机制的董事责任保险需求愈发凸显,但是董事责任保险并非万能的保护伞。正确认识董事责任保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对于企业管理层和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公共生活中儿童身份的迷失与回归

儿童身份是对儿童亦或童年的一种属性的界定,更是对儿童教育界限的一种表达。儿童身份和儿童教育之间以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确立了儿童教育的样态与价值。学校作为儿童活动的公共场域,表现出了儿童生活的“公共性”和儿童教育的“向善性”两大核心特征。学校公共生活中由于身份差距的悬殊,儿童“妥协”成为常态化问题,儿童身份式微,具体表现为儿童身体的缺失、儿童话语的缄默和儿童意识的迷失。舒缓儿童天性与公共理性、儿童意识与公共权威、儿童经验与公共知识之间的巨大张力并建立一种平衡,是实现学校公共生活中儿童身份从“占有”到“存在”这一超越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