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我国乡村旅游近年来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吃餐饭,打圈牌”等诸多问题。而美国乡村旅游以城市化与工业化“双轮驱动”,并以乡村俱乐部、乡村文化旅游、农业旅游和门户社区旅游为主导的多元业态体系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典型经验上,美国注重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展现来引导游客参与体验;强化政府和高等院校对乡村旅游产业的重要推动作用;重视法治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保障作用并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乡村旅游开发政策的核心原则。在我国乡村旅游消费需求个性化、产业升级扩容与提质增效的新时代背景下,美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其中在建设以农村人和乡村文化为中心的特色景区,反思主流文化中的农民与乡村形象并积极改善,营造规范、健康、可持续的乡村旅游市场环境,塑造有限主导、顺市而为的服务型政府角色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借鉴对于提升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整体水平、竞争能力、全球影响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嵌入理论下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理

理清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制,是将外部资源转换成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关键。研究发现,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行动,既回应自身市场获利的经济属性,又有贡献反馈家乡和带动村民主体增收致富的传统社会属性,在疫情后还具有稳定地方经济和发展秩序的新社会属性。该群体通过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关系嵌入等路径与村庄社会实现深度融合,与地方政府、分化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互惠合作的产业共同体。同时,资源型乡贤“家乡人”的地缘身份和共同产业利益的联结,助力形成的多元主体共同规约的经济风险防范举措,以及国家制度规范和村庄公共性双重约束的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实现了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结合发展。此外,还需增强基层社会的治理与监督能力,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组织与引领,以应对资源型乡贤向营利资本的异变转型。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联村发展”——对陕南H县“三联”经验的考察

脱贫攻坚结束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后,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发展面临政策环境转型、外在扶持力度减弱等新挑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此,H县创新探索出了以“支部联建、资源联享、产业联盟”为核心的联村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弥合产业发展的市场边界与村庄的行政边界不一致的罅隙,通过跨域机制、整合机制与链接机制打破乡村产业跨边界发展的梗阻,有效整合不同主体的多方资源,推动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并最终构建乡村产业发展共同体。联村发展不仅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而且还直接助力乡村产业兴旺与共同富裕政策目标的实现。     

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依靠完善的支持保障机制,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以市场力量作支撑,更重要的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为此,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构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农民主体”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发展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和多主体协同发展,打造了以农业生产与休闲度假旅游为主的新型产业。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政府政策支持撬动了村庄沉睡资源,促进资源化资产;市场力量下乡经营村庄资源促进经营市场化,带动了更多资本下乡;政府支持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促进了收益均衡化,从而推动了农民生活富裕。进一步分析鲁家村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是村庄发展的根本遵循,发达的县域经济是资本下乡与人才回流的经济基础,而农民主体性的觉醒与发挥需要领导者的带动与引导。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产业帮扶类型与成效——以鄂西南少数民族自治州脱贫村产业帮扶为例

产业帮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本文借用社会结构与激励约束相容理论,分析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村政府主导、公司主导、中农主导三种产业帮扶类型的运作过程、产业效果与发展困境。从实践来看,三种产业帮扶模式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取得部分激励相容,但同时存在不同程度的代理困境与发展短板。其中,政府主导型具有普惠性强、资源充沛等优势,但易陷入行政约束短缺与政策激励失效之困境;公司主导型具有产业发展灵活、高效等优势,但易因经济逐利性引发剩余索取权之困境;中农主导型内嵌于村庄自然环境与文化基础,具有较强的内生动力与长远的发展空间,但存在市场激励不足、政策资源过少、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困境。实现多元产业帮扶模式的协调发展,还须以推动约束机制向激励机制转化为抓手,持续克减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作用,激发政策支持、市场效率等因素的激励效用,促使三种产业帮扶模式在主体博弈中实现激励相容,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帮扶在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重要作用。     

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初探

在后扶贫时代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巩固和提升产业扶贫成果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有积极意义。在论述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与价值基础上,提出政策-要素-利益的融合分析视角,并结合广西P县个案"扶贫车间"的回访调查,分析政策、要素、利益三者在产业衔接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在后扶贫时代,通过强化政策保障机制,使扶贫产业的政策投入作为输入型资源,从兜底扶持转变为激励策略,从项目制打造扶贫产业点到政策集合助力培育和布局核心产业;建立要素融合机制,增强产业竞争力应当引导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依托区域市场提升产业链拓展功能,实现产供销有效性整合;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强调产业振兴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政府、企业、村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均衡和共享。过渡期的有效衔接将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效能提升,在诸如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条拓展、利益均衡分配以及产业发展基础性制度建构等方面呈现出积极效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导向存在地区差异性,其最低目标在于维持劳动力的有效就业,保持集体经济的活力以及实现农村生产要素资源的有效利用。     

地方国企参与乡村振兴合作治理机制解析——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

超大城市郊区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类型,其振兴路径尤其是产业振兴的经验对于广大乡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示意义。本文聚焦地方国企参与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合作机制,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政府一元主体结构,以股权为纽带,构建起政府、地方国企、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组织机制,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但“百村”模式作为将行政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载体,其治理在实践中仍表现为一种“作为管治的治理”。由于缺乏合作治理理念的价值引领,各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搭便车问题使得地方国企尚未完全发挥其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走向合作治理”可以被视作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体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取得认同、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在此理念下,需从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三个维度着手进行全面优化,真正将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尤其是地方国企的活力,实现乡村产业更有效、更全面、更充分的合作治理。     

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安徽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案例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乡村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乡村振兴面临内生性能力不足的挑战,需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性治理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合作性乡村治理以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为前提。通过对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的考察发现,基层组织重塑重构了乡村社会秩序、信任机制和公共领导力,这对促进多方参与的合作性乡村治理具有基础性作用,而联合党委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实现了村民生产生活目标、企业的营利性目标、基层政府的公共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利益联结。本文由此尝试构建了“组织重塑—利益联结—合作性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实现合作性乡村治理要注重组织基础,通过组织重塑合理界定与规范基层政府利益、尊重与实现企业利益、保障与发展村民利益,可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带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构筑多元一体和互利共享的利益实现机制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多元主体共同繁荣发展的合作性乡村治理的基本框架。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发展高质量的乡村旅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旅游的人口反虹吸效应、经济提振效应和基建带动效应能够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形成有效衔接,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然而,在两者衔接的路径中,乡村旅游业又存在市场发育不健全、产业联动效应不明显以及战略衔接不系统的问题。通过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多层次分析,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改革路径为:微观层面以市场培育为核心,兼顾生态文明、创新竞争、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领域;中观层面积极发挥政府的产业引导作用,探索现代化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系统发展模式;宏观层面以中央政策为核心,因地制宜论证各项战略在本区域的有效衔接路径。     

产业振兴：村集体产业主体的融合发展机制分析——以安龙县红旗村发展红托竹荪产业为例

村集体产业发展主体包括政府、村集体组织、企业和农户。在欠发达地区，村集体产业多源自政府产业扶贫项目，前期主要由政府主导发展。对安龙县红旗村发展红托竹荪产业的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阶段，必须依靠多重主体融合发展才能实现乡村产业发展。具体体现为：政府要转变角色和职能，由主导发展变成辅助发展；村集体要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强调自主性；产业发展要依靠市场运作，企业市场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发挥农户参与经营可以避免产业发展方向出现偏差，强调农户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主体性地位。     

三权分置政策导向下农村宅基地盘活机制实践探索

随着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村宅基地进一步盘活市场和发展空间需求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对中国农村宅基地政策演变和不同开发模式进行比较,讨论三权分置政策内涵,以陕西省礼泉县官厅村为个案,结合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法,通过对现状宅基地实际宗地数量、人均拥有量、人群对宅基地用途意愿等分析,研究农村宅基地发展变革历程,探索宅基地利用实践策略。研究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平衡需求的驱动下,宅基地发展存在制度缺失、市场秩序混乱、多元利益主体需求难满足,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不匹配等方面困境,通过指标互补、产业融合、休闲共享等实践模式,形成三权分置体系下农村宅基地的盘活作用机制,即摸清宅基地荒置底数,部分建设用地转化为耕地;引入文化运营企业,植入乡土体验、精品民宿等新业态新功能,实现企业+村集体+村民的三方共赢;对原有农房户型进行现代化和适老化改造,城市居民与原住户共享养老空间;利用实际建设与运营成效来验证开发模式的可行性,能够纾解农村宅基地发展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旅游开发的耦合逻辑——以重庆市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实践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乡村文化振兴不可或缺的内生力量。过去数年全面推进精准扶贫脱贫的实践证明,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乡村产业的发展,对实现农民增收产生了积极作用,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作助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融合机制时,要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旅游开发的多元监管制度;要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核心基因,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构建“三位一体”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模式;要创新社区居民参与机制,拓宽居民多元参与渠道;要推动“点面”相结合的“农+旅+非遗”融合等机制,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的管理结构可以视为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要维持该系统的有效运行,政府、投资经营者以及当地村民应该发挥既有的功能。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也存在着政府未充分发挥社会治理职能、投资经营者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较浅显、当地村民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且缺失话语权等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我国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吸引投资并进行科学规划与规范管理;投资经营者应深入挖掘特色乡土文化,同时构建并延伸产业链;村民应该积极参加专业培训,增强自身参与性。     

基于“两山”理论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习近平“两山”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应积极践行“两山”理论：贯彻“两山”发展理念,以绿色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生态宜 居家园;探索“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兴旺和移风易俗;构建“两山”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实现乡村生活富裕。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

乡村产业助推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根基。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建立健全乡村休闲旅游业政策体系是推动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的前提。以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为样本,基于政策工具乡村价值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乡村休闲旅游业政策工具运用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休闲旅游业政策工具应用偏好环境型政策工具,但其内部结构不均衡,尤其是策略性措施使用频率较高;结合乡村价值维度来看,不同价值维度下政策工具的运用不平衡,面向文化及生态价值维度的政策工具较少;此外,乡村休闲旅游业政策工具组合涉及诸多部门和机构,配套机制亟待优化完善。未来乡村休闲旅游业政策工具实践应用应优化基本政策工具的内部组合结构,加大面向文化与生态价值维度的政策工具支持,建立健全乡村休闲旅游业政策体系及配套机制。     

乡村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合作战略问题探析

乡村旅游企业普遍存在管理基础差、经营规模小、旅游资源分散化等弱质性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了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文提出以政府和社区为支撑体系,通过产业集群化发展和供应链一体化,推动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希冀利用合作战略来解决乡村旅游企业存在的问题,以推动我国乡村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     

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项目化的资源配置和供给是当前基层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通过实践考察发现,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存在项目竞争与政绩工程、项目导向与政府错位、项目逐利与执行变通、项目实施的基层矛盾与精英俘获等多重困境。而困境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乡村振兴项目有限性与需求广泛性的张力、项目分配中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不足、科层制与项目制的双重规制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做好项目整体规划与分配、提高项目利益协调能力、强化项目监督、优化科层制与项目制的关系是破解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困境的有效路径。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要义与保障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四川民族地区属于典型的山地经济发展区,拥有丰裕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并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实“生态立区、旅游兴区”方略的根本抓手,是践行绿色低碳规划引领、助力“双碳”政策理念与目标达成的必然选择,是有效阻断致贫返贫风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动力。基于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进行探讨,提出了应建立健全政策支持机制、构建多元利益共享机制、优化产业融合发展机制、搭建跨界人才培养机制、完善多元协同监管机制、创新科技赋能支撑机制。